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在被問到為什么他的小說“離現實那么遠又晦澀難懂”時,給了一個標準的納博科夫式的回答,他說:“我是作家,不是郵遞員!弊骷遗c郵遞員,這樣一對并不輕易構成關系的詞組與身份,因為否定詞“不是”而可以在比喻的意義上予以比較,進而由“不是”背后的“是”來確立定義前者的范圍。顯然,納博科夫不認為作家是傳遞者。在接和送兩端,郵遞員都不參與創造,對他提出的最高要求也不過是及時、無損。
納博科夫的“不是郵遞員”的斷語,并沒有太多對“郵遞員”的輕視,而是一系列清醒的認識與洞察。比如,作家不可能也沒必要還原現實;用簡單反映論來要求作家,意味著對現實最大損耗地切割,意味著傳遞到讀者手中的只是干癟的流盡血液與營養的細胞組織。到了今天,我們對小說的要求正在迅速窄化。一個小說寫作者,面對著日益強硬的要求,不僅要求他成為郵遞員,更要求他成為快遞員。那些不斷更新的奇聞、異事、驚悚、狗血,所有那些已經被電視、電影復寫了千百遍的情節,在“故事”的名義下,要求小說家再來一遍,然后趁著新鮮保溫,快遞到讀者眼前。
正是在這種要求下,小說和電視、電影日益同構,小說也日益縮小成一個中間環節,不斷為電視和電影,可能將來還有無窮放大、疊印的虛擬產品提供著腳本。進而在這種簡單反映論的要求下,我們的生活和電視、電影開始了互相模仿,大量的電視、電影、小說喪失了感受力和想象力,這些產品喂養的觀眾與讀者感受力和想象力逐漸萎縮。這似乎是一個不斷循環、越循環越逼仄的死結。
作家是創造者——無須懷疑這一近乎同義反復的語法運作。需要提問:創造什么?創造如何可能?如果現實可以局部進入,無法和盤托出,創造與現實如何關聯?如果現實滾燙勝鐵,語言柔軟過絲,又該如何對創造進行稱量?
也許,答案正由此等疑問生發,循著提問的方向,更有可能窺見路徑。作家不正是應該提供一種語境,有心者經由其作品入與出,在其中共感共振,獲得專屬頻率的幅度或大或小的戰栗?這一戰栗如此持久,可以作為構件之一,提供他、啟發他在時間之外,建造安神之所。抑或,作家創造的是浩瀚的、渦狀旋轉的詞典,面對死亡拷問的人踏足其中,就能如被感染一樣抓取需要的詞語,甚至經由詞典的提示,組成自己的句子。詞語與句子,將成為他最終呈交證詞的部分,以確證其存在。
無論何種角度、層次的創造,現實必然是源頭活水,是資料庫,是創造的參照,作家總是在取用現實的一部分,但拒絕提供平面的沒有縱深的現實鏡像。在這個意義上,作家是創造者,也是傳遞者,他遞出的是全部。這當然仍舊只是一個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