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作家應有自己的“手電筒”——陳歆耕訪談錄

　　陳歆耕小傳

　　筆名辛耕，江蘇海安人。1985年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1974年應征入伍，歷任東海艦隊戰士，《解放軍報》編輯、記者、記者站站長、記者部副主任，《文學報》社長、主編，創辦《新批評》�？�，倡導“真誠、善意、銳利”的文藝批評，在文學界、知識界產生了廣泛 的 影響。著有長篇報告文學《點擊未來戰爭》、《廢墟上的覺醒》、《赤色悲劇》、《貓鼠博弈——小偷回憶錄》，中篇小說集《孤島》，中短篇報告文學集《青春驛站》、《海水下的冰山》，文化批評隨筆集《快語集》等。獲得多種文學獎。

　　“真誠、善意、銳利”

　　晚報會客廳：陳先生好！《文學報》是廣大文學愛好者的良師益友。近年，很多高校的學者和一線評論家很看重貴報，主要是因為你們的“新批評”風生水起，端午節在周莊采訪你，很想請你就這個“新批評”給我們讀者談談。

　　陳歆耕：好的，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在《光明日報》上應邀撰文，專門談我們的《文學報·新批評》，那天很具體，是2014年6月2日。為什么記得這么清晰呢，因為這一天是《文學報·新批評》創刊三周年紀念日。農歷，這一天適逢端午節。我們現在在周莊再談這個�？�，又是一個端午節，參加周莊的“夜周莊三字經全球征文頒獎”，很有意思。所以，我說，這樣一個看似偶然的巧合，似乎寓意著一種來自幾千年前歷史深處的呼喚——這呼喚聲中有傷時感世、憂國憂民的胸襟，有讓天下遍植香草的情懷，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著……此刻，我久久地凝視著新一期《新批評》的版面。從第一期到最新一期，內容期期更新，但每期封面下方的一排中外批評大家們如雕塑般的頭像始終未變：劉勰、魯迅、茅盾、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但沒有屈原，因為屈原是偉大的詩人，而不是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在繼續前行的旅程中，向這位偉大的詩人致敬。因為，偉大的詩人、作家和偉大的批評家，他們無論曾是盟友還是“敵人”，都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者！

　　晚報會客廳：這個�？�一開始，就是高揚“真誠、善意、銳利”的旗幟，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情形有點像人們所說的“缺什么補什么”。這個�？�的出現，其針對性是很明確和具體的。

　　陳歆耕：對。我曾對參與《新批評》編審的韓石山先生半開玩笑地說過一句話：“等我離開現職崗位了，準備寫一部叫《〈新批評〉備忘錄》的書�！闭f是這么說，這部書我會不會去寫，我也不知道。因為要全面真實地呈現《新批評》走過的旅程，必然要涉及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現象。從“向善”的角度考量，有些“真話”是不能全講的。我非常理解季羨林先生那句名言：“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的難言之隱。但有些事情，完全繞開也是不可能的。2013年初曾有人通過微博，用非常尖刻的詞語質疑批評家李建軍發表在《新批評》上的一篇文章。此事引起全國各類媒體的跟進報道，從各地方報到首都的報紙《新華每日電訊》《中國青年報》、央視的《文化正午》欄目，都在評說和關注這一事件。有媒體采訪我，問我對李建軍文章的看法。我回答：“《新批評》的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那是批評家在細讀文本后自己做出的藝術判斷�！弊畛蹩�發報道的《新京報》算是比較準確地傳遞了我的觀點，標題是《“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但很多媒體在轉述這篇報道時，略去了標題中的“文章”二字，就把我要表達的觀點完全弄擰了。說《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肯定沒有什么不妥。因為《新批評》上刊發的文章各種聲音都有，對某一部作品，評論者持有完全對立的意見也是常態，那么《文學報》該站在誰的立場上呢？或誰有資格對不同意見的評論做一錘定音的裁判呢？　　因此我認為，《新批評》只是提供了一個“百家爭鳴”的平臺，只要在文學藝術的框架內，各路“神仙”都可以登臺發表一己之見，公公婆婆各說各話也無妨。一己之見，很難說都是真知灼見。但如果說“《新批評》不代表《文學報》立場”則是有問題的，《新批評》當然有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最初在征稿啟事中反復申明的“三提倡三反對”“：倡導真實、真誠和自由、銳利的誠意批評，反對謾罵式的人身攻擊；倡導‘靶標’精準、精到的及物批評，反對不及物的泛泛而論；倡導輕松、幽默、透徹的個性批評，反對故作高深、艱澀難懂的‘學院體’�！焙髞�，編輯部又將之概括為六個字：“真誠、善意、銳利”。漢字就是如此精妙，略去兩個字，就會產生嚴重的誤讀。

　　中國并不缺少文藝評論，缺少的是真正敢講真話的、純粹的文藝批評

　　晚報會客廳：是的，“文章”二字不能省略。不論是否主觀省略還是客觀省略，都會產生負面影響，要引起注意和自重。這就像一個舞臺和演員，舞臺是我的，演員是我請來的，演員的風格可以是各家的，但舞臺則“我的地盤我做主”。�？�是報紙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陳歆耕：我們《文學報》為何要創辦《新批評》？又為何要持這樣的辦刊宗旨和立場？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是三言兩語能夠道清的。在它誕生之前，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在批評文藝評論生態出現的嚴重“污染”和惡化，但如何改變惡化的文藝評論生態，卻幾乎沒有人拿出可踐行的方案。當有人提出要加強文藝評論時，他自己恐怕也不完全清楚，需要加強什么樣的文藝批評。從數量看，全國有為數眾多的文藝理論評論刊物，報紙也在刊登各類文藝評論的文章和類似文藝評論的文化報道，但人們又感到真正的文藝評論非常稀缺。文藝評論到底在哪里出現了問題？我以為，事實上，中國并不缺少文藝評論。缺少的是真正敢講真話的、純粹的文藝批評。如要匡正文藝批評的時弊，當然首先要弄清楚文藝批評的“病灶”在哪里。經過考察和梳理，我們覺得“癥結”有三：一是“胡吹亂捧”，受人情面子、“紅包”等因素影響，只說好話，不說問題，甚至把“丑小鴨”吹成“白天鵝”“，老好人”的身影頻頻出現在各類作品研討會上；二是抽象否定、具體肯定成為很多批評家的批評策略，他們在談宏觀文學現狀時，對普遍存在的問題義憤填膺，而一談到具體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則完全轉換成另一套話語，幾乎全是溢美之詞；三是大量毫無章法，只從個人好惡出發，缺少專業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評論”充斥網絡。正因如此，文藝批評幾無公信力可言。聽起來“眾聲喧嘩”，但滿耳皆“垃圾噪音”。

　　晚報會客廳：應說，�？�的出現和紅火，為《文學報》贏得了很好的聲譽，使得一份報紙更有“骨質”，有一種“補鈣”的效應，為讀者補鈣，也為文壇補鈣。也團結和擴充了讀者作者的新老隊伍。

　　陳歆耕：辦刊整四年，要說我個人有什么最直接的感受和收獲，最主要的，我感覺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導師的門下，完成了學位的提升。因為三年中，�？�所有文章我都認真仔細閱讀過，由于職業需要，有的文章不止讀過一遍。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學養深厚、文字老辣的學人，有的是80后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他們刊登在《新批評》上的文章，盡管風格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的文章，多掙脫了人情的、商業的羈絆，是在仔細閱讀文本后作出的獨立評判，是尊崇自己藝術感覺、從內心發出的鏗鏘有力的批評之聲。他們是“真的猛士”，是“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我是“ “他們忠實的讀者和“粉絲”。河北老作家陳沖先生，可以視作批評界的老馬和黑馬。正統”的學院“派評論家，一般不太接納他的批評風格，用他的評論方式寫博士論文，十有八九是難以通過評審關的。有人說他的文字太繞，但這個曾受過高等數學專業訓練的作家兼批評家，如果他在表述時出現了“繞”，一定有它“繞”的理由，在他“繞”的背面是有嚴格的邏輯鏈條支撐的。還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嚴肅的話題，到了他的筆下，都能讓你饒有興味地讀下去�！缎屡�評》在出刊兩期后，曾在北京開了一個征求意見座談會。陳沖在電話中，對那個座談會很不以為然，潛臺詞是：你們自己大概也沒有弄明白怎么辦《新批評》吧？我就說：“《新批評》該怎么辦，請您發表高論�！睍r隔不久，他發來兩萬字的長文《我想要的“新批評”》，從批評的本質談到當下批評的沉疴，然后又以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為例，說明什么樣的批評才是好的批評。文章雖長，卻輕松好讀，因此一次性占了《新批評》四個整版。

　　唯一見到的著名作家對批評的正式回應

　　晚報會客廳：其實老批評家中，還有一個孫紹振可以列入你的“家珍”行列。他的那篇《北大中文系，讓我把你搖醒》是《新批評》中的獲獎作品。本人采訪他是在青島，其時，其本人并不知獲獎消息，一說之下，他開心不已，情狀如老頑童。為什么？一個一生獲大獎無數的老教授看重這個獎，是因為此文貌似為自己的老師鳴不平，其實是對高校某些體制弊端憤憤不平，文章有情有義，非常好讀。說了老者，感覺你對新人更看重，譬如懷堯。

　　陳歆耕：哦，你是說吳懷堯。我是為他寫過文章，為之搖旗吶喊。這個只有高二學歷的80后年輕人，只身闖蕩京城，居然時間不長就在媒體從業人員中嶄露頭角。僅憑這一點，我們也應該給這位年輕人多一些掌聲。他的經歷，應該讓那些出身名牌大學卻去賣豬肉的人，讓那些懷揣碩士、博士文憑卻找不到飯碗的人羞愧，也給那些暫時未能考上大學、深感前途無望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勵志案例。他最可貴的是具有一種獨立思考和創新的精神。錢學森鼓勵年輕人要敢于挑戰權威，還多次提出“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原因當然可以找出很多，其中我們的學科設置以及教育機制存在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2006年出爐的“中國作家富豪榜”，每年都要引起媒體的一陣“狂歡”，對這個榜單的質疑之聲也從未中斷過。但有兩個目的榜單達到了：一是吸引大眾關注作家、文學；二是透露了文學閱讀的某些趨向性，讓我們了解到哪些人在讀文學，哪些作家被熱捧。但跳出榜單本身，還是有值得我們深思之處�？纯催@個榜單的始作俑者吳懷堯，1984年生于湖北。17歲上高二時退學。18歲赴京從事編輯工作，21歲擔任《財經時報》記者，其間獨創“中國作家富豪榜”。2008年推出專訪文化名人的《懷堯訪談錄》，獲得“中國新媒體貢獻獎”。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文學界，最缺乏的就是獨立思考和創新的精神。所以我說，讓我們向吳懷堯這位“80后”致敬，不是因為他制造了每年都引發“震波”的“中國作家富豪榜”，而是他敢作敢為的獨立思考和創新精神。這種精神對于成就錢學森提出的“杰出人才”，或是成就一個“偉大作家”，乃至激發一個民族創造力，都實在太重要了！

　　晚報會客廳：那就緣于《新批評》，再說一個湖北人，她是作家方方。關于她的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的批評，給讀者帶來的卻不是悲傷，而是溫馨，對吧？

　　陳歆耕：對的。那是去年初，我們編輯部收到青年批評家翟業軍批評湖北女作家方方中篇小說的文章，題為《與方方談〈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在走編審流程時，該文無任何障礙。僅從文章本身看，有理有據，似乎無懈可擊。就在準備發稿時，有編輯提出一個問題：《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自《十月》雜志2013年第二期以頭條發表后，被很多選刊選載，并且進入了年度排行榜，獲得各種獎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翟文將這個小說文本“批”得非常不堪，諸如“生硬、虛假、不可救藥的自以為是”等等。如此“粗糙”的小說為何還能產生這么大影響？究竟是文壇有問題，還是翟文有問題？為慎重起見，編輯部開始傳閱方方的這部中篇小說。讀完了這部小說，我產生了與翟業軍幾乎截然不同的感受：總體上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說，文字簡潔有力。于是，翟文在我郵箱里“休眠”了很長時間，發與不發，一直舉棋不定。此時，編輯部有人愿意寫與翟業軍爭鳴的文章，于是我就決定先發翟文，再發爭鳴文章，并在《編者按》里請更多的專家和讀者參與討論。翟文發表后，即被新浪讀書官方微博全文轉發，在讀者中引發熱議，跟帖有280多條。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把這篇文章又從新浪轉到自己的微博中，并寫下這么一段話：“這個幫轉！人和人之間差異很大。每個人的成長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氣質都不一樣。作品發表，有人引起共鳴，有人激起抵觸，有人格外喜歡，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電腦還有不兼容系統，人更是。正因有各種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這世界才豐富有趣。我們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寫好�！边@段話，與她的小說一樣深深打動了我。這是《新批評》創辦的幾年里，唯一見到的著名作家對批評的正式回應，而且“回應”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她的300多萬粉絲也轉發這篇批評她的文章，顯示了她豁達的胸襟和自信。

　　中國當下的許多作家最要害的是沒有自己的“手電筒”

　　晚報會客廳：我知道陳先生也是媒體人出身，是很優秀的記者。但創作了很多有分量的報告文學和小說，并獲得文學大獎。只是機緣原因，讀到的不多。但先生一篇關于中國作家的“手電筒”的小品文，卻印象深刻。估計這個文章，在所有讀到的讀者心目中，都會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陳歆耕：哦，你說的是我就作家賈平凹的文章《我們的文學需要有中國文化的立場》所生發的感想。他說：“我們的文學到了要求展示國家形象的時候�！睂τ谖膶W如何展示國家形象？他感到說不清。這也確實難以說清。張藝謀早期的很多電影顯然不能展示國家的形象，因為很多人抨擊他把中國人落后、丑陋的一面展示給外國人看，無非是迎合外國人的獵奇心理，好到國際影壇獲得一些什么大獎等等。那么，為了展示國家的形象，我們就只能“鶯歌燕舞”了？賈平凹先生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或者說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文學的使命和功能好像不是這樣的。他提出來的解決問題的藥方是要有中國的“手電筒”，也即要有中國的文化立場，“我們應該保護有著中國文學立場的文學原創�！边@誠然沒有錯。但也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中國的“手電筒”在哪里呢？他沒有說，似乎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作家一直在使用外國的照明設備，而沒有使用中國的“手電筒”。其實，上世紀以魯迅為代表的不少作家是有“手電筒”的，他們使用的當然是中國的“手電筒”，而且是屬于自己的“手電筒”。提供光源的元素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因子，也吸收了外國優秀文化成果中的營養。當然最終還是要發出自己的“光亮”，為中國和人類的進步照亮前進的道路。我認為每一個優秀的作家都應該有自己的“手電筒”，都應該發出自己的“光亮”，以此照亮我們的現實生活，照亮人類的心靈。從某種程度上說文學是沒有國界的，不同國家的作家，使用不同的語言寫作，但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應該關注人的命運、人的心靈。中國當下的許多作家最要害的是沒有自己的“手電筒”，他們要不仍然從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中尋找“光能”，讓當代人享受著現代工業文明的成果時，卻要從農耕文化中尋找精神的家園；要不從老外那里拿來一些所謂先鋒實驗的皮毛，躲在象牙塔中制造“精神奢侈品”。我們無法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是思想家，但一流的優秀作家必然應該同時是一個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一定是通過理論文章或專著來表述，但他在創作時所表現出的視角、穿透生活的目光、蘊藏在語言背后的內涵，無不體現出他的思想。拾中國古人的“牙慧”和拾老外的“牙慧”，都能養活大批的學者和作家，但成就不了世界級的一流作家、學者。國家形象是由綜合因素組成的，或者說是由硬實力和軟實力共同組成的。文學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為國家形象增色的。達此目的的唯一途徑可以簡單得用一句話回答：只要多出幾個曹雪芹、魯迅這樣的讓中華民族驕傲，同時在世界文學版圖上占居一席之地的大師級作家，多出幾部《紅樓夢》《阿Q正傳》這樣的文學精品就可以了。如果游離文學本體的創作規律，用貼標簽的方式展示國家形象，恐怕只能與良好的主觀愿望適得其反。新中國成立后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文學創作所走過的彎路，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教訓。曹雪芹、魯迅……他們本身就是最好的中國“手電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