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湘軍發展的正道：更開闊 更寬廣 更深遠

　　近幾年來，“文學湘軍”創作陣勢浩大，佳作迭出。王躍文、閻真、何頓三個全國性“作家品牌”風頭正勁，《大清相國》《愛歷元年》《活著之上》《來生再見》《黃埔四期》都廣受關注。官場小說、都市小說、紅色題材紀實作品和影視劇三大創作熱點接受效應良好。湘西題材長篇小說異軍突起，李懷蓀的《湘西秘史》、劉蕭的《筸軍之城》、鄧宏順的《鐵血湘西》、蔡測海的《家園萬歲》、于懷岸的《巫師簡史》、黃青松的《畢茲卡族譜》、張景龍的《湘西土司王》、羅長江的詩體小說《大地蒼黃》等，共同開掘著大湘西歷史與文化的獨特性，很有分量。鄉土文學寫作再放光彩，彭見明的《天眼》和《平江》、王青偉的《村莊秘史》和《度戒》、姜貽斌的《火鯉魚》、薛媛媛的《湘繡女》等，各擅勝場而韻味悠長。

　　創作形勢良好，使很多湖南作家對獲大獎念念不忘。每當有分量的作品出現，很多人首先估量的，就是能否獲獎、特別是獲得茅獎。連續幾屆評茅獎功敗垂成，更使一些人汲汲于此，為獲獎而期待、焦慮、遺憾和糾結，似乎“重振文學湘軍”成功與否，全系于這“天堂之門”。我稱之為獲獎焦慮癥。

　　在筆者看來，太看重獲獎不必要，思慮愈多，反而得之愈難，欲速則不達�！对鴩�藩》等許多湖南長篇小說作品，與茅獎不過一步之遙，也不遜色于那些獲獎作品。不少獲獎者反而很快就失掉信譽度，他們的平庸之作已不再為人們提起；即使同一作家，也不乏更好的作品沒成功、較差的作品反獲了獎的現象。茅獎評獎本身充滿了偶然性，改革后的評獎制度規則重于標準，追求的并不是鑒賞、判斷的能力與水平。參與則可，篤信大可不必。在新世紀的多元文化語境中，文學創作已呈現出一種立體交叉、相互映襯和對照的評價格局。中國作協的“茅盾文學獎”與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小說排行榜”、《南方都市報》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都值得重視，《長篇小說選刊》的轉載和《當代》《收獲》的發表，亦是重要參考指標。一部文學作品的質量和影響，需要置于這些獎項和雜志共同構成的評價體系中，才能夠得到較為全面的呈現。從這樣的范圍來考察，一部作品的分量和影響才會充分顯示出來，不必僅僅只盯住茅獎。

　　只盯住茅獎，對創作和評論都會形成不利影響，是身處多元化時代，卻用一元化的思維想問題。作家太想得獎，目標直接而狹窄，就往往會思前想后、患得患失，局促創作思維的遼闊性和審美的自由度；文學評論和相關部門太想得獎，則往往容易只關注幾個有可能得獎的作家，可能會忽略或漠視那些追求新思路新空間、同樣頗具活力的創作，有可能無形中遺棄一個更好的狀態、更大的局面。

　　“文學湘軍”有必要擯棄獲獎焦慮癥，看得開闊一點、寬廣一點、深遠一點，以更雄健的氣魄和更遼闊的胸襟，聚焦更具根本意義的文學目標，在地域性寫作上增強精神感覺的全局性，在鄉土性寫作中強化問題意識的新鮮感，在生活實感類寫作中增強價值內蘊的豐厚性。這才是湖南文學全面發展的正道和大道。

　　(作者系湘籍文學評論家、著名長篇小說研究者，河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