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軍事題材詩歌：仍留一箭定天山

　　剛剛過去的2015年，詩壇呈現出的熱鬧景象是少有的，無論是社會對詩歌的關注度、對詩人的熱議，抑或作品總產量和題材的寬度，都有了不凡表 現，詩藝也有一定的突破。這便形成一種印象，似乎詩歌邊緣化和非詩歌時代的質疑已經遠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詩歌的狂熱被組裝和復制，詩歌再次成為人們的精 神需要，重新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無論如何這多少令人暫且欣慰�；�于廣大官兵的心靈市場和精神需求，身披鎧甲的軍事題材詩歌從來不會寂寞，一無例外地和非 軍旅詩人們的歌喉保持了應有的密切關聯度，并在文化詩意的陣地上反思戰爭、回顧歷史，尋找屬于軍人的精神脈動。

　　題材的優勢與詩人群體的參與

　　反映時代主脈不僅僅是軍旅詩人的責任，亦為當下詩人所負重軛。2015年大事頻仍、題材多元，給了詩人觀照當下走出“小我”而與時代精神內核結 合起來的寬度與廣度。與此相對應的，全國文學刊物包括報紙及新媒體在內，其中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為主題的欄目與版 面策劃紛現，聲浪幾近覆蓋詩界，尤其是《詩刊》于7月(上半月)推出專號，集合馬識途、柳蔭、朱增泉、劉立云、商震、雷平陽、湯養宗、李輕松、路也、大 解、胡弦、娜夜、姜念光、聶權等一批當下詩歌一線的新老詩人，不分軍內軍外，用詩歌抒寫70年前發生的那場用鮮血和生命澆鑄的勝利。這些詩歌不只是一種對 當年血雨腥風歲月的情緒宣泄，更多是充滿痛感的深度反思，特別是對照當前日本軍國主義裸露的似曾相識的狂妄野心，詩人們難抑的或激憤或擔憂或冷嘲在創作中 持續澎湃著，不斷地從一種身份轉換到另一種身份。如馬識途寫于70年前但從未發表的組詩《榴花開得火樣鮮明》，就是以歷史見證者的身份發出的堅實的聲音， 是對身在歷史中種種場景的獨特情感表達，其中《我們結婚了》(1939年10月)一節中最為典型，他選取“主婚的人”是“愛情”、“證婚人”是“艱辛”、 “介紹人”是“革命”、“客人”是“在屋檐上跳著的小麻雀”，雖則直白，那個革命年代的特別婚姻的情感卻格外真切、感人；同樣寫于戰火中的《比血更貴重 的》是柳蔭的組詩，他用“謠歌”“熱血，滴滴”“風暴間隙的寧靜”“一同唱出對祖國的愛……”等短章，寫下獨屬于戰地生活的偶憶，時常由衷感到“山村的氣 息，如同驟雨后的一條小溪”，詩人的愛濃烈且真實地呈現其持續性。與之身在歷史中奔涌的情感體驗所不同的是，馬新朝的《鐵色素》和雷平陽的《我流了幾噸 血》則不乏理性的思考與反省，前者在遙想多年前的敵情緊急，絕不可能不對當下局勢作本能的關注：“那幾個日本兵并未遠去/他們在那個夏日殺人放火后/又潛 入到今天”，以及“溫習著這些口令/努力把自己從生活的爛泥中拔出來”，詩人的掙扎和憂慮源于想要國家和民族有“安放神圣和尊嚴的地方”；后者對戰爭的思 考更為冷靜，他同一個出席自己葬禮的老人一起目睹葬禮上的種種情景，悲涼、孤獨、死亡的恐怖等極端情緒被淡化處理了，這是因為他感到他的聲音孤獨、冰涼 “像70年前射出，但至今沒有落地的子彈”。而劉立云氣勢磅礴的組詩《紫荊關》令人感到漲潮時的驚濤駭浪，作品中狂放的節奏不過是詩人內心難以抑制的沖擊 波，一氣呵成的《聽某老將軍說八年抗戰》一詩，情甚切切。其他如簡明的《在太行山上》、李輕松的《十萬義士》、姜念光的《埋伏》、湯養宗的《當年留下的子 彈》以及大解的短詩《英雄》、路也的長詩《隨園》等，強烈的情感加上有意識地遵循一種熱情表達的目的，試圖堅持抵達看似哀而不傷的境界似乎不那么容易，結 合著詩人有意識追求詩性的需要而使這一類的詩歌在寫作上逃離咆哮的破壞力量。馬新朝等詩人的詩歌在重新提醒著人們駕馭軍事題材詩歌中的大詞放置的位置和呈 現的面目十分重要，情感拿捏稍遜一籌便會流入難以把握的軌跡而游離詩人發言的部位和初衷，警惕豪邁氣概被無意識弱化。

　　與地方報刊相比，《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西南軍事文學》《西北軍事文學》《神劍》《前衛文學》《橄欖綠》等軍內報刊專門開辟的陣地進行連 續性刊載，打破軍內軍外詩人身份的藩籬而共同行進于紀念性主題寫作中，如商震、牛慶國、羅長江、胡衛民、廣子、張慶嶺、王方方、李林芳等詩人。無論是多元 題材的充盈性上還是詩人的參與度上，明顯要好許多，為數不少的軍旅作家、評論家也紛紛參與到詩歌嘗試性的創作中來，十分明顯的是他們作品數量雖不算多，但 拓寬了發聲的堅固渠道，如朱秀海、汪守德等，多用格律詩舊制記取懷古抒今，如《嘉峪關懷古》(8首)、《園殤》(14首)。一直用格律詩抒懷發聲的還有李 文朝、雷�；�、劉慶霖、王琳等詩人，他們保持了旺盛的創作力，他們的《血肉筑長城》《天軍吟》《哨兵》《浣溪沙·響堂鋪抗日戰場巡禮》等詩作，“說豪情， 多少英雄不死”的理想和“萬里空天任我行”的豪邁，在植入戰爭背景之中的舊體詩，不再延續精致的純詩寫作，這里沒有繁復的意象和混亂的吶喊，只有對家國情 懷的強者高歌和對死難將士的詠吟。而劉立云、姜念光、曹宇翔、劉笑偉、馬蕭蕭、康橋、張國領、楊衛東、堆雪、楊獻平、周東浩、胡松夏、溫青、呂政保等軍旅 詩人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這一本年度公共題材的創作上體現了高度一致性，其中劉立云的《長城：金山嶺》這首長詩有濃厚的民族感情、嚴謹的結構、恢弘廣博 的內容，在歌頌戚繼光等古代著名的馬背上的將軍的沙場建功立業，影射當前軍中大老虎的貪腐給軍隊帶來戰斗力喪失的危險，面對覬覦我領土的“倭寇”，“子孫 們將淪為魚鱉”的可能性，作者是憤怒的，憂心的，這便使這首詩上升至與有關祖國及人類命運的層面，將熱烈激越的詩情與嚴肅危急的民族情緒結合起來，通過詩 人意識的產生和成長，來“顯示人類起源到現今的縮影”(奧迪賽烏斯·埃利蒂斯語)。

　　另外，對當下軍營生活、訓練、邊地環境和當代軍人個體形象、品格的關注以及英雄等題材并未缺席，在2015年仍然成為創作常態。如康橋的《燃燒的歌唱》、胡衛民的《表情》、堆雪的《昆侖詩行》(組詩)、溫青的《喀喇昆侖的鷹》、周承強的《遠山如夢》(組詩)等。

　　事實上，詩歌這些閱讀熱與關注度有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即微信的普及，詩歌重回人們的日常生活�！盀槟阕x詩”、“詩歌是一束光”、“第一朗讀 者”、“讀首詩再睡覺”及“貓頭鷹閱讀”、“詩刊社”等公共微信號訂戶動輒十幾至幾十萬，可以想見，每天有龐大的微信訂戶定時在閱讀詩歌，詩歌活動的驟 增，帶來的是詩人的消息和詩歌活動信息刷滿各種微信圈。另外，“中國詩歌網”推出的“每日好詩”，使得網絡平臺推波助瀾的威力令人印象深刻。

　　詩藝的突破與詩意解構的記取

　　詩人承擔著衡量、檢查、質疑的主要作用。而詩歌成為與時間、變形原則抗衡的決定性力量，詩人在一定社會表面的沉默和開放社會碎片化的信息洪水中 成為發言人。這就等于說，詩人如果不能在詩藝上突破和關切，缺少詩意地解構文字的能力，在如此沉重而嚴肅的“使命感”及公共話題的重軛下，必會始終處于劍 拔弩張或如同打了雞血一樣的緊張狀態中，詩歌成了呼喊和哮喘，詩行中充斥鼓點和號角，藝術粗糙而情感空自濃烈，談不上有什么整體的精神力量和藝術高度。那 種簡單而缺乏取舍的蜂擁而上的所謂現象“真實”和手法“現代”的說辭，不過是為其藝術思想力的羸弱而進行的蒼白辯護。

　　因此，盤點過去一年的軍事題材詩歌作品會發現，軍旅詩人已經有意識地調整和學習駕馭人類永恒的詩語，并形成個人的大的印記，對途經生命中的一切 都有審視的關聯。這種對于軍營情感和生命經歷的有效寫作姿態，使詩歌的紋理清晰不少，不乏佳作。姜念光的《埋伏》(組詩)通過對戰爭年代背景下的特殊場景 推動及軍人青春詩意的掃描，以可靠的細節、樸素的表達，使他的詩獲得了較好的感動能力。其中，《山東莊稼漢》是對疼痛和苦難的再次呈現，疼痛在隱忍，苦難 在加劇，可貴的是他沒有讓這種情緒泛濫成災而比較好地進行了節制，如寫被敵人蹂躪下的中國土地，他用“鬼子用新修的一條路/勒死了這片土地的呼吸”，而人 民生活則是“天上孤懸的那輪殘月/像一盞提心吊膽的燈”，詩歌美學意義上的寬闊詩性有了一些恰到好處的控制力。同樣，另一首《美學課》短章的音樂性、技術 化使詩意得以擴展。廣子的《祭南岳忠烈祠》一詩打破了他步入中年以后的溫和語氣和穩健的敘述，粗魯與尖銳重新回歸，自反的生命理念非常清晰地契合了這首詩 所想表達的情緒與立場，連續發問15個“……是一個詞嗎”后突然瞪大雙眼更加大聲發問“如果你一定逼著死人說話/烈士你說，死都死了/為什么骨頭化成灰站 起來/走那么久，那么多冤枉路/——回來/你說，回來是一個詞嗎”，其強勢的囂張及絕望的真誠幾令人崩潰，而這正是詩人執拗的鋒利所在。這首詩有一種穩定 的結構形式，保持了他的詩歌特有的骨骼和硬度，而其中顯著的炫目技藝令人嘆服，這是詩人表達上的徹底。楊衛東的《將軍，視野之上的頭顱》延續了詩人一貫的 詩歌風格與詩意解構方式，仍然努力在場閾空間灌注他個人生命的元氣和基本旨趣，可以看出詩歌有意識地對生命意義作探究的用心。楊獻平的詩體現了詩人與詩評 家之間的特殊性與一定的關聯，他一向追求內向性的表達，淡化功利性，無論是個人情感的向度還是對日常歷史化的精神安妥感，都體現了詩歌特有的勢能和個人表 達的存在感。堆雪的《昆侖詩行》(組詩)大體屬于主情范疇的類型，抒情主體的位置比較顯豁，詩歌的表現性、抒情性與呈現性、具象化在一些短章中能夠達至平 衡關系，像“把一座山 從積雪中扶起來”與對雪山要“用大把大把陽光和北風的草料喂養它”這樣的詩性表現力，可以看出詩人有自覺詩學抱負的努力。胡松夏的《山河》以烈火金剛般的 情懷、高山大河般的意象潛入故事內核，富于慣有的英雄主義氣質。

　　語言的安頓與美學的在場

　　約瑟夫·布羅茨基認為，最終極端的力量是“當語言終于不再滿足于上帝、人、現實、罪孽、死亡、無窮、拯救……而達到饑不擇食的狀態”。而龐德說 艾略特有句話很好，“對于想把詩寫好的人，沒有一種詩是自由的”。在創作重大題材的詩歌作品時，首先要想到的是經歷者的感受，而非再有語言的“表演”，試 圖用句子之間的修辭纏繞達至碰撞效果都是徒勞的，須用真實的真切的感受進入詩歌的層面。軍事題材詩歌并非一定是咆哮式或吶喊式才算是有了激情，不是有了這 些就能寫得出好詩。在一個特定的題材面前，僅僅用分行文字來傳達某種情感是不夠的，其中摻雜的口號式的語言和非詩的因素實際上與詩歌的標準相去甚遠，話多 詩少，直白就會淺顯易懂。

　　而淺顯易懂并非一定要直白，這是要上升到藝術領域反復探討的問題，對詩歌藝術有一種理性的尊重就是對詩歌的尊重，不是所有人都能寫好詩的，也并 不是所有人寫出的就可稱之為好詩，那個“全民創作”的時代已經界定為笑話了。相反，有的詩人把詩歌當作一種純粹的語言游戲進行文字表演，這樣做的結果，要 么是意象繁雜，語言纏繞，導致晦澀難懂，要么是直白無味，口水泛濫，詩意全無。

　　檢視2015年軍事題材詩歌，不少的詩章在對詩歌語言的安頓上注意到了美學的在場�！拔抑�道，即使我的頭顱垂得再低/也不能抬高那些亡靈的尊 嚴”(廣子)，這里的每個詞都鋒利無比，而句子卻像規則的鋸齒，閃著寒光�！霸谀暇┻@地方，像野獸一樣/吃著這些生東西/我總吃出一種/血腥味”(馬蕭 蕭)，對于敵人在南京給民族血脈中導入的深重苦難，難以因為美食而稍有消解�！澳切┦瘔K是山地、丘陵打碎的牙齒”(李林芳)用“打碎”一個動詞，十分形象 地呈現了石塊的形狀及反射到人心里別樣的感覺�！安豢山咏�的幾筆雪”(堆雪)，在詩人眼里，祁連山連綿不絕，祁連山上的雪也是連綿不絕，但這種自然界的 “大”在使命與責任的驅使下立刻變“小”，心理上的“小”并用“幾筆”形容，詩人采用繪畫線條勾勒的繪畫效果恰恰雕刻了軍人的靈魂走勢，這和他“我泥沙俱 下的淚水和表情”一樣，都在造詞境界中左右逢源地排兵布陣，詞的命運和美感都在語言細節的安頓中出色出場。語言自然要為詩歌中的擬人及比喻提供素材：“每 一棵蒼松都能擋住一次壞消息”(周承強)。詩人正是通過語言和美學的結合，才使那些關于詩歌的持久思考具有直接的可感性，語言敏感而詩思縝密、情感收放， 在不同的詩人那里均有不同的藝術尺度和美學品相。

　　就軍內外詩人駕馭軍事題材整體的能力而言，非軍旅詩人并不能做得得心應手，情感投射很容易流于空蕩、浮泛和狹隘，即使是一線詩人也不例外，也許 軍旅詩人生存的環境及自身的身份確認注定了在軍事題材領域有自我表達的先天優勢，這是可喜的。但是，過去一年的軍事題材詩歌公認的優秀詩歌仍然不多，傳唱 的佳作更難覓蹤影，相反，生活的同質化和獲取信息渠道的單一，使得相似題材的表達技巧、修辭方式和追求情感的激烈碰撞，使詩歌面目相似而缺失其獨特性，同 時在想象力、聚合核的力量力度、情感的控制、凸顯當代的新鮮經驗與美學的修養諸方面，無疑是需要繼續面對的詩學痼疾和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