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沈從文丨父親的全集：懷想中國文學的素顏時刻

http://www.jchcpp.cn 2016年03月16日09:27 來源：北京青年報 沈虎雛

　　原標題：父親的全集：懷想中國文學的素顏時刻

1975年，沈從文在東堂子寓所

開明書店的改訂本

沈從文信件手記

1934年出版的《邊城》封面上，沈從文留下這樣的字跡

《湘行散記》修改稿件

　　◎沈虎雛(沈從文之子)

　　追尋起來，沈從文對全集有過兩次“表態”

　　要不要編輯出版《沈從文全集》？沈從文生前沒向家人做過任何交代。但追尋起來，他對自己的全集曾有兩次表態。

　　第一次是1947年后，在生活書店1934年出版的《邊城》封面上，他留下這樣的字跡：

　　“第一版留樣本全集付印時宜用開明印本，將此本新題記附入。從文”

　　1975年8月15日，沈從文獨自在工作室兼臥室的雜亂文稿里，偶然發現一張寫滿字的小紙，那是他1949年2月寫的《一個人的自白》首頁，開篇就表明是在“求生的掙扎與自殺的絕望”中留下的絕筆！看了非常難過。

　　那天考古學家王(予予)送他去張兆和的宿舍吃飯，臨別時他拿出這張殘稿，鄭重托付給最信賴的摯友：

　　“這個放在你處。將來收到我全集里�！�

　　十年后，國內學界朋友和沈從文的家人都意識到，《沈從文全集》必定會編輯出版，默默地做著準備。這時王(予予)把精心保存的殘稿移交給我，并轉告了囑托過程。

　　這頁殘稿僅是沈從文個人史料的一個碎片，他卻囑咐將來收到全集里，罕見地顯示出面對歷史的高度自信！沈從文心目中的全集，已經遠遠超越四十年代的想象。

　　我的母親張兆和讀大學時，受到老師沈從文的情書攻勢。他寫那數以百計情書，很可能比寫小說更用心。命運把沈從文大量未發表的精彩作品變成了張兆和的專利讀物。她一生讀過無數沈從文來信。1938年1月31日從淪陷的北平，張兆和在給沈從文的信中說：

　　“在這種家書抵萬金的時代，我應是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1966 年“文革”爆發時，我和妻子張之佩帶著剛滿一歲的女兒沈紅，隨工廠遷到四川自貢，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拔母铩敝懈赣H受沖擊時，還牽掛著孫女，我們是他僅 有的安全傾訴對象，收到過許多十頁八頁長信，鼓鼓囊囊撐破信封，幫我拿信的人會說，“看不懂！”天各一方又逢亂世，命運讓我繼張兆和之后，成為沈從文“潛 在寫作”的另一個幸運讀者。

　　1968年3月23日，父親在信中叮囑：

　　“給你的信，可注意一下，不必要留的，即處理一下，免得反而在另外一時引起是非�？闪舻募醋鱾�紀念，因為別的什么也沒有給你們！”

　　回鳳凰一路給張兆和寫了五十封信，后來改寫成《湘行散記》

　　我 在“一打三反”之類運動階段也曾受監視，部分信件就沒收到。盡管這樣，父親的來信還是存下一大堆。但在“對敵斗爭”最嚴酷時期，為雙方安全，我銷毀了最重 要的幾封談逆境中不該萎靡下去的信，心里一直非常難過。我們1980年回到北京時，也帶回記載著沈從文十幾年處境和心聲的家書，我非常珍惜。

　　那時沈從文剛住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宿舍，老屋里還留下幾個灰塵撲撲的大包袱舊紙箱，地面厚厚一層垃圾混有很多字紙。經歷過“文革”，我懂得毀滅容易，想找回來永不可能，清掃時就把有父親字跡的紙揀出，疊攏來竟裝了一箱。

　　那些大包袱舊紙箱里是陳年文稿和往來雜信，八次抄家時被一股腦兒沒收審查，幾年后才發還一部分。凡涉及物質文化史的手稿父親都說重要，我便送去讓他處置。剩下的劫余殘稿，遠遠超過了從四川帶回來的家書。

　　我既是最幸運的讀者，也義不容辭承擔起保護、整理的使命。

　　沈從文晚年因病不能伏案工作，我常選些舊信展平拿給他看，他說：“我那時候能寫出這樣的東西來？”自己都驚訝。我又把新發現的文章抄出來，如《抽象的抒情》，抄得非常整齊，他邊看邊稱贊：“這才寫得好吶！是你寫的呀？”

　　“我哪寫得出來？這是你的文章�！苯o他看手稿，他已忘記了：“��？真是我寫的？”

　　后來父親見到我常問有信沒有？重讀那些舊信，是最讓他高興的事。

　　一 部分舊稿疊放整齊，或用封套分裝，另有大量零碎字紙散亂無序。在故紙堆里搜尋，就像拿考古發掘中收集的碎瓷片，從反復比對中拼接，逐漸呈現出本來器形。王 (予予)精心保存的《一個人的自白》殘稿，竟然配齊了全文，從“文革”中失而復得的雜稿里，還拼接出更多湮沒的文獻史料。

　　在大量舊稿中，有 一組帶插圖的信，是1934年初沈從文返鄉途中寫給張兆和的。那時兩人新婚不到半年，他從北平回鳳凰探望病中的母親，一路給張兆和寫了五十封信，后來改寫 成代表作《湘行散記》。原信雖然只剩三十多封，但家里人仍很興奮，我跟母親商量，一致想法是把這一摞書信統稱《湘行書簡》，與《湘行散記》合編成一本《湘 行集》，讓讀者對照著看，另一些選本也配上相關的未刊稿，這樣來安排一組出版計劃。

　　過去有家書店，曾計劃在1984年出版一套沈從文精選集，紀念他文學創作六十周年，請凌宇編選。父親1983年腦血栓住院時，母親一邊護理他，還在病房審看最后幾本書稿。不料交稿后遇上“清除精神污染”，出版計劃夭折。

　　因國內研究沈從文的學者，只凌宇有過編選多卷本文集的實踐，日后編《沈從文全集》需要更多人參與，故重編這套精選集時，準備邀請沈從文研究較活躍的吉首大學合作進行。

　　吉大的劉一友、向成國老師來京出差時，我選了一公文袋未發表的手稿給他們看。劉老師說讀后兩人都睡不著覺，我們以前的論文應該重寫了！

　　編 書事一拍即合，三人共同來編。這套二十本《沈從文別集》，按作者生前指定便于攜帶閱讀的小窄開本、樸素裝幀，1992年由湖南岳麓書社出版，首次向讀者展 示沈從文文學作品里看不到的一批文字，從內容到形式廣獲認可。我們幾人都明白這是一次積累經驗的預演，為日后編全集做準備。

　　兩個忠告，沖擊了父母積淀很深的重重顧慮

　　別集出版后，編全集的條件日趨成熟，母親和我分別聽取各方面專家意見，跟可能參與的朋友溝通。

　　人 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張小鼎正參加《茅盾全集》編輯工作，我登門求教。了解到編輯出版《茅盾全集》是納入官方計劃的，編輯室成員是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借調來的 專家學者，實力很強。編輯室之上，有三十五人的龐大編輯委員會，做校注、定稿的專家們，很多事情要用書面征求各編委意見，但編輯委員中只有極少數是研究茅 盾的學者。

　　我們從中獲得啟示：《沈從文全集》不可能靠行政權力借調很多專家來編輯，只能用“民辦”方式。我們通過協商組成一個緊湊而務實的編委會，共同制定方針，多數編委又直接承擔編輯任務。既當婆婆又做媳婦，或許利大于弊。

　　從 張小鼎那里還得到第二項重要啟示：他強調編全集要對歷史負責，并舉另一作者的全集為例，最大問題是涉及政治的文字，編選時都受到干擾，有些不讓編入，能編 入又多經過修改。因此這部規格更高的全集，學術價值反而嚴重受損。編《沈從文全集》，千萬不能按目前觀點去修改，這非常重要！

　　回看八十年代重新出版的沈從文舊作，作者多有修改。一部分屬于潤色、糾錯性質，但也有如今犯忌諱的文字，就被刪去或改寫，形成另一種文本。而張兆和作為專業編輯，更懂得把關，提修改建議，究其原因，均屬心有余悸，為了保護沈從文。

　　張小鼎的忠告，不僅將影響全集的編輯方針，也直接沖擊到多年來父母都積淀很深的重重顧慮。

　　我原原本本把張小鼎所談轉告母親，她平靜地表示認同。

　　九十年代初期國內出版業低迷，曾有兩家著名文藝出版社來洽談，在進一步了解編輯出版《沈從文全集》的復雜性和成本后，均知難而退。

　　后 來，不太知名的北岳文藝出版社找上門來。羅繼長社長從我們介紹中了解到，編輯《沈從文全集》工作量巨大，需邀請社外多人參與，他們都有本職工作，兼顧全 集，既要跑各地圖書館搜尋原發作品，分散編輯，又要多次集中會商，所需經費和工作進度都無法預計�？傊�難度大，周期長，成本高，又不暢銷，我們想，北岳能 承受嗎？

　　羅社長說：賠錢也要出！他為的是提升出版社形象，他要在暢銷書之外，留下一些具有長遠價值的書。

　　我們還不太放心。這期間，新聞出版總署的版權專家辛廣偉先生建議，為公平起見，要讓全國主要出版社都有選擇機會。在他向三十家具有實力的出版社發簡報，公布了編纂出版《沈從文全集》項目后，唯一作出響應的還是北岳。經過這個反復，我們確定了合作者。

　　編纂過程中，曾經有過大危機

　　《沈從文全集》由張兆和任主編，作家汪曾祺和考古學家王(予予)為顧問。編輯委員有凌宇(湖南師范大學)、劉一友(吉首大學)、沈虎雛(北京輕工業學院)、王繼志(南京大學)、王亞蓉(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向成國(吉首大學)、謝中一(北岳文藝出版社)、張兆和等八人。

　　沈從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分別由編委中的劉一友、向成國、凌宇、王繼志負責，張永中、吳蘊東應邀參加編輯工作；書信、日記和以史料為主的“集外文存”各卷，由沈虎雛負責，張之佩、沈龍朱、沈紅應邀參加編輯工作。

　　而分量很重的物質文化史各卷，要靠顧問王(予予)主持編輯，王亞蓉協助。

　　作為全集，編輯中努力方向之一是“求全”。

　　在 《沈從文全集》編委會成立前，以早期研究者搜集的篇目為基礎，加上幾年來發現的一系列書信等未刊稿，估計全集可收550萬-600萬字，編為20 卷；1993年11月第一次編委全體會議，把預計的規模提高到650萬字，編成22卷；誰也沒料到，編輯出版前后竟歷時九年，最終第一版《沈從文全集》正 文有32卷，1040萬字的規模。

　　其所以遠遠突破預計，很大程度是作者生前未發表的文稿超過400萬字，僅從各親友處征集到的沈從文書信就不止300封，而“劫余殘稿”和作者1968年后留下的手稿，更是一座豐富的文化礦藏。

　　編 入全集的沈從文已發表作品，許多是編者從意想不到的報紙、期刊中搜尋得來。學術界的細致研究擴大了搜尋視野，例如沈從文1926年2月起發表的兩萬字長文 《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竟刊登在中華基督教《文社月刊》上，被名古屋外國語大學黃璦玲女士發現。社會各界朋友的熱情幫助，也豐富了全集收編內容。例如 沈從文早期任教于武漢大學，曾編過《新文學研究》講義，其文本卻始終沒找到。后來香港藏書家胡從經先生的珍藏在魯迅博物館展出，孫郁館長看到展品里有這講 義，征得胡先生同意，把信息傳給我，我帶著傻瓜相機跑去，破例獲準從展柜中取出脆弱的原件，館方臨時安排地方讓我拍攝，取得全部文本信息。而胡從經先生和 孫郁館長并不認識我。

　　在“求全”努力中，也離不開“辨偽”，謹慎地防止誤將他人作品編入《沈從文全集》是另一種挑戰。有個五萬多字的中篇小說，發表時署名“從文”，我們經過多方論證，最后決定撤稿。像這樣定稿時放棄的作品還有幾篇。

　　編纂過程中，最大的危機發生于1997年。正當十四卷全集在付排，另有七卷編輯工作接近完成的情況下，顧問汪曾祺5月去世，11月另一位顧問王(予予)也英年早逝。

　　劉一友老師提出一個一般人不敢講的設想

　　王 (予予)接受透析治療長達七年，雖一直盡力工作，但由于體力嚴重衰退，沈從文一大批物質文化史手稿的整理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他的離去是中國考古界的巨大 損失，也是對全集編輯力量的最沉重打擊，他未完成的那份繁重工作徹底停頓下來。王(予予)夫人按他生前囑咐，把手邊全部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稿件移交給我， 由張之佩與家中同類手稿統一編目保管。

　　1998年，海內外沈從文研究者在吉首大學開研討會，全集進展情況是大家關心的話題，對此每一位參編者的心情都很沉重：物質文化史這部分的編輯工作該怎么辦？

　　在一次小會上，劉一友老師表示，吉首大學作為沈從文家鄉的最高學府，雖然已經為《沈從文全集》編輯了十卷小說，如果能在物質文化史手稿的整理上再做些工作，就是對沈從文百年紀念的最大貢獻。他的這個設想一般人不敢講，因為吉首大學沒有相關專業人才。

　　劉老師會下提出：“拿點手稿讓我們試試吧！”

　　吉 首大學充分支持劉老師的設想，張之佩迅速選出一組手稿，孫韜龍老教授也熱心參與，他們嘗試著整理出幾篇，經過反復討論，認為雖困難重重，但應該堅持下去挑 起重擔，張之佩便把一整箱稿件移交給劉老師。整理過程中除他們幾人反復校核，謝中一、沈虎雛和張之佩也數次與吉大老師們做階段性審讀，研究取舍，梳理分卷 編輯思路。后期又組織更多參編人員做嚴格的定稿討論，聘請兩位學者審稿，從專業角度把好質量關。

　　回顧物質文化史部分的編輯過程，其實所有參與者都沒經歷過這樣遠離自身學識、篇幅浩大而又要求嚴格的工作。這是一組外行冒著很大風險，投入沒有退路的一場搏斗，在整個團隊支持下從嚴把關，這一切，對全集的完整出版有決定性作用。

　　自 全集出版十幾年來，補遺工作一直在進行。海內外朋友和文化機構提供過很多沈從文的未刊稿，補遺線索也來自學界發現的佚文，我也在零散雜稿里搜尋拼接陸續有 收獲。如今已整理的稿件，按《沈從文全集》的版式估算約600頁；有線索尚未取得原發表文本的作品，或有手稿尚未整理成文的，占300頁左右，合起來又是 本厚書。

　　希望不久的將來，在朋友們幫助下能夠補齊所有已知文本，再次與有關專家們合作，把好補遺卷的編輯質量關，使補遺卷順利與讀者見面。

　　因(予予，念xu，四聲)字無法在網頁顯示，特此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