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難寫是精神——2015年軍事散文佳作述評

　　有些事情是可以預料的，有些事情卻是難以想象的。諸如當我們談論2015年的軍事題材散文，甚至是這一年的文學寫作時，抗日戰爭都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然而，略感遺憾的是，在數目繁多的有關此類題材的文學篇目中，令人驚艷乃至耳目一新的篇章，還是少矣。就在疲倦于各類抗戰故事的講述以及諸多相似民族情感的抒發之時，我讀到了金宇澄的長篇散文作品《火鳥——時光對照錄》(《收獲》2015年第5期)。文章刊發于《收獲》雜志的“說吧，記憶”專欄。此專欄名稱別具意味，或許受到納博科夫的同名回憶著作的啟發，所謂“說吧，記憶”，其實在更深層次，乃是一種有關“現在，記住”的精神意味，并或許有著一種特別的文學期待，也即是納博科夫回憶錄一樣的細致、精確與優美。

　　不錯，這個寫出《火鳥》的金宇澄，正是小說《繁花》的作者。長篇小說《繁花》以上海方言來編織一隅市井的故事，而散文《火鳥》卻是以典雅端正的文字來書寫一段民族的秘史。如果說前者是輕盈曼妙的韻味，后者則是沉靜蘊藉的風格。我之前讀過《繁花》，感覺滿目錦繡，隨手撿起，也可隨手放下；而《火鳥》則不然，此一篇章，結構精密，邏輯嚴謹，層層疊疊，頗有密不透風之感。金宇澄以4萬余字的篇幅，通過時光的交錯、空間的變遷、歷史的鉤沉以及命運的沉浮，重新打撈和體味了父輩的人生碎片，拼接成了一段極為斑斕的歷史印痕，又折射出了人生命運的無限滄桑，并終由悲愴而歸于平淡。如此奧妙，宛若深淵里的探尋，想來金宇澄已經醞釀多時，構思良久，爛熟于心，才終于在反復架構、打磨和修整之后，有了這樣的一篇佳作。

　　顯然，《火鳥》是以崇敬謹嚴的心情完成的。這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學祭奠。讀后才知金宇澄的父親出生于江南大家族，心懷民族之興衰，獻身于復雜隱蔽的中共地下情報斗爭，又周旋于日、偽、國、共之間，并曾被不同因緣地關押、審訊、拷打，也被不同形式地侮辱與損害，最終導致了百辯難解的歷史迷案。為此，在《火鳥》一文中，金宇澄并不簡單描述，他試圖借用書信、筆記、口供、史料、申訴、日記、詩詞、札記、圖像等途徑，來小心翼翼地為一個人的歷史行蹤進行補充、考證、修訂乃至試圖進行佐證和辯護。其中的筆記、口供和書信娓娓道來，是當事人的見證與辯護，而金澄宇的寫作，又是后來者進一步的對照、反思、探究和總結，并最終為我們留下了一份豐富、獨特的個案。

　　文章難寫是精神。在金宇澄的文章之中，我似乎才特別地領略到了一種難以言語的人生情懷與精神風骨。正如文中提及的火鳥之意象，它的鮮艷與孤傲，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激情、果敢與聰慧，而實際上還有一種令人為之驚嘆的沉靜與堅韌，而這或許才是我們這個民族從其內部之中生長出來的精神熱力。這一意象，竟也令我想到了多年前在評論家胡河清的文集《靈地的緬想》中讀到的一段陳年往事。如今看來，其中似乎也有著一種相似的體悟。胡河清說他在中學讀書時有一位同窗，祖父是一位極為傳奇的人物，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潛往蘇聯參加過國際勞工會議，并見到了列寧，但回國后卻失去了與組織的聯系，后來他在大學里當過長時間的教授，終老此生。也正是這位飽經風浪的老人的傳奇經歷，使得胡河清最終堅定了他生平最艱難的決定：“將來選擇文學作為自己的職業�！�

　　作為讀者，我歡喜也慶幸金宇澄的這支文學妙筆。但我不知他的文學初心，是否也源于這般來自于歷史文化深處的復雜心境。如果說金宇澄的文學記憶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新鮮經驗和啟悟，那么我讀2015年的中國散文，歷史學家劉統的學術隨筆則為我在更大視野中看待問題和評價歷史提供了一種參照。長篇學術隨筆《熬出來的勝利》(《讀書》2015年6期、7期)，便也是讀后印象極深的篇章。關于這篇歷史隨筆，我曾有過簡短的議論如下：“劉統的隨筆《熬出來的勝利》，乃是關于中國共產黨抗戰歷程的一篇感悟與反思，論者從大量的歷史文獻中，以客觀的態度重新審視那場戰爭中一個在野政黨的作為，而難得的是作為史學家的劉統，學識深厚，卻筆法活潑，并自有不凡的精神氣象�！�

　　關于劉統的史學隨筆，在2015年我還讀到他的一篇《干革命要有飯吃》(《同舟共進》2015年第3期)，也是學識與才情俱佳的好篇章，但我以為最能代表其水準的，還應是這篇《熬出來的勝利》。此文氣魄甚大，以一人之力來評述一個政黨與一場戰爭，但并不泛泛而談，乃是從龐雜的史料出發，舉重若輕，能入又能出，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不是一葉障目地淺嘗輒止，這是當下諸多歷史隨筆寫作中分外難得的地方；此文的另一佳處，乃是其作文的境界，便是能夠從大的視角和趨勢來看待歷史的難題與謎團，更多地是站在民族興亡與當時的具體情境之中來予以論斷的，而不是局限于計較長短與判斷勝敗的低層次糾纏。這種認識和看待問題的眼光與識見，自有一番令人“豁然開朗”的啟發，也便是我上面所提及的那種“不凡的精神氣象”。

　　如果讓我來總結2015年的軍事散文寫作，想來可簡單歸納為“一場戰爭的記憶，一個人物的紀念和一種經驗的闡述”。這里的一場戰爭，顯然便是關于抗日戰爭的，而關于一個人物的紀念，則是對于馮牧先生離世20周年的紀念。在我讀到的十多篇懷念文章中，王端陽的長篇散文《1974——馮牧在云南》(《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4期)很是別致。此文系作者1974年陪同馮牧在云南采風的日記，又在發表時重新加以注解，由此既有了1974年的現場記述，又有了今日的解讀與懷想。令我意外的是，在1974年的日記之中，又有很多馮牧談及自己從軍參加革命的記敘，并由此形成了一種復雜的散文敘述，諸如革命戰爭、政治運動、文學思潮，在時光變遷中互相交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寫作文本。

　　之所以談及馮牧，不僅僅因為馮牧的軍人出身，也不僅僅是因為在2015年有多篇懷念和紀念馮牧的文章，并形成了一種特別的文學追憶與紀念，而是在這些懷念散文中，幾乎都深情地提及了馮牧深厚的文學修養、良好的道德品性以及開明包容的人文情懷。這位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才子，參加過學生運動，熱心于革命事業，又傾心于文藝興衰，最終成為一個領袖群倫式的文學人物。由此，也使我想起了曾為莫言編輯過小說的朱偉的一篇散文《我認識的莫言》，其中談到了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在成稿之后，經其師徐懷中修改后推薦給了時任《中國作家》的主編馮牧，并使這篇頗為先鋒的小說得以順利發表。莫言由此而一鳴驚人。此文寫于2012年冬天，其時莫言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朱偉在文中還特別強調，馮牧在“二野”時便是莫言的恩師徐懷中的上級。如此一來，我們是否可以說，馮牧的意義，對于當代軍事文學，還應意味著一種特別的精神譜系。

　　最后，還需再來談談“一種經驗的闡述”。也便是關于復雜而又看似單調的軍旅生活經驗的文學表達。此類散文較多，且多以明媚動人的日常軍旅經驗的敘述居多，但讀后印象最為深刻的則是小說家周大新的長篇散文《藥品、故事與特別的經典》(《解放軍文藝》2015年第10期)。此文系周大新的一篇讀書筆記，應是一篇小說家的閑余散記，但從中也可以看出一位當代軍旅作家的追求與信念。諸如他談及文學是一種藥品，乃是“我相信”；再如談及小說乃是首先要講好故事，乃是“我愿意”；而對于托爾斯泰的小說，乃是“充滿敬意”；對于卡爾維諾，則是“我懷念他”；而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則又是“心存感激”。由這篇閱讀筆記，不難看出一種仁慈、忠厚與積極開放的文學精神。我始終抱有一種態度，乃是一個小說作家能否寫好散文，便足可看出他的文學天賦與才華；而一篇并不太長的創作談，則完全可以看出他對于文學的品位與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