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學翻譯成為一種生活狀態

晚年的汝龍。

汝龍翻譯手稿

《契訶夫小說選集》(27冊)

　　草嬰先生去世時，有記者要我歸納一下草嬰先生的翻譯風格，我回答說，真正的翻譯家或許是沒有風格的，因為翻譯家的工作目的就是盡可能準確地傳導原作者的風格。不過，真正的翻譯家是有其精神的，除了草嬰先生，這種翻譯精神在契訶夫的譯者汝龍先生身上，也完全得以展現。

　　汝龍談翻譯

　　“我在翻譯上并無什么訣竅可言，要說訣竅，就是一點——多下工夫。工夫下大些，就能翻好。至于什么翻譯主張，我也說不出來。我倒覺得，翻譯一部作品時，首先要想到讀者，要考慮到作者，將作者的風格盡量譯出來�！�

　　(見《中國翻譯文學史稿》第364頁)。

　　想念汝龍

　　仿佛依舊“抽著煙卷，在翻譯契訶夫的小說”

　　我在大學時就大量閱讀了汝龍翻譯的契訶夫作品，我借助汝龍的譯筆步入契訶夫妙趣橫生、悲喜交加的小說世界，反過來也借助契訶夫的故事情節銘記了汝龍妙筆生花、惟妙惟肖的譯文，從此，契訶夫和汝龍在我的印象中便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像一對雙胞胎，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但是，對汝龍的翻譯有了更多的理解還是在幾年前，當時我的一位研究生以《汝龍：契訶夫小說的中譯者》為題撰寫論文，我與她一同閱讀了一些資料，還領她去拜訪了位于北京西便門外的汝龍故居。汝龍的子女熱情地接待我們，讓我們參觀原樣保留下來的汝龍書房。

　　看著那張已略微有些變形的書桌，看著書桌旁整齊排列著汝龍譯作的書柜，我的眼前似乎浮現出翻譯家那紋絲不動端坐著的寬大背影，在這一剎那，我很自然地想起了 汝龍妻子文穎在丈夫去世后不久所寫的《翻譯家汝龍的一生》一文的開頭：“汝龍同志離我們而去已經半年多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仍覺得他坐在書桌前像往常一 樣，抽著煙卷，在翻譯契訶夫的小說。他一生勤勤懇懇、夜以繼日地埋頭苦干、不圖名不圖利。從1937年開始學習創作，后致力于俄國進步文學的翻譯工作，直 到去世，從未間斷，共譯出近一千萬字譯稿，對介紹俄國文學做出了貢獻�！�

　　作為一位翻譯家的汝龍，一生都在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即翻譯契訶夫。 其實，汝龍在專心做翻譯之前也寫過小說，以他的文學修養和文字水平而言，他完全有可能成為一位優秀的作家，可在聽從好友巴金要他完整譯出契訶夫的建議之 后，他一諾千金，從此將翻譯契訶夫當作畢生的事業；其實，汝龍在翻譯契訶夫之前也譯過其他外國作家的作品，他的第一部譯作是高爾基的《阿托莫諾夫一家》(即《阿爾達莫諾夫一家的事業》)，他還譯過托爾斯泰、庫普林、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小說，但在發現契 訶夫小說的獨特價值和意義之后，或者說，在發現自己的翻譯文字與契訶夫小說風格的高度契合之后，他便義無反顧地專譯契訶夫；其實，翻譯家汝龍有過很多工 作，也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他在四川做過多所中學的教師，也在江蘇多所大學授課，還在巴金主辦的平明出版社和后來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可為了專心致志地翻 譯契訶夫，他很早便辭去工作，甘于做“全職”的文學翻譯工作者。

　　一尊中國翻譯家雕像

　　“汝龍俯身書桌，文穎則趴在縫紉機臺面上工作”

　　為 了翻譯契訶夫，汝龍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和艱辛。汝龍開始從事文學翻譯，時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他帶全家顛沛流離到四川，以在鄉村中學教書謀生，可 抗戰勝利后不久，汝龍便在上海出版了洋洋27卷的《契訶夫小說選集》。汝龍夫婦多子女，生活負擔不輕，他和夫人文穎在設法養家糊口的同時卻齊心協力搞翻 譯，經常切磋翻譯技巧，據他們的子女回憶，這對譯家伉儷譯書不輟，汝龍俯身書桌，文穎則趴在縫紉機的臺面上工作，這既溫馨又不無辛酸的翻譯場景，真該定格 為一尊動蕩歲月里執著事業的中國翻譯家的紀念雕像。

　　汝龍起初是從英文翻譯契訶夫的，他曾在大同的教會中學學習，英語基礎很好，后來長年又在 中學和大學教授英語，而被汝龍用來作為母本的契訶夫小說英譯本恰好也很出色，這個英譯本出自康斯坦斯·加內特(Constance Garnett, 1861-1946)之手，作為一位杰出翻譯家，加內特在英語世界的地位幾乎相當于汝龍在漢語世界的地位，她翻譯的大量俄國文學作品曾受到包括康拉德、喬 伊斯等人在內的眾多英國文人的高度評價，長銷不衰，但是，就像納博科夫和布羅茨基后來都不約而同地對她的譯本提出異議一樣，汝龍大約也感覺到了其中的不 足。

　　在戈寶權先生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給汝龍捎回全套的12卷本《契訶夫全集》后，已年逾四十的汝龍下定決心為翻譯契訶夫而自學俄文，在 掌握俄文后，他便開始重新修訂所有舊譯。在汝龍故居，汝龍的子女向我們展示了汝龍的校譯稿，稿紙上密布著的那些字跡或大或小、墨水或深或淺的修改，無疑就 是汝龍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翻譯態度的最好體現。據汝龍夫人文穎回憶，病重住院的汝龍，每天仍要看一兩頁稿子，為《契訶夫文集》的譯文定稿。就這樣，汝龍 數十年如一日，最終以一己之力向漢語讀者展示出一個完整的契訶夫。

　　“職業翻譯家”眼中

　　“其他工作都是混飯吃，做翻譯才是‘為人類獻身’”

　　汝龍起初做翻譯，大約也是為了“間接地”實現他的文學夢，他曾寫了一篇題為《一日》的小說，小說在重慶的《抗戰文藝》雜志刊出，還有人要把它改成活報劇，在 《新華日報》上刊登啟事尋找作者，事后才得知此消息的汝龍說：如果當初知道我的小說能刊出，也許就會繼續寫小說，不干翻譯了。但一旦真的做起翻譯來，汝龍 卻像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俄國文學的漢譯者一樣，將自己的作為與民族的興亡和國家的命運聯系起來，即魯迅所言的“為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

　　如果說俄國文學翻譯工作對于汝龍而言起初或許是偶然的，那么，俄國文學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所曾發揮的巨大的文化啟蒙作用，卻使得汝龍漸漸地將自己的工 作當成了一種文學責任，一種文化使命。他不僅自己翻譯，也鼓勵夫人做翻譯，還教子女做翻譯。文穎回憶道：“汝龍一方面自己譯書，一方面還培養接班人。不管 是朋友的兒子，還是街坊鄰居的孩子，都來找他。學習英語，他熱心地教他們。他一談起翻譯來就精神百倍，滔滔不絕，鼓勵他們學好外語，也干翻譯�！比挲堅� 說，教書等其他工作都是混飯吃，做翻譯才是“為人類獻身”。在汝龍眼中，文學翻譯無疑是一件好事，一門崇高的職業。

　　如果對汝龍的翻譯精神做一個概括，這便是專心致志，精益求精，以及深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俄語文學翻譯、乃至整個文學翻譯、乃至整個文學的社會影響均急劇下降的當下，繼承汝龍的翻譯精神于我們而言更具現實意義。

　　誠然，像汝龍那樣做一名“職業翻譯家”如今或許已難以養活全家，甚至養不活自己；像汝龍那樣專譯契訶夫的做法在當下也難以為繼，因為幾乎所有的經典作家早已被數度重譯。

　　但是，汝龍翻譯精神的當下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我們應該像他那樣，虔敬地面對我們的翻譯對象，挑剔地面對自己的翻譯文字，爭取留下一些能傳世的譯作；其 次，我們也可以像他那樣，將翻譯理解成一種能移風易俗、面對現實的文字力量，翻譯過來的文字往往更能作用于我們的社會；我們是否也有可能像他那樣，在以文 學翻譯為稻粱謀之后，在把文學翻譯當作自己文學追求的一種實現之后，最終使文學翻譯成為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存在方式？

　　□劉文飛(翻譯家，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