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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閉幕的第26屆香港書展上,學者李歐梵獲評“年度作家”。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在授獎儀式上稱,李歐梵雖是人文學者,但同時撰寫多種文化評論,筆耕不斷,授以“年度作家”是表彰他過去五十多年在文壇的杰出成就和貢獻。
今年73歲的李歐梵精神矍鑠,談起學術興致很高,自稱是“另類教授”,不按常理出牌。雖在香港定居,但他不買房,寧愿把錢花在旅行、聽音樂會上。他也不回避談論,自己和太太李玉瑩過著恩愛幸福的尋常日子。在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展示區,除了李歐梵的作品,還有好幾幅李玉瑩的畫作。
1942年,李歐梵生于河南,年少時遷居臺灣,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求學期間曾與同學白先勇創辦《現代文學》雜志,引領臺灣文壇潮流。其后,他負笈哈佛大學攻讀中國思想史,師從本杰明·史華茲和費正清,獲得博士學位。
在學界影響甚廣的專著《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正是李歐梵的博士論文縮寫版。他研究魯迅的作品《鐵屋中的吶喊》,致力于將魯迅從“政治神話”還原到作家的地位,從作品探討魯迅的內心世界!渡虾DΦ恰穭t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新感覺派”的作家和作品。對自己其他的中文著作,李歐梵都視之為“雜學”。
作為一個主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李歐梵自稱是“雜學家”,主張“古今中外的學問都要知道一點,不懂或不通的時候不恥下問,學問的意義就是邊‘學’邊‘問’”。他給自己貼了三個標簽:學者、文化人、愛好者。他說,“文化人的另一個通俗名詞是文化工作者,因為用文字作工具,又可稱為文字工作者。至于作家的頭銜,我愧不敢當,兩本小說也只能算是業余愛好的娛樂產物!睂W術研究之余,李歐梵喜愛電影、古典音樂和建筑,他說自己是“狐貍型”學者,“狐貍知道很多(小)東西,而刺猬只知道一個大東西”。
李歐梵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哈佛大學等,2004年從美國退休之后,他遷居香港,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借本次香港書展,羊城晚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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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寫了兩部小說,獲評“年度作家”有點難為情
羊城晚報:對于您獲得這屆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稱號,外界有一些爭議,認為您是學者而不是作家。
李歐梵:我留意到了,倒沒有不高興,反而是體諒大家的憂慮。我很尊重“作家”,作家是崇高又神圣的,自己不過寫了兩本小說,被稱為“作家”似乎有點難為情。于是我打算寫電郵婉拒獎項,還想著推薦黃碧云或小思,這兩人都比我更合適?蓜邮謱戉]件時,我太太說:“你以為自己是誰?時代不斷改變,作家的定義也不再片面,學者用心寫的文字也有價值!边@么一想,雖然我不是創作型作家,但也寫了大量雜文和評論,“年度作家”或許是對我這么多年的文化工作做出的一種肯定,這是榮譽,也是責任。
我想,與其將寫作者的身份畫等號,不如平等地用文字看待各人,去研究各自的風格,似乎更有意思。在我之前的五位年度作家,劉以鬯、西西、也斯、陳冠中、董啟章,五個人、五種寫作風格、五種身份,各自豐富了文壇的多樣性,是很值得開心的事。這也讓我看到香港文化的可貴,有一種寬大的混雜性。
羊城晚報:您自己寫過兩本小說,劉禾教授近來也出版了小說《六個字母的解法》。但有些人會認為學者寫不出好小說,這是偏見嗎?
李歐梵:不是謙虛,我確實覺得自己寫小說的文字不行,怎么改都不行,總比不上別人。小說不是傳記,是有思想有藝術的體裁,越看書越覺得自己不足。學者從事小說創作其實大有人在,比如我最崇拜的學者艾柯,他的小說《玫瑰之名》多了不起,里邊多少典故,你看他的小說就知道這個人真是讀書人,愛書如命的,F在分工越來越細,創作和研究似乎是截然分開的,其實不盡然,同時我也反對那種套用理論術語來研究文本的文章。
羊城晚報:資料上都說您和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他們共同創辦了臺灣《現代文學》雜志,您在其中擔任什么工作,在上面發表過文章嗎?
李歐梵:《現代文學》的創建在臺灣已經變成一個“神話”,身在其中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因為我沒做太多事情。主要負責人是我同桌王文興,他一進大學就說要辦一本雜志,他坐在我旁邊就是一天到晚在看書,看到好詞好句要抄出來,還跟我感嘆,“你看這詞用得多好,我怎么沒想到用這個詞!彼菚粋個字眼去摳的。班上還有一位同學陳若曦,她大一在班上寫了篇小文章,被老師拿出來公開宣讀,還推薦到當時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志》上發表。
夏濟安培養了我們這一批學生,沒有《文學雜志》就沒有《現代文學》,他去美國后,《文學雜志》也就停辦了。大家還想繼續把雜志辦下去,于是白先勇慷慨解囊,拿出從他父親白崇禧那分得的家產,到工廠放高利貸,用利息來辦了《現代文學》。我們想在臺灣建立一種“現代主義”的新風氣,把當時臺灣文學所流行的教條式的、形式主義的、為政治服務的東西丟掉,也是《現代文學》第一次將西方現代主義大師卡夫卡介紹到中國,發表了他兩篇文章。
文字的功能正在被視覺媒體取代
羊城晚報:小說在今天的地位日益邊緣,您有這樣的感受嗎?
李歐梵:好些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堅信,文字不死、文學不死,但會出現新的文學樣式,有時是我們料不到的,我持著開放的心態。文字表達的世界叫文學,電影不算文學,但劇本算。對我來說,寫作就是將文字背后的潛能用種種創意的方式帶出來,F在的危機不是文學問題,而是大家對文字不夠嚴謹和重視。比如說中文,多少人能像臺灣的王文興老先生一樣,每天只寫不超過300字?雖然你可以說最后出來的東西也不見得怎樣,但他那種敬業的精神,我都很想學習。我遠遠比不上他,在這個時代,看的人越少,越應該關注,這樣才能使文字不死。
我認為現在中國當代文壇,大家寫得太快了,出書太多,看都看不及,作家的創作欲太旺盛了,不再對文字進行雕琢,出版一部小說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快,就像中國的發展速度一樣。對我來講,文字的琢磨是要花很多工夫的,不然的話你搞別的算了。文字的功能正在被視覺媒體取代,照相、電影等等,F在大家吃飯前都瘋狂拍照,沒人再用文字去描述菜品的美味。而世界上的偉大作家,會用文字去描摹它的美感。普魯斯特寫《追憶似水年華》,他可以用幾天時間去寫法國小餅干的味道,他曾讓人用法文將這部分描寫讀出來,簡直如同音樂一樣,那種文字的魔力,即使不會法文的人,也同樣會受到震撼。
羊城晚報:最近有沒有關注哪位當代作家?您對當代文學有什么樣的整體判斷?
李歐梵:看了麥家的《暗算》,感覺蠻好玩,蠻有創意的。我年紀很老了,跟我交往的老一輩作家比較多,可能年輕人都不記得了。1980年代我到中國大陸也見到王蒙、張潔這些作家。后來也和蘇童、余華有過交流,莫言見過一兩次。但我認識年輕作家比較少,所以很難評論現在的寫作狀況,感覺恐怕是現在越來越多元了。中國地方大,人口多,不管什么都有各種各樣的。我自己是多元主義者,就怕文學往一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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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作者跟在批評家后面,
現在他們走在前面
羊城晚報:現在文學批評的影響力遠不如早些年了,您理想中的文學批評應該是怎樣的?
李歐梵:文學批評不是批來批去的,也不是批或者捧,文學批評叫Literary Criticism,中國古代文學也有,從文本出發,延伸到文字帶動出來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把作品的來龍去脈,放置于批評家的視野中進行闡釋,讓讀者得到一些新的見解?赡茏x者沒看出來,批評家看出來了,這我就覺得不錯,是我要達到的目的。而不是說我用一套艱深晦澀的理論文字嚇唬你,那是半吊子理論。真正的文學批評是要花很多時間的,因為批評本身要博覽群書之后才能寫。夏志清就是文學批評家多于文學史家,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略》基本上是文學批評的論集,他寫錢鍾書、張愛玲就非常精彩。
文學理論不能凌駕于文本之上,我反對過度理論化。但理論的好處是幫助我們思考,什么問題想不透,看看理論,噢,原來可以這么看。
羊城晚報:許子東老師說現在是文學批評最弱的年代,您認為呢?
李歐梵:我沒有太整體的觀察,許子東比我關注得多,所以我只能同意他的觀點了,F在的危機可能在于,尤其在中國大陸,尖銳的幾乎近于謾罵的批評很多,有些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而真正扎實有思考深度的批評,比較少,或者說影響力也小了,F在文學批評確實沒什么地位,想想當年李陀可是“呼風喚雨”式的批評家。今天的作者才不管呢,只要有一百萬讀者就夠了。以前作者是跟在批評家后面走的,現在走在前面了。中國的作家很多,但批評家越來越少。每次到書展,看到這么多作品,我都沒看,有個借口就是我老了,作品看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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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三部賺錢片之后,
就該拍一部不賺錢的
羊城晚報:您作為資深影迷,怎么看現在的一些大導演拍出來的片子遠遠不及他們的早期作品?
李歐梵:我擔心這些導演受到過度商業化的影響,特別是張藝謀,過度商業化之后,他是為賺錢而拍的,為大場面、為觀眾而拍,但早期他們本身是為電影來拍的。他早期的《黃土地》,那真是為電影理想而拍的,我還在課上給學生講過。不能說現在他們江郎才盡,而是他們太聰明了,認為談藝術的年代已經過去,于是就不再拍這種電影。但我認為不見得,還是應該站在藝術良心上。一個真正好的藝術家,拍三部賺錢的片子以后,就該拍一部不賺錢的。張藝謀的好電影其實都是小成本電影,比如《我的父親母親》、《秋菊打官司》,最差的是《金陵十三釵》,簡直是不應該拍的,當然我這么講有點過分啊。
羊城晚報:您在大陸出生,臺灣成長,在美國度過大半生,如今定居香港,能否談談不同地區給您留下的不同印象?
李歐梵:我感覺臺灣還是有種中國文化的底蘊,就是儒家的理念,謙虛、和氣、善良,也很注重人和社會的關系。相比之下,香港和大陸在這方面少了一點。香港的文化是通俗文化,但精英文化也有,很多小眾團體、活動也都很多,所以我說香港的文化是不按常理出牌,我蠻喜歡的。香港文學中嚴肅的作品少,但少數這些作品耗費作者很多心血,比如董啟章的小說,文學技巧非常多,內容也很深刻,但香港很少人看,感覺是吃力不討好。我是另類教授,如果北京污染不嚴重,我還蠻想住在北京的。臺灣居住是舒服,但太閉塞了,想來想去還是定居香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