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與改進文藝批評研討會發言摘登

主席臺

何東平：四個標準是文藝批評的“方向盤”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指出“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今天《光 明日報》和《文藝報》在這里舉辦這個名為“加強和改進文藝批評”的研討會，就是想把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引向深入，把加強和改進文藝批評 工作落到實處。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 藝批評的良好氛圍。這一論述，既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當前我國文藝批評存在的不足，也給出了改進創新的良方，確立了文藝批評的四個標準。這四個標準，可謂是搞 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我先圍繞四個標準來談一點學習體會。

　　第一，“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是對批評方向的把握。我們知道，恩格斯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中最早提出了“美 學的和歷史的”批評標準，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這四個標準，是馬克思主義文藝 理論在新時代的繼承和發展。

　　歷史和人民的觀點，體現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體現了社會發展規律，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體現了文藝的史學價值、認識價值和道德價值。藝術的、美學的觀點，揭示了上層建筑組成部分——文藝的內在規律，揭示了文藝的審美價值。

　　方向是文藝評論的靈魂。優秀的文藝批評，就是要尊崇社會發展和文藝發展的雙重規律，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校準民眾審美評判的“定盤 星”。優秀的文藝批評，一定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人民幣服務的，一定是對文藝負責而不是對某個文藝家負責的。為人民服務、對藝術負責的文藝批評，始終站在 歷史和人民的立場上，為人民大眾的文化利益鼓與呼，以人民喜好和民族審美作為批評標準，以提升民眾思想和情趣為責任和使命。

　　第二，評判和鑒賞作品，是文藝批評的職能所在。批評家是一群特殊的讀者，是連接作家作品和普通讀者、連接社會和文藝的橋梁，批評家需要利用自己 的專業知識“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引導讀者，告訴讀者什么是好的文藝，好在哪里，什么是壞的文藝，壞在何處。幫助讀者發現優秀作品的優秀之處，培養和提 高他們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從而推動全民閱讀水準和價值觀念的提高。

　　第三，倡導說真話講道理，是為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這是對批評態度的一種要求，要求批評家有真誠的批評態度，有追求真理、堅持唯物史 觀的決心。批評的品格，說到底，就是真實、鮮明、正直，實事求是，激濁揚清。不做人情的奴隸，不做私利的共謀，不做權威的陪襯，不做庸俗的跟班，要像魯迅 先生所說的，敢于下手“剜爛蘋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勇于表明立場，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大聲說“不”。

　　近年來，文藝批評總體上是好的，但不可否認，也存在著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四平八穩、一團和氣、和稀泥的人情文章，比如夾帶私貨、惡意棒殺 或為吸引人眼球的“酷評”，比如玩弄理論術語、食洋不化、不接地氣的批評文章，這些都是對批評品格的矮化和褻瀆。它們可能滑向文藝批評的功利化、庸俗化、 圈子化，需要引起我們格外警惕。圍繞加強和改進文藝批評，我們《光明日報》要身體力行，做到以下三點：

　　一、加大批評的力度。批評是文藝評論的根本品格。文藝批評要的就是觀點鮮明、褒貶明確的批評，誠如總書記所指出的，“一點批評精神都沒有，都是表揚和自我表揚、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勢和自我造勢相結合，那就不是文藝批評了”。

　　二、增強批評的現實性。文藝批評也需要“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要貼近群眾，讓人家聽得懂，文藝批評為人民，就是要多講人民聽得懂的“人話”，少講人民聽不懂的“神話”。

　　三、改進批評的文風。文藝批評也需要改文風，朝著短、新、實的方向努力，要鮮活靈動，清新平易，真正成為文學事業生動活躍的一部分。

　　作為一家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和服務對象、以思想文化為鮮明特色的報紙，《光明日報》曾經發表過眾多富于真知灼見的文藝批評文章，有些文章曾經 起到引領批評風氣的作用�！豆饷魅請蟆愤�專門開辟討論專欄。不少批評文章都足以寫進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今天在座的各位批評家也大多在《光明日報》發表過 文藝批評文章，為中國的文藝批評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許多作家、評論家的處女作、成名作、代表作都曾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借這個機會對你們表示衷心的 感謝�！豆饷魅請蟆穼⒗^續為諸位提供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我們決心將習總書記關于文藝批評的“四個標準”作為尺度和遵循，努力發揮文藝批評“引導創作、多 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何建明：文藝批評的標準、導向與實踐

　

　　文藝批評應有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中的懷疑與批判精神。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其精髓就是具有批判意識。批判意識，也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蓬勃發展 到今天的重要原因所在。對于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從事文藝批評的工作者來說，缺少了文藝批判的精神，像習總書記所說的，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 奉承，那樣的話文藝批評也就喪失了它的價值�，F在太多的文藝批評都在說好話、唱贊歌，已經嚴重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不少人為了利益拿了紅包，有礙于 人情關系，對作品給予過高評價，求得皆大歡喜。批評多了，怕作者有看法，大家都不敢批評，只是泛泛贊揚一番，久而久之，成了風氣、漫延開來，很不好。如果 文藝批評不但沒有發揮出它的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的功能，反而助長各種不良風氣，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敢表明立場，不說真話講道理，褒貶甄別功能弱化，就會制 約文藝創作健康發展。

　　如何保持文藝批評的批判精神？批評精神弱化，源于文藝批評家在商業化語境下缺失了對藝術標準的維護和堅持，沒有正確的文藝批評標準，就很難有批 判精神。在商業社會里，有人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品，只用商業標準而摒棄藝術標準來評判作品，這是標準的嚴重喪失。要想有批評，不能一味表揚，應 如習總書記所說的，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說真話，講道理，依文藝作品的質量和水準，而非依利益或人際關系，這才是真正 的堅持標準。

　　文藝批評要有“批評”精神，也不能為了批評而批評，要合乎文藝發展的規律。在實事求是基礎上對一部作品創作中有價值的努力與探索進行贊揚，表彰 倡導長處，評論家無須刻意避開贊揚，否則也會有損文藝批評的真正價值，這很考驗評論家的功底和水平。如果因為“人情”、“面子”、“紅包”等不得不說一些 違心的話，阿諛奉承、庸俗吹捧，為一部平庸的作品“吆喝”，便是批評的病態。對一部作品，要本著引導文藝創作向健康、向上的方向發展的原則，對其進行實事 求是又合理的評判，指出其不足，有利于創作的提高，但不能為了批評而批評，應該是健康的、陽光的，不能為了追求“效果”，嘩眾取寵，甚至惡語相向，否則就 違背了“批評”二字的內涵。要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文藝批評的實踐，應有文藝理論的支撐，符合民族審美標準。如果對一部作品進行單純感受式的分析，而沒有相應理論的支撐，那是不可取的。我們現在 的很多文學評論，完全照搬西方的文學理論，以此來評判中國的文學作品的價值，作為衡量中國文學創作好壞的標準，這同樣不可取。西方的文學理論可以提供一些 新的文藝視角和方式，我們可以借鑒利用，但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 建立起符合本民族審美習慣和審美規律的標準，而不能一味對西方文藝理論生搬硬套。

　　文藝批評應與文藝創作相依相伴，形成良性互動。文藝批評，不僅僅是評論界的事，更直接關乎文學創作。文藝評論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離開了文藝 創作，文藝評論就失去了“對象”，需要與作家有良好的互動。在文藝界，之所以存在阿諛奉承、庸俗吹捧的現象，一部分原因還在于作家沒有擺正心態。只喜歡鼓 勵和贊賞，喜歡肯定性的評價，不愿聽具有建設性的批評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吹捧風氣的盛行，也不是一個成熟作家應有的姿態。當然文藝評論家也不應高 高在上、掌握作品“生殺大權”的盛氣凌人的姿態，應該與作家相伴，形成良性互動氛圍，這才有利于文藝批評健康發展。而且，文藝批評要看對文藝創作的批評是 否到位，是否有力，是否有效，為評論而評論，價值不能真正發揮出來。

　　文藝批評要重視研究作品和作家，應該指向具體作品和作家個體，做到“具體而微”。既要評文藝思潮、文藝現象，也要評文藝作品，思潮和現象是通過 具體作品反映出來的，只有評價作品才能夠貼得近、評得準�，F在的評論太注重宏大主題和空泛的對象，不太注重具體的作品，看似侃侃而談，實則華而不實。這也 與批評精神的缺失有關，評論家出于利益或人情等目的，對作品內容不敢面對，避實擊虛，缺少應有的責任擔當。文藝批評既然和文藝創作是雙向的互動關系，那么 這種互動應該更貼切地表現在文藝評論家與作家個體之間的關系，評論家對一個作家的作品內容進行具體分析，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作家才能不斷提高，有所收 獲，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才能互相切磋，共同進步。

仲呈祥：做好文藝批評的關鍵在于堅持科學標準

　

　　我要對《文藝報》和《光明日報》召集這次研討會表示感謝，兩家報紙確實在學習踐行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為加強文藝批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覺得，媒體正在黨的領導下，營造健康的、活躍的文藝批評氛圍，促進文藝的繁榮。我作為一個文藝批評工作者，感想有三：

　　第一，我非常贊成，搞好文藝批評的關鍵在于堅持科學標準，即習總書記與時俱進地提出的“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標準。按照唯物史觀， 歷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按照馬克思主義美學觀，美學的也必然是藝術的，藝術是人類審美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文藝批評標準的混亂，必 然導致文藝批評實踐的混亂，搞成是非不明、褒貶不分了。堅持科學的批評標準，理論指南就是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就是《中央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 意見》。優秀作品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統一，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邏輯起點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歷史品格，后者是美學品格，同屬創作美學范疇；而觀賞性的邏 輯起點是觀眾的接受效應，屬接受美學范疇。因此，我們不能把不同邏輯起點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藝術性與觀賞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評范疇里下判斷，當成批評 標準。那樣會給人一種誤解：好像有一種與藝術性無關的觀賞性必須當成標準，這種與藝術性無關的觀賞性恰恰就是兇殺、打斗、床上戲之類的視聽感官生理上的刺 激感。這正是造成以營造視聽奇觀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創作傾向在批評標準上的理論根源。其實，推用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性統一”作為標準去衡量各 種門類的文藝作品，是不科學的。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是作用于讀者的閱讀神經的，并無具象，沒有觀賞性；音樂作品是聽眾用耳朵來聽的， 也無觀賞性；至于“五個一工程”中的理論著作和文章，那就更不能用觀賞性標準去衡量了。應當看到，電影界近30年來確有一種未能科學認識觀賞性、清醒追求 觀賞性的盲目傾向。面對市場，提出觀賞性需要重視是有依據的。但對于創作者說來，藝術性的題中應有之意，便是要靠作品的歷史品位和美學品位，去吸引感染受 眾。所以，歷屆黨代會總書記的政治報告和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歷來都用“增強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為標準，這有明確的指向性，即把受眾提升到作品 的歷史品位與美學品位上來。而觀賞性卻沒有指向性，它是因人而異(不同人有不同的觀賞情趣)、因時而變(不同時代條件有不同的標準，“文革”中的毒草如今 成了香花)、因地而遷(不同鑒賞環境下會有不同的鑒賞需求)。須知，要真正解決觀賞性這個矛盾，必須按范疇學規定的，什么范疇的矛盾，只能在什么范疇里面 解決，并且關注到相關范疇里面有內在聯系的矛盾就可以了。馬克思有句名言：再美的旋律，對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沒有用的。我的導師鐘惦棐先生說過一句很 著名的話：再好的電影，對于不懂得欣賞電影基本法則的觀眾也是沒有用的。他這個話講的很深刻。任何精神生產在生產自身的同時都在生產自己的欣賞對象。因 此，我們首先要提高觀眾的鑒賞修養，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養，才能解決好觀賞性的問題。第二，就是要努力凈化鑒賞環境�，F在的環境必須凈化，電影市場院線， 主要的黃金時段全部給賺錢的片子，思想性藝術性結合得好的影片根本排不上。我們在評金雞獎的時候，十幾個放映廳除拿一個給我們看外，其他放的全是《小時 代》《港囧》之類，怎么辦？環境不凈化，相反卻把觀賞性的問題推給創作者解決。結果，愈如此觀眾素養愈敗壞，鑒賞環境愈糟糕，于是，創作者就去生產格調更 低下的作品，創作與鑒賞之間的惡性循環便產生了。這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

　　第二，我們是批評工作者，我們要執行好標準，就要從根本上在哲學層面思維方式上努力科學化。哲學通，一通百通，哲學不通，四處碰壁。為什么提這 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們把文藝從屬于政治，用政治思維取代審美思維把握世界，特別是到了和平建設時期，吃了苦頭。應當說，在戰爭時期，提文藝從屬于政治有 其合理性。但前幾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人又從一個極端到另外一個極端，把過去的用政治方式取代審美方式把握世界，變成了用利潤方式和經濟方式取代審美方 式把握世界。作為一個批評工作者，我深深體會到，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要求，學習辯證法，站在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把長期以來影響制約我們的 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好走極端的單向思維，自覺轉化為執其兩端、關注中間、兼容整合、全面辯證的和諧思維，文藝批評就可以走向繁榮。我舉一個例子，昨天 《光明日報》為《羋月傳》開會，鄭曉龍曾以執導《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編輯部的故事》等作品蜚聲屏壇。應該說，這是位有思想藝術追求的有才華的導演， 他塑造的不少藝術形象，都引起過強烈的社會反響和爭議。劉惠芳形象出來了，譽之者眾，說代表了人民對善的深情呼喚，但是也有批評的，批評的就說這個形象把 我們婦聯搞了幾十年的婦女解放工作都沖淡了，這很正常，有說好和不好的，這就有了爭鳴，真理就愈辯愈明。當時《求是》讓我寫了一篇文章：《“渴望熱”后思 錄》，就分析了這種現象�，F在也是這個問題，《羋月傳》出來，爭議很大，上海有文章說一味講宮斗，缺失了現代性的反思。但全劇并未止于寫宮斗，該劇顧問、 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報》就這段歷史寫了文章，闡述了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和歷史觀。電視劇藝術家徘徊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進行審美 創造，造成了文化現象：不僅是觀眾議論，史學家在理論，都在議論，這種電視文化現象，誘發了中華民族群體性的史學熱。文藝批評在其間是大有用武之地并肩負 著不可推卸的神圣職責的。好多人過去不認識那個“羋”字，也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有43個太后執過政，她是第一個，叫秦宣太后，最后一個是慈禧太后。大家研究 這段歷史，學習歷史，弄清歷史，這個氛圍很好，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歷史修養和歷史意識。這就是大家發表意見，百家爭鳴。所以我說，關鍵在文藝批評要以文化 自覺的姿態，摒棄過去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好走極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單向思維，代之以全面辯證、兼容整合、具體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諧 思維，特別是要反對那種東施效顰、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維。

　　第三，要善于和諧作家、藝術家與批評家的關系，要營造一種和諧的創作與批評的關系和氛圍環境。藝術養心，氛圍養人。我上世紀80年代在《光明日 報》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論作家與批評家》。我的導師鐘惦棐和上海的謝晉為至交，謝晉每有新作，從《天云山傳奇》到《芙蓉鎮》都到京請教鐘老。在振興巷6 號鐘老家，他們兩個老頭于葡萄架下喝酒，他們都是酒仙，推心置腹，無話不言，但是到了文藝批評的研討會上，他們卻是不留情面，刺刀見紅。比如，鐘老在《謝 晉電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時代有謝晉而謝晉無時代”的評價，既肯定了謝晉緊跟時代執導《女籃五號》《舞臺姐妹》《紅色娘子軍》《天云山傳奇》 《牧馬人》《芙蓉鎮》等優秀作品，也批評在“四人幫”橫行的時代還執導過“打走資派”的陰謀電影《春苗》，而鐘老故去后的歷史更證明了他判斷的預見性，因 為謝晉晚年執導的《清涼寺鐘聲》《老人與狗》《女兒谷》等多少旨在趕時髦受西方深挖“人性深度”的影響，而缺少對中國現實獨到的思想發現和審美發現。當時 謝晉讀后，深受啟迪，思之良久，夜不能寐，他深夜打電話告訴我：你導師一句話夠我想一輩子，受用終生呀！《天云山傳奇》是根據魯彥周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講 的是反右斗爭中一位叫吳遙的地委副書記，為了把手下的漂亮女干部宋薇搶到手，居然把爾的丈夫羅剛打成右派，然后借“劃清界限”逼宋離婚改嫁給自己。影片上 映，影評界反映強烈。贊之者稱“深刻得很”，揭示了“左”的歷史淵源；但批者說“反動得很”，是誣蔑共產黨的。鐘老連夜給《人民日報》趕寫了一篇影評《預 示著矯健發展的明天》，指出：《天云山傳奇》對生活的怨尤，引來了人們對《天云山傳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來都是不必的。但人們不能因此否認生 活中吳遙們的存在。歷史是不能道德化的，即便不出吳遙，也會出張遙、王遙的，歷史是由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諸因素的合力鑄成。而藝術反映歷史往往 要經過道德評判這一中介，藝術甚至離不開道德評判。他主張要辯證地把歷史分析與道德分析綜合起來。此文既出，兩種極端之論都平息了。鐘老與謝晉，堪稱是批 評家與作家關系的楷模，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