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攤”作家趙樹理的永恒昭示與當代意義

　　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符號，趙樹理的精神是永恒的，趙樹理的人格是永馨的，趙樹理的道路是永遠的。不論到了什么時候，他的作品和人品都將兀立于文 學的圣殿，炳輝于文學的廣廡，成為對廣大庶眾之心音與情韻的藝術表達。之所以如此，蓋因趙樹理以其人生選擇和創作實踐深切而完整地體現了文學的內蘊本質與 永恒真諦，即對時代、對人民、對生活的極度尊崇和無限忠貞；與時代、與人民、與生活的高度契合和水乳交融。這不僅熾燃了他的文學爝火，成就了他的文學事 業，而且更篤定要為文學路徑樹起不朽的豐碑，要為文學創作鑄立永恒的標桿，乃致對文學的今天和今后產生無盡的啟迪與示范。

　　一

　　趙樹理文名隆盛、譽馳遐邇，是一員鼎立于中國文壇的虎將。但他自己卻從不這樣認為，更沒有這樣的向往與追求。他只想擺一個文學地攤，做一名“文 攤”作家，踏踏實實地扎在生活的大潮里， 平平常常地跟廣大人民群眾交朋友，淳淳正正地寫出現實生活的真容真貌、深情深意、本色本質，作品既要讓群眾買得起、讀著樂，又要在讀過之后有用處、有好 處。為此，早在20世紀40年代，當《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小說蜚聲文壇時，趙樹理便鄭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 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 文學家，就是我的志愿�！�

　　這樣的志愿，顯然與我們現在許多作家的志愿大相徑庭，甚至還會被認為是又土又俗，胸無大志。然而，正是這個頗為另類的志愿，卻真真正正地從根本 上成就了趙樹理的文學事業，使他在創作的道路上得以根基深、路子正、方向明、潛力大，始終邁著堅實的步履，順應時代的呼喚，緊切生活的脈動，直抒人民的心 音，因此佳作頻仍，聲譽鴻遠，贏得了廣大讀者的衷心擁戴，樹起了彪炳時代的文學豐碑，在極具人氣的“趙樹理熱”中一舉成為享譽世界的大牌作家。直到 1985年捷克斯洛伐克漢學作安娜·朵萊然羅娃訪華時，還一再表示“在歐洲，人們都十分喜愛趙樹理的作品，并將之視為真正認識中國當代文學的絕好例證�！� 然而，與此形成反差的卻是：面對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一位中國青年農民卻不無焦慮地說：“近些年來，常常聽到文學獲獎、創作豐收的消息，可是我們卻總覺得 仍然沒有文學。主要是農村題材的作品太少，適合口味的更少，難得有讀趙樹理的小說那樣帶勁！”

　　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會廣受青睞和贊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終堅守現實主義的方向與方法，腳跟牢牢站在現實生活的熱土上，心里時時刻刻想著老百 姓，其作品永遠都充盈著一個作家對社會變革和人民事業的無限深情與摯愛。而誓做“文攤作家”所體現的，就正是這種心愫和憧憬。因為“文攤”作家的最大特 點，就是深入生活、心系群眾，為時代所需而書，以百姓之心為心，將群眾的喜好和需求化為創作的追求與冀望。有了這個認知因子和生活根基，就不僅會有新的題 材滾滾而來，而且在文學樣式和審美情趣上也自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趙樹理說他所有的創作題材都是在生活中“撞”上的，而這“撞”上的題材不僅很重大，而且 很鮮活，同時也極受社會的關注與期許，一旦形諸于作品，便自當成為熱點和質點。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一度被稱為“問題小說”，原因就在這里。他在創作中所觸 及、所觸動的都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熱點問題、焦點問題、難點問題和盲點問題，他每一落筆總想著要通過自己的創作而能夠對社會有益處，對群眾有好處。所以， 他從不為了寫作而寫作，更無需為了創作而去刻意地尋題材、驀形式、襲套路，而是一切都由實而出，因事而始，娓娓道來，意趣橫生。有人說趙樹理的作品有點 “土”，這其實壓根兒就沒有讀懂趙樹理，尤其是沒有咂摸出趙樹理作品的真味道。因為這種所謂的“土”，在本質上其實正是對真、淳、剛、雋的綜合體現，是對 原汁狀的生活內容經過提煉和升華之后所形成的藝術結晶體與美學化合物，此乃非藝術功力爐火純青而不可得。殊不知在趙樹理的早期作品中也曾經是“洋”過的， 如《悔》《白馬的故事》等，就多有文謅謅的敘說和歐化了的長句子。后因作者在創作實踐中意識到這種寫法缺少中國味，不適合廣大群眾的閱讀習慣和審美需求， 這才下決心改了過來，堅決走民族化、大眾化，務求通俗而剛健的創作道路。

　　其實，歷來的文學佳構，不都是這樣產生的嗎？從《離騷》《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到《阿Q正傳》《故鄉》《風波》，再到《山鄉巨變》《創業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概莫能外。而趙樹理的所有作品就更是無一不來自生活深處，無一不走進群眾心中。

　　這是趙樹理的追求，這更是“文攤”作家的要義。為了實現這種追求和踐行這一要義，趙樹理極為堅定而明確地擘劃了自己的文學人生，即情喻庶眾，理 貫社稷；深耕生活，心系百姓。他在人生道路和創作實踐中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這個目標，直達質點、直抵鵠終。這不僅見諸于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李有才 板話》《李家莊的變遷》，而且更體現在他于創作高峰時所名世的《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套不住的手》《張來興》《互作鑒定》《靈泉洞》《十里 店》《實干家潘永�！返茸髌分�中。所有這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的顯著特點，就是通俗、詼諧、滋實、淳樸，充滿了時代感和現實性，無一不是對生活的藝術化和對藝 術的生活化。事實上，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有感而發，都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先進的指向性，而絕非表現自我，更絕不無病呻吟。他說：“為創作而創作，也和為說 話而說話一樣滑稽�！彼�鄭重地告訴人們，他始終就是把寫作當做革命工作來做的，而革命工作的主要動力和對象則始終都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所以，說到底，文 學永遠都是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又怎么能夠瞬間離開人民呢？故此，對人民有益和受群眾歡迎就篤定成為文藝創作的永恒遵循與至高追求。正是出于這個理 念，趙樹理曾打算寫一部名為《石頭底》的長篇小說。他說，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荒村里，靠喝粥寫下了他千年不朽的《石頭記》。不過他所寫的都是石頭上面的 事，而處在石頭上面的則都是達官貴人、王孫公子、將軍王妃、地主豪紳一類統治人的人，而絕不會是苦難深重的億萬中國農民，絕不會是普通老百姓。曹雪芹寫了 109萬字，我老趙寫石頭下邊的人和事最好也寫109萬字。當然，也許多寫了1萬字，湊成110萬字，或者少寫一點，寫它100萬字�？傊�，要畫出一幅中 國農民的全景圖，要寫出廣大百姓的滄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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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一宏愿由于“文革”襲來而未能實現，但趙樹理為之所做的準備工作卻是既扎實又認真。一如在潞城縣曲里村搞“四清”時，他就自我要求、嚴格 規定，跟工作團和村干部約法三章：“第一 ，不準給我吃小灶，輪著吃派飯，誰家也不準做兩樣飯。第二，我不住大隊的辦公室，要流動住在農家戶院。第三，進城開會辦事不準給我派馬車。第四，為了和大 家交朋友，誰家有了紅白喜事，我爭取都要參加。辦事不準講迷信、講排場，要移風易俗。我老趙拜托大伙啦�！本瓦@樣，在曲里村，趙樹理先后輪著住在郭買成、 張丑有和張存昌家。而這幾戶恰恰都是村里的“問題”戶，有的邋遢，有的患病，有的則是“四清”的對象。特別是郭買成家不但窯洞小、沒門閥，而且連院子都是 用樹枝扎起的籬笆墻。村干部想給趙樹理挪個干凈、敞亮一點的地方，可他就是不答應，并強調道：“我說住哪就住哪，誰想改變也白搭。買成這人愛說敢道，消息 靈通，眼光雪亮，就憑他能說順口溜，我就非住他這個小窯洞不可了�！睆埑笥屑业南眿D身患肺結核還拖著兩個孩子，趙樹理住進他家后就首先請醫生、買藥給她治 病，不到一月時間病情就大為好轉。張存昌既是老中農又是村干部，趙樹理住在他家后就抓緊幫他放下包袱，打通思想、輕裝上陣，使之很快便得到了“解放”。趙 樹理說，要珍惜老黨員、老干部資源，不僅要讓他繼續當村干部，而且還叮囑他要特別注意培養青年接班人，樹立遠大理想，克己奉公，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從而 使張存昌深受感動，工作上更加吃苦耐勞了，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趙樹理后來認真而又風趣地說：“我住在曲里村崖頂上的窯洞里，全村盡收眼底，誰家的煙囪冒 煙早，誰家的牛馬在嘶叫， 誰家的狗犬半夜咬，誰家的公雞啼得好，誰家的孩子愛哭鬧，誰家罵人把架吵，誰家的媳婦愛哼小調，誰家的男人愛喝酒猜拳大聲鬧，盡聽盡看，盡知盡解�！�

　　其實，像這樣深入群眾、體驗生活對趙樹理來說完全是一種生活與創作的常態。盡管趙樹理是大干部，資格老、級別高。他為文藝一級，相當于行政三 級，而當時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才是行政六級。但他卻從不把這當回事，始終認為作家不是精神貴族，更沒有理由恣情恣意地“表現自我”。作家的責任永遠都在于 深入群眾生活，用富有感染力的作品引導人們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為此，作家本身就首先必須具有創造這種作品的素質與品格。這也就是說，生活和創作必須 同頻共振，作品與人品定當互相熠照。在這里既無二元論又無悖謬說。因為文藝創作既是生活的美學凝聚又是情感的藝術升華，只有生活的“真”和品格的“美”才 會為鑄冶精品佳作提供優質資源，進行鼎力支撐，實現有效驅動。趙樹理不僅在工作、生活和創作實踐中認識和把握了這個規律，而且以他自己所特有的理念與方式 詮釋和踐行了這個規律，并高度地嚴格恪守與認真執行。誠如周揚所說：趙樹理“文好人也好”。

　　對于作家和創作來說，文好與人好從來就是一種辯證統一關系。因為人好主要表現在對生活、對群眾、對藝術、對事業的態度上，而這個根本問題一旦得 到紓解，其文之呈優尚佳也就是自然的和必然的了。趙樹理就是這樣。他誠懇、質樸、淳厚、善良，心靈透明得像一池子清水，生活樸素得像一個深山里的老農民。 不論“官”多大、“名”多顯，他都始終把自己當做一個普通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都從不抖“架子”、擺“譜兒”，倒總是惦著國家的事，操著老鄉的心。 無論在尉遲村、河底村、曲里村，還是在大城市、大場面、大境界，最能讓他情牽心動的始終都是那“石頭底”的蕓蕓眾生。哪家有病恙，哪家缺米糧，哪家屋舍漏 雨，哪家婆媳不合；哪村缺少良種，哪山缺少樹苗，哪社戽斗水不暢，哪隊農資未湊齊。凡此種種，趙樹理的心里都有一本賬。這些問題一日不解決，他就一日食難 安、寢難眠，心中翻江倒海，眼里亂冒金花。有一年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的理事會，會議正進行時，他卻倏地從座位上站起，急匆匆地跑到窗外仰頭看天。原來 是從東南天際突然冒出一片黑云，一派要下雨的樣子，怎能不讓人心焦？因為他來京開會前隊里新收割的麥子剛剛堆上場，這可不能淋雨呀。又一次，為了推介玉米 良種，趙樹理干脆將村子里的干部一起請到北京，跟他們一塊兒親歷親試，可勁兒做說服動員工作。再一回，因為農時在即，趙樹理竟親自背著新式犁鏵和農藥噴霧 器送到鄉下�？傊�，在他下鄉的地方，不論是哪村修梯田、挖水庫、筑堤壩，抑或是哪家過滿月、娶媳婦、鬧社火，時時、事事、處處都少不了他。而趙樹理也真是 犁耬耙耱門門精通，吹拉彈唱樣樣在行。至于編快板、哼民謠、誦鼓詞、說評書、寫對聯、唱戲曲之類，趙樹理就更是行家里手了。特別是對流行于晉東南一帶的 “八音會”，趙樹理擺弄起其中的任何一種樂器來，都有門有道、有滋有味。這使他不僅容易融入群眾，而且在許多時候事實上都是群眾更為熱切地融入了他的生活 與創作。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對于當時的國民收入而言，作家的稿費是很高的，特別是作品被翻譯到國外后，稿費更高。作為大作家和名作家，趙樹理自然收 入不菲。但趙樹理卻從未把這些錢當成自己的“體己”，而是一律用作社會公益事業或周濟他人。村里要修水庫，要搞綠化，要改良品種，他必先寄贈稿費買水泵、 買樹苗、買種子，并千方百計給村里引進細毛種羊。凡是他生活過的地方，都一律由他用稿費為村里訂報刊，買書，辦文化室、托兒所、醫務站等，更何況他自己就 是一名能工巧匠和土醫生，除了諳熟農活林藝之外，還會切脈醫病。那時候，趙樹理的工作單位在北京，但他卻常常不去領工資，出差回來也不向財務室作報銷。其 理由是工資是國家給的，稿費也是國家給的，我既然領了稿費，自然就不應再去領工資了。再者，我是國家的人，既然國家發給我的工資夠出差用了，回來當然就不 該再去報銷。1964年趙樹理決意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長期落戶。臨行前，他將自己用稿費在北京買的房子全部無償充公，他說用人民給的錢買了房子，自己用 不著了，當然要還給人民。別看趙樹理在公益事業上出手闊綽，但他對自己卻是非常摳門的。抽煙只抽2毛錢一包的玉葉牌；乘火車向來是坐硬座，出差從來住的都 是通鋪。他對此給出的理由是：這不光是為了省錢，更為了便于了解社會底層生活，接觸廣大人民群眾。

　　三

　　人民群眾在趙樹理的心目中就是天，就是地，就是至上和至尊。他時時刻刻都在跟他們同甘共苦、休戚與共，為他們的生活著想，替他們的福祉謀劃。當 長篇小說《三里灣》行將脫稿之際，幾家大牌出版社都來“搶”稿，但趙樹理卻統統拒絕了。出人意料的是他在拒絕之后卻鄭重其事地特意把稿子交給了小小的通俗 文藝出版社。有人不解地問：“這個出版社名氣小、規格低、稿費少，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給他們出呢？”趙樹理莞爾笑道：“我不管這些，我只知道這個小出版社 是專門面向廣大群眾的。沖這一點，我就決意要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送給它。至于稿酬高低，那更無所謂了，我倒是希望付給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為稿酬低了，書 的成本就低了，成本低了，書的定價也就相應地會更便宜些。這樣一來，不就減輕了群眾購書的經濟負擔嗎！”

　　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人民文學出版社要結集出版趙樹理近些年來所創作的短篇小說新作時，本希望他能給這本重點推出的書起個“高、大、上”的 名字，以利于擴大影響、促進發行。但沒承想，趙樹理籌思再三卻決定用《鄉下集》作為書名，并隨書為廣大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拳拳 之心與眷眷之情盡在其中。他認為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眾多，再加上城鄉差別的懸殊，所以最需要關心的就是廣大農民。而在所有的關心中，給他們送去精 神食糧則自當最是根本、最為重要。而現在，我能將自己寫的書以最便宜的價格送到他們手里，并讓他們喜歡，對他們有益，這便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最大滿足和最高 期冀了。

　　顯然，群眾生活與群眾利益，早已同趙樹理的人生和事業深深地融為了一個整體，永遠都是他的心之向往與情之所切。出于同樣的理由和愿景，當 1956年女兒趙廣健從北京的高中畢業時，作為父親的趙樹理卻力勸女兒離開京城，返鄉務農，回到故鄉沁水縣同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鄉親們一起勞動、一起創 業。為此，他還給女兒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在說明原委和講清道理之后，并告訴女兒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響應黨的號召，也是會大有作為的。如果因為你是作家的女 兒就可以不去下鄉，那豈不成了侯寶林說相聲的材料。這封信后來以《作家趙樹理給他女兒的一封信》為題公諸報端，引起強烈反響，對推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到 了積極的示范和有力的促進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 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彼麖娬{，“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 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边@就要求文藝家們“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 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薄拔臄偂弊骷亿w樹理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所欲所求不就正是對這一文藝創作 之真諦的生動闡釋和真切踐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