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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于文壇而言,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
17年前,劉斯奮的《白門柳》脫穎而出,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一鳴驚人,《白門柳》一版再版,并被改編為多種藝術樣式。然而在風頭正盛之際,劉斯奮卻毅然封筆,全面轉向書畫,并于去年將成果在中國美術館作階段性展示,又大獲好評。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丁寧說:“把幾種才華集于一身是一種文人現象,是古老的現象。劉斯奮的出現讓我們確信中國文化的精神之脈仍然是活態的!
是命運對他格外眷顧嗎?誠然,他是認真而執著的,無論對于文學還是書畫創作;他又是淡泊而率性的,雖被視為“從政”者,卻從不把當官當做人生目標;他性情平和,對學術卻充滿敏銳和勇氣。近日,回顧《白門柳》的獲獎及與余英時的論戰,劉斯奮向記者娓娓而談。
讀書報:首先,我有一個屬于題外的好奇:您對網絡應用多么?如何評價網絡對自己的影響?
劉斯奮:我認為:互聯網時代是繼工業文明時代之后又一個新的時代。網絡正以不可阻擋之勢對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沖擊,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經營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將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甚至會在短期內引發一些社會波動。對此,我們在思想上應該有充分的認識,心理上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并及早謀劃好應對措施。
就我個人而言,不像年輕人那么敏銳地全方位擁抱網絡時代,只是在某些方面參與一下。比如在網絡上瀏覽新聞,QQ、微信、網購之類,我都參與。至于寫作,《白門柳》的前兩部我還用手寫,1990電腦在我國開始普及,當時還是速度極慢的286,我立即學習五筆字型輸入法!栋组T柳》第三部就是在電腦上完成的。后來,也利用網絡做點學術研究,覺得方便之處不少,起碼不用像老一輩那樣大量做卡片來積累材料,因為很多材料網上都能找到線索,查找起來就方便得多了。
讀書報:您的作品在網絡上流傳很廣,您會介意自己的電子版權嗎?
劉斯奮:對于一本書的作者來說,最大的快慰莫過于能有盡可能多的讀者分享。寫書時付出的勞動當然應該有所回報,但我覺得不是第一位的。因此簽約的時候我也不重視電子版,我覺得這不太妨礙圖書銷售。
讀書報:還記得當年獲茅盾文學獎的情況嗎?
劉斯奮:第四屆評獎因為與上一屆隔了八年,壓了一千多部作品,競爭非常激烈。歷史小說中有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唐浩明的《曾國藩》等,當時的名氣都很大。而我的《白門柳》當時只出版了兩部,第三部雖然寫完卻還未出版;加上我并非專業作家,此前也未發表過有影響的作品,在全國的文學圈乃至社會上缺乏知名度。再就是十幾年間全力以赴寫作,和文學圈很少打交道,在文壇中的關系交情都很淺。作品能獲獎可以說完全是出于那一屆評委們的公心。雖然一度引發質疑,但也由此受到關注,越來越多讀者表示認可這部作品,后來又入選中國出版集團《20世紀中國文庫》和《中國新文學大系》,先后一共推出十一個版本。
讀書報:作為非專業作家,您是如何想到寫《白門柳》的?寫作時如何應對面臨的挑戰?
劉斯奮:那是1980年,我赴廣西出席一個學術會議,途中結識了編輯邢富沅。交談中他發現我對歷史有想法,便建議我寫歷史小說。當時既未定題材,也沒計劃寫三部,這都是后來的事,F在回想起來,藝術創作這件事,確實不能完全用常情常理測度。人的潛能,是要在實踐中才能開發的。譬如,在此之前,我只寫過一些詩詞、散文,做過古典詩詞的整理、注釋,但一直覺得自己不會寫小說,雖然也曾嘗試式地寫過一兩個短篇,也并不成功。忽然決定要寫長篇,而且寫多卷本,確實有點膽大妄為。何況對付《白門柳》這樣的題材,我還面臨幾大挑戰:一、我是土生土長的嶺南人,此前從未踏足江南,對江南的認識無論是現實還是歷史,都只限于一些文字記載。如何根據史料文字發揮想象力,去還原當時場景?這就是一大難關;二是小說的題材比較“硬”,主角是當年的大文人,大思想家。怎樣從文化上、學問上駕馭和把握這些人物?怎樣把思想家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來塑造?怎樣把抽象的思想轉化為藝術形象?過去似乎還沒有一部長篇小說做過這種嘗試,也就無從借鑒。還有,就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多卷本小說總是一部不如一部。如何打破這道“魔咒”也是絕非輕松的考驗。十六年寫下來,也沒有特別刻意和費勁,幾大難題居然都得到克服,這恐怕就不是常理能夠解釋的。
現在的文學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規律,研究共性,但是其實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卻是藝術家的個性,就《白門柳》的寫作而言,我的主要感悟是一個人無論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揚長避短。如果寫當代題材的小說,我未必寫得好。因為我的生活經歷并不特別復雜曲折,雖然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但總體來說并不比其他作家豐富,對群眾的生活習慣和語言也不夠熟悉。這無疑是我的短處。我的相對優勢在于:由于家學傳承,我從小受傳統文化熏陶。特別是在古典詩文方面有過較深的鉆研,對于古代文人的生活習慣、喜怒哀樂、價值取向比較熟悉。這樣一種“童子功”,使我在接觸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史料時,有一種如歷其境,如溫舊夢,如對故人的感覺。這也許又是我的長處。使我避免像有些缺乏準備的作家,忽然要寫歷史小說,只好臨時抱佛腳地進行惡補,要做很多未必真正有成效的準備。當然,與歷史研究家相比,寫小說除了對素材的熟練駕馭,還必須有很強的形象思維能力和過人的想象還原能力,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讀書報:那么您是掌握了哪些技巧?
劉斯奮:這可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不過,如果只講體會最深的一點,那就是對于“節奏”的全面把握和運用。大至結構、情節、敘述語言、小至人物對話、細節安排,我都處處貫徹“節奏”的理念。事實上,我認為:一切的藝術的最后抽象都是節奏。音樂、舞蹈、繪畫、書法是如此,文學創作也是如此。掌握節奏之后,寫來就能夠如同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所謂節奏,其實是藝術家的心靈律動,通過作品傳遞給讀者,而讀者則憑借作品的節奏,感受作者心靈的律動,產生共鳴,從而使藝術的審美功能得以實現。在這個問題上,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的書法,書法只是一根最抽象的線條,之所以能成為藝術,就是書法家憑借內心的律動,把節奏賦予了線條,才使之具有打動人的魅力。好文章能蕩氣回腸,同樣是因為掌握了語言的節奏。
當然,寫小說除了要掌握運用好節奏之外,還要不斷有新點子,特別是長篇小說,新點子更加必須層出不窮,以期不斷挑動讀者的閱讀興奮點!栋组T柳》作為多卷本小說,之所以能夠避免一部不如一部,除了敘述內容和角度一再變化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做到了點子層出不窮。使讀者不會因為重復雷同而產生審美疲勞,失去閱讀的興趣。
讀書報:《白門柳》后來被改編為多種文藝樣式,流傳很廣。自己回過頭來反觀,您覺得有什么遺憾之處嗎?
劉斯奮:如果說有遺憾,就是在錢柳情愛方面,大概我原來更著重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描寫他們,也就是說對他們這種老夫少妻結合的功利性考慮比較多,作為紅顏白發的戀情,恐怕還有人性的一面,也不是那么純粹的功利,這方面我著墨較少。
讀書報:《白門柳》獲獎之后又是什么狀況?為什么沒再寫小說?
劉斯奮:寫完《白門柳》前兩部后,我先后去廣州市文化局、出版局、宣傳部任職,無法集中時間寫作,因此第三部拖了7年才完成。寫了十幾年小說,可以說還是相當辛苦的。從三十六歲到五十三歲,是我精力最飽滿、藝術感覺最敏銳、創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歲月,全都投入到《白門柳》的創作中。的確,壯盛之年才能出佳作。所謂“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钡搅死夏,恐怕沒有幾個作家能把長篇小說寫好。獻丑不如藏拙,聰明的辦法是見好就收。不妨學個瑪麗蓮·夢露,把形象定格在最美好的時候。非得到了江郎才盡才下場,又何必呢。另外,我也想換一個活法。我的少年時有兩個夢,一是當作家,一是當畫家!栋组T柳》完成后,算是有始有終地了卻人生的一個夢,心里踏實了,剩下的“余生”就可以“揮霍”了。于是我想重拾畫筆,后來有機會擔任廣東畫院的院長,就更加促使我把精力轉向繪畫和書法,屈指算來,到如今也將近二十年了。
讀書報:這兩個夢都基本實現了。您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比較滿意吧?
劉斯奮:確實,自從去年春天把近十多年的創作成果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貫通融會——劉斯奮書畫詩文藝術展》之后,這第二個夢也算了卻了;叵肫饋,確實要感謝命運的厚愛。人生最快意的莫過于自身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至于是否能獲得歷史的認可,那是身后的事。生前一切吹捧炒作其實沒有太大意義,最終的定位還得靠實實在在的作品。
讀書報:當下文人字畫盛行,您怎么看?如何判斷文人字畫?
劉斯奮:中國畫三個源頭,一是工匠畫,二是宮廷畫,三是文人畫。前兩類因為要受制于雇主或皇室的意志,不能隨心所欲發揮自身的天賦才情,于是轉而在技術上精益求精。文人畫則是飽讀詩書的讀書人,有美術的天賦和興趣,發而為之。由于不是以此來謀生,所以更忠實于自身的文化理念和審美追求。
文人畫當然也要技術,但更強調發揮個性與激情,從而推動中國畫邁向更高的精神層面。文人畫的強調精神自由,加上工匠畫、宮廷畫的技術專精,共同構成中國畫今天的整體格局,可以說各有功勞。 文人畫在表現形式方面無疑也有其局限,但她代表著人類藝術發展的一種方向,這就是個性不斷解放。西洋繪畫也經歷了這個過程。早期西方的繪畫受制于宗教意志。一直發展到19世紀文藝復興,才把世俗的感情、世俗的形象摻雜到其中。后來又出現了印象派,打破了寫實的畫法。再后來,又有現代派、當代藝術等等,越來越個性化,甚至除了畫家本人,誰都不知道畫的什么。
中國文化由于其包容性,很早就出現儒、佛、道的共存,藝術家的個性發揮獲得廣大的空間,比西方提前了五百年。直到近代,中國整體國力下降,出現了否定自身文化的思潮。直到今天才又覺醒,重新發現文人畫。這和中華民族復興、自信心恢復有關。但是有多少是真正的文人?真文人是文化素養比較高,不以市場為價值取向,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形而上的東西。另外,文人畫在當今也有一個如何創新發展的課題。傳統的模式固然可以繼承,但要真正重振復興,還得創作出具有當代特色的文人畫。這需要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
讀書報:您當年與余英時的論戰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F在回顧,您怎么評價當時的論戰?
劉斯奮:這是學術界的一樁舊公案了。當時余英時的《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后,一時引起眾多議論。我因為主業并非學術,當時又正埋頭于《白門柳》的創作,對此可以說是渾然不知。直到有一天我的父親劉逸生先生把《明報月刊》給我,問我對余英時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才得知此事。我看后認為余文是以學術研究為包裝,達到為國民黨的統治張目的目的。本來,余先生自有其政治立場,加以表達是他的自由。但他偏要抬出已故的陳寅恪先生來,對其詩文進行任意曲解,致使陳先生的形象蒙上虛假不實的塵垢。這顯然是很不應該的。我父親便說這是王匡(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從北京帶來的,想請他寫文章反駁,但他已沒有精力寫,問我是否愿意寫。我覺得反駁并不難,便答應下來。于是一商榷、再商榷,總共寫了兩篇文章,與余英時的五篇文章都在《明報月刊》發表了。結果余先生掛起免戰牌,但又宣稱他已經取得全面勝利。此后好些年,雖然余先生不斷在各種場合提起這件事。但因為一直未見到他對我所提出的商榷論點進行正面回應,所以我也就未加理會。由于我不是學術界中人,尤其沒有以陳寅恪先生作為長期研究課題的打算,加上余英時是個名人,我更不想落個借“罵名人出名”的嫌疑,所以就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之句,用了“馮衣北”的筆名。又由于我當時只是個無名之輩,文章寫成便交給我父親代轉,對于王匡其實是向胡喬木請纓,同時此事還涉及錢鐘書先生等情節,我是事后才知道。其實,我作為局外人,當時愿意寫文章,主要是一方面對于陳寅恪先生被人無端污蔑于身后,感到不平;另外,也是有憤于余英時的文章口氣極其傲慢,視國內學人如無物。不過,使我略感遺憾的是,文章發表之后,始終未見有參與論辯的文章出來。倒是錢鐘書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認為“劉文甚好!”又,1988年,“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我有幸見到季羨林先生。他對我說:“由于年事已高,近年已很少看完一本書,但你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我是看完了的。我同意你的意見!彼告訴我當年北平學人撤離的一些舊事逸聞。兩位前輩當時的表態,至今對我仍舊是有力的鼓勵和持久的慰藉。
劉斯奮簡歷
1944年1月生,祖籍廣東省中山市,1967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一級作家,歷任第四、五、六屆廣東省文聯主席,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長期從事小說創作、學術研究以及繪畫、書法。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獲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文化論文《朝陽文化、巨人精神與盛世傳統》獲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山水畫作品《萬岳朝宗》被人民大會堂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