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記者的文學視界

　　戰地記者最早誕生于19世紀初的歐洲。戰地記者在戰場上根據親身經歷采寫戰地報道，這些新聞素材也會成為一部分戰地記者創作文學作品的“第一手材料”。戰爭文學作品記錄戰爭真相、關注戰爭中人性和戰后創傷及內心深處的英雄情結，充滿血與火的生命張力，帶有濃重的戰爭底色。

　　1854年2月，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威廉·拉塞爾隨皇家近衛軍前往馬爾他，他在《泰晤士報》上發表的《輕騎兵旅沖鋒》成為戰地通訊名篇。拉塞爾樹立了戰地記者的基本行為準則——真實、客觀地報道所見所聞，被后人尊稱為“第一個職業戰地記者”。

　　在俄軍歷史學界，通常將尼古拉·別爾格看做俄羅斯戰地記者第一人，但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正在軍中服役的列夫·托爾斯泰曾積極籌辦戰地報紙，并在1855年6月號的《現代人》上刊登了頗有影響的戰地手記《12月的塞瓦斯托波爾》，比別爾格發表在1855年7月號的《莫斯科維亞人》上的戰地特寫《塞瓦斯托波爾10日》早了一個月。這一系列戰地通訊后來結集為《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被更多人認定為散文，而非新聞報道。在前線堅守一年、初登文壇的“小軍官”托爾斯泰，突破了戰爭文學的舊框框，第一次描寫了俄羅斯士兵和軍官的缺點和勇敢，既寫了他們的渾渾噩噩，也寫了他們的責任感；既寫了他們的膽小，又寫了他們的無畏。這些默默無聞的士兵和軍官在托爾斯泰的筆下變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他寫出了“戰爭的真相——流血、痛苦和死亡”。

　　拉塞爾和別爾格都是一生從事新聞報道，而托爾斯泰則就此轉入文學創作，他的戰爭文學作品《戰爭與和平》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氣勢磅礴，場面廣闊。他創作的《襲擊》《伐林》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等軍事題材的作品，都是根據其親身經歷和見聞寫成的。這些作品克服了俄羅斯文學中對戰爭描寫的浪漫主義傾向，而著力于表現流血和死亡的真實場面。

　　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代表作家米哈依爾·肖洛霍夫曾在衛國戰爭期間上過前線，他寫過通訊、特寫和短篇小說。1943年開始發表反映衛國戰爭的長篇小說《他們為祖國而戰》；1957年發表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被稱為當代蘇聯軍事文學新浪潮的開篇之作；1965年，他的作品《靜靜的頓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肖洛霍夫的作品沒有拔高人物的行為和涂抹理想主義色彩，而是真實地描寫了主人公的家庭悲劇、精神痛苦和心靈創傷，文字散發著強烈的人道主義氣息。肖洛霍夫一貫堅持藝術真實要遵循生活真實的原則，這與其曾作為戰地記者親赴前線的經歷不無關聯，而敢于面對現實秉筆直書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也就成為他尊從的藝術良知，是他在現實主義美學上的獨創。

　　戰地記者眼中的戰爭比地獄還地獄。諾曼底登陸戰中，倫敦《每日電訊報》的戰地記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參加了戰斗，與美軍第八、第九航空部隊一起執行了14 次飛行轟炸任務，報道了登陸以及巴頓將軍的美軍第三集團軍穿越法國向德國挺進的過程。戰爭結束后，瑞恩用10年時間完成了20萬字的小說《最長的一天》，之后又陸續出版了《最后一役》(1965)、《遙遠的橋》(1974)兩部作品。

　　與瑞恩經歷相似，日本戰地記者開高健在美越戰爭期間，作為《朝日新聞》的特派戰地記者赴前線，和士兵同吃同住。圍繞越南戰爭，他創作了“黑暗三部曲”——《發光的黑暗》《夏日的黑暗》《花落的黑暗》以及紀行《越南戰記》等。在作品中，他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把自己在戰場上的感受融入其中，形成了以心理描寫為特色的“開高體”。

　　曾三次親臨前線的美國作家海明威寫下了《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和《老人與�！返葍炐阕髌�，但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的他，卻抹不掉身上的戰爭傷痕，趕不走噩夢般的戰爭記憶。不可否認，戰地記者在戰爭中的經歷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作品中釋放的只是一部分，經歷過戰爭的戰地記者卻可能敗在吞噬生命的精神戰場。

　　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在美國參加二戰后，以《紐約先驅論壇報》戰地記者的身份去了英國、北非和意大利；1966年初，他又作為紐約《新聞日報》的戰地記者前往越南。在他的大部分新聞紀實性作品和小說中，著意刻畫的是在巨大痛苦中沒有被擊垮和磨滅的人性尊嚴，創造了源于社會底層的“斯坦貝克式的英雄”形象。

　　戰地記者書寫了文學史上帶著戰爭記憶的作品，既見證了一個個國家和民族的興衰榮辱，也為世界文學史增添了別樣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