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當代文論重建新路徑——“強制闡釋論”引起文論界熱議

　　“要做有思想的學者，說中國話�！苯�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之“批評的理論與理論的批評——強制闡釋論的提出與影響”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全國各地的中青年學者20多人參加了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強制闡釋論”提出者張江教授出席會議開幕式，他指出自己之所以提出“強制闡釋論”是基于中國文藝理論體系的重建，“說中國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對中青年學者們的厚望。

　　一年多以來，文學理論界圍繞張江于2014年提出的“強制闡釋論”，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討論�；仨�總結“強制闡釋論”這一理論的關注點，大致包括：如何辨識當代西方文論、它對中國文藝實踐的有效性如何、在西方文論的強勢話語下中國文藝理論建設的方向和道路何在。

　　指出當代西方文論的積弊

　　將當代西方文論的積弊歸結為“強制闡釋”，是張江的邏輯起點。他發表在2014年第6期《文學評論》的《強制闡釋論》文章中，在回顧了20世紀當代西方文論的創造性成果和歷史性進步之后，特別指出：當代文論的缺陷和遺憾同樣很多。一些基礎性、本質性的問題，給當代文論的有效性帶來了致命的傷害。這集中地表現為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上，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強制闡釋”。其基本特征有四點：第一，場外征用。廣泛征用文學領域之外的其他學科理論，將之強制移植到文論場內，抹殺文學理論及批評的本體特征，導致文論偏離文學。第二，主觀預設。論者主觀意向在前，前置明確立場，無視文本原生含義，強制裁定文本意義和價值。第三，非邏輯證明。在具體批評過程中，一些論證和推理違背基本邏輯規則，有的甚至是邏輯謬誤，所得結論失去依據。第四，混亂的認識路徑。理論構建和批評不是從文本的具體分析出發，而是從既定理論出發，從主觀結論出發，顛倒了認識和實踐的關系。

　　在他另一篇文章《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中張江還提到“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化的錯位”問題，即理論的有限性也是我們在面對西方文藝理論時必須考量的因素。

　　“強制闡釋論”的意義

　　國內文論界知名學者如周憲、朱立元、陳曉明等皆曾對張江提出“強制闡釋”的意義，給予了比較充分的肯定與估價，認為“強制闡釋論”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對西方文學理論進行了獨到而犀利的剖析，提出了很多非常有價值和啟發意義的觀點。

　　在這次“批評的理論與理論的批評”專題研討會上，中青年學者們也做出自己的判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文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室主任丁國旗關注了當代西方文論轉向中知識精英化傾向，不僅表現在理論的話語權掌握在少數以精英者自居的手里，而且還表現在這些理論往往通過為創作和接受設置“技術壁壘”的方式堵絕大眾的介入，使文學藝術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東西，仿佛它的存在不是為了供人理解和運用，而只是一些人用于炫耀才華與技巧的道具。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何光順認為，“強制闡釋論”重點就是要批判那種喪失了自我，喪失了屬于民族性、時代性和個體性的強制闡釋。即在張江看來，我們不應當用西方理論來闡釋華夏民族的具體化的文學創作和生命體驗，而應當是指向我們民族性和個體化的屬于我的視、聽、嗅、觸、感的感知域的構建。

　　安慶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江飛的《強制闡釋論的“文學性”訴求及其意義與問題》認為，“強制闡釋論”不僅鞭辟入里地批判了當代西方文論存在的問題和局限，而且為構建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提供了方向和路徑。更重要的是，這一“私房話”(張江語)成為一個理論蘊含十分豐富的“母題”，激發了中外學界同仁的語言和熱情，紛紛參與到與作者直接或間接的論辯之中，各種中外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的專題推介和研討更使得這一熱點話題持續發酵，成為一個重要理論事件。作為一個支點性概念，“強制闡釋”確實能夠比較集中地概括當代西方文論的病癥之所在，有利于我們從普遍癥候上對其進行總體認知和探究，這有利于消解其在國內的強勢地位以及對它的盲目崇拜。

　　中國文藝理論建設的基點

　　“強制闡釋論”體現了中國文論學者構建民族文論的自覺。參加“批評的理論與理論的批評”會議的學者紛紛說，“強制闡釋論”以其鮮明的價值立場、宏大的理論視野以及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必將有助于中國文論的建設與發展，同時也增強了學界進一步拓展其論爭空間的理論興趣與理論信心。還有一些話題從“強制闡釋”延展開去，譬如反思古典文論研究、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相關現象，也有人就“強制闡釋論”存在的疏漏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慶衛認為，張江深刻地揭示了“強制闡釋”的嚴重弊端，為此展開對西方文論的反思，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張江迄今對“強制闡釋”的分析，也尚有一些不甚分明之處。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包括：“強制闡釋”究竟是西方文論固有的一種內在邏輯，還是它在當代的一種理論沖動，或僅僅應歸于具體理論操作上的誤區？“強制闡釋”能否在現有的西方文論思維框架下被內省、反思和遏制？“強制闡釋”的問題，是否通過回歸文本、回歸民族文學批評傳統就能得到解決？

　　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副教授周計武憂心地表示，張江先生提出的“強制闡釋”主要是針對晚近的西方文論，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局限于晚近的西方，也是中國文論和批評領域普遍存在的現象……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在大量引進西方文論的同時也出現了“強制闡釋”，如用女性主義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的例子不勝枚舉，用精神分析解讀唐代的詩歌的例子也汗牛充棟。因此，“強制闡釋”旅行到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就變成了一種雙重形態：既缺乏對理論本身的批評意識，也缺乏理論應有的現實感。前者讓理論變得封閉和專橫，后者讓這種封閉和專橫的理論絕緣于現實的問題，從而最終失去理論應有的實踐品格，讓理論由活著的思想變成了死亡的裝飾。

　　江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莊桂成的《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話語的關鍵詞構建——對強制闡釋論所提問題的思考》提出，張江把西方文論的積弊歸結為“強制闡釋”，那么，在找到問題癥結之后，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推動當代中國文論的重建。

　　張江認為，當代西方文論生長于西方文化土壤，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著語言差異、倫理差異和審美差異，這決定了其理論運用的有限性。他提出，中國文論建設的基點應著力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拋棄對外來理論的過分倚重，重歸中國文學實踐；二是堅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國語境，充分吸納中國傳統文論遺產；三是認識、處理好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關系問題，構建二者辯證統一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