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文學史》講稿出版

　　“所謂史者，即流變之意，有如流水一般。吾人若將各時代之文學當作整體的一貫的水流來看，中間就可以看出許多變化，例如由唐詩演變下來即成為宋詩和宋詞是也�！�…”

　　這是1955年9月，學者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開課“中國文學史”的第一講。

　　當時坐在教室中的25歲學生葉龍，因受過速記訓練，幾乎一字不漏地記下了講課內容。

　　時隔60年，這些保存完整的筆記得以整理出版。從《詩經》到明清章回小說，分31章，共12萬字。

　　如此，今人有幸，坐在了錢穆的課堂上。

　　新亞書院的筆記

　　1949年，錢穆流落香港，與唐君毅、張丕介等人一起創辦了新亞書院，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化講些公平的話”。

　　其時他每學期開講一兩門課程，課目有《論語》《孟子》《詩經》《莊子》、秦漢史、中國通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思想史，等等。

　　“看上述課程如此廣泛，相信中國自開辦西方式大學以來，沒有一位教授能同時開如此多不同門類的課程�！比~龍回憶說。1953年，他進入新亞學院讀大學部，四年間修習了錢穆講授的六門課程。

《中國文學史》 錢穆 著 葉龍 記錄整理 天地出版社 2016-3

　　葉龍來自紹興，聽錢穆的無錫官話毫無障礙，不比其他廣東來的同學，“聽過三四節課才剛能聽懂一兩成”。

　　他回憶，錢穆備課極認真，每次都會帶二三十張卡片，上課依卡片資料逐頁講述。就算講同一門課，不同時期也會有諸多不同。講課時間則很隨意，少則一個鐘頭，講得興起了，三小時也是常事�！八�講得慢，在講臺上踱步，走過來講一句，走過去再講一句。我記起筆記來很容易�！�

　　錢穆擔心學生們跟不上，要助教余英時幫忙檢查學生們的筆記，葉龍得了75分，是班里最高分�！爸�所以扣分，是因為余英時說我只知道記錄錢先生筆記，其他參考書看得不夠�！叭~龍笑道。

　　葉龍出生于1928年，今年88歲。退休前，他是香港能仁學院院長，研究清代桐城派。在香港搬了十幾次家，當年讀書時的筆記本最舍不得丟，閑時常有翻閱。

　　錢穆視力尚佳時，葉龍曾先后十多次從課程筆記中摘出百余條寄給老師修改。錢穆總是很熱心地改正后寄還。1990年錢穆逝世，葉龍遂把這些“講學粹語”寄往臺北《中央日報》刊出，以作紀念。

　　次年，葉龍整理出“中國經濟史”的筆記，在香港《信報》開辟專欄連載兩年。2013年，葉龍重新謄錄、校訂、注釋的錢穆《中國經濟史》講稿出版。

　　2016年3月，葉龍整理的第二部筆記——錢穆《中國文學史》講稿出版。在自序中他寫道，他的目標是，“……為要把錢師所擁有的滿腹經綸，讓沒有能在新亞書院聽過課的同胞都能得到分享�！�

　　“錢師一生從不重視衣食住等各方面的物質享受，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他只希望我們每一位中國人能多讀一點中國的典籍，能多學習一些中國的歷史文化，讓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是何等的偉大，他就于愿足矣�！�

　　錢穆個性化的文學史

　　講稿成書，所在多有。遠至孔門弟子整理《論語》，近如曹聚仁筆錄章太炎《國學概論》、羅常培筆錄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葉嘉瑩整理《顧隨詩詞講記》，不一而足。

　　“講課跟著述不一樣，各篇之間，簡單的可以是寥寥數語，詳細的可以是細細考論，對均衡是不甚講究的。而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漏記也總是難 免�！睆偷┐髮W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為錢穆《中國文學史》作序說，“但筆錄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些‘奇談怪論’，見性情而 有趣味�！�

　　比如，錢穆講孔子，“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

　　講屈原，“最高的文學是不求人解的�！峨x騷》是有怨，但屈原并非要講給人聽�！�

　　講建安文學，“到了曹氏父子，可說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談的都是沒有價值的，卻生出了價值�！�

　　講陶淵明，“性格如虎，極為活躍，其詩更為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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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穆的思想主張向來以儒家傳統為底色，故而他推崇文學的社會功用，要求文學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認為好的文學作品應是，“人格精神與時代打成 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大關系”。因此不足為奇的是，他認為杜甫高于李白，陶淵明高于謝靈運。他亦說，“如果傳統文學死不復生，中國社會的現實人生也將死去最 有價值的那部分�！�

　　他的講法不同于上世紀中期文學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更不同于后來通行的集體修史教材。尤其，在他的筆下，常見若隱若現針對“新文化運動”的見解。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話說，“這是一本始終有一個‘假想敵’的抗辯之書”。

　　比如錢穆講到他很推崇的建安文學一節，就順便講到，“現在生物已進化到人類，但其他動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話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體，不能單用白話文學史代表全部過去的歷史�！�

　　“胡適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因此我對此人覺得有趣，且萬分同情�！�…五四運動之大影響，并非有一套理論，卻是有一套新文學幫助，來吸引感動人。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學，有力量，但這種問題并不能用來討論嚴肅的文化思想�！�

　　在最后一篇“結論”里，他又講：“今日如有人說，某人思想落伍了，這不對。意見可以說落伍，可有反對、不同的；但知識是真理，是永遠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號只是政治運動的玩意兒�！�

　　人文學者劉再復對此書的評價是，“肯定是錢穆個性化的文學史，即體現錢先生獨立不移的文化理念與審美趣味的文學史�！薄爸�道錢先生的儒家情結是一以貫之的，但也知道，多讀一些錢先生的書，就多一分清醒劑，既可避免激進，也可避免輕浮�！�

　　“外行人寫給外行人看”

　　“這本書的專業水準不高，在中國文學研究上沒有什么新的突破，即便放在當時的環境中也是如此�！� 在圍繞此書的研討會“我們需要讀怎樣的文學史”上，陳平原面對葉龍，直言不諱。

　　他認為，理解這本書必須要先理解它產生的環境。首先，“這是一部課堂實錄，內容是為課程需要而產生的”。

　　陳平原曾查閱過新亞書院上世紀50年代開設的中文課程，有“大學國文”“歷代文選”“中國文學史”幾門。在這樣的框架設置里，“中國文學史”只需做大線索的梳理，不必多做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所以講稿中對許多重要作品只是一帶而過。

　　另外，“也需記得1950年代去新亞書院的學生的水準，與30年代西南聯大面對的學生肯定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要講清楚中國文學史，自然需要降低幾個等級�！�

　　據葉龍回憶，新亞書院初創時期處處艱難，校舍付不起房租，教授發不起薪水，學生付不起學費。余英時參加的第一屆畢業典禮，是在灣仔一家飯店的二 樓西餐廳舉行的，可見當時學院經濟狀況之困窘。不少前來聽課的學生都來自調景嶺難民營，葉龍就是其中一個。他一直在新亞做“工讀生”，讀書之余，幫學校教 務處做做傳達和文字工作。

　　“這是一位史學家講的文學研究，又是講給當時這樣困窘的學生，可以說，這是一本外行人寫給外行人的書�！标惼皆�說。

　　“但我這樣說沒有嘲笑的意思，這正是這本書的好處。越是如此，越可以見出錢穆在傳承中國文化上面的堅持。在這樣困難、偏僻、邊緣的處境，他還在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撐著其文化理念與價值�！�

　　“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的學問不是最重要的，他的心情與關懷才是最重要的。更何況，錢穆本人追求的也不是某一門專業學問，他認為第一等的是‘通人’。他做到了。他在學術專業化的時代逆潮流而動，用自己的努力讓人對中國文化產生多一點點興趣，這是令人敬佩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補充道：中國的傳統是“文史不分家”，好的歷史學者都能有好的文論。30年前他在大學讀書 時也是這樣的追求，讀了大量的文學史、藝術史，要在廣博的基礎上做專題研究�！暗�今天的歷史研究完全把中國與世界割裂了，把中國歷史也都一段段打斷了，歷 史和文學史也互不往來。這是最近幾十年才有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錢穆這本書可能恰恰反映出中國學術的本來面目�！瘪R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