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馬生前建基督山伯爵城堡翻修 曾擁有寫作車間

　　今年12月5日是法國19世紀浪漫主義作家亞歷山大·仲馬逝世145周年的日子。他生前建造的基督山伯爵城堡今年正在進行翻修，并因此向文化遺產基金會進行公共募捐。

　　在法國歷史上，仲馬這個曾經屬于黑奴的生僻姓氏，卻創造了一家三代、一門三杰的罕見傳奇。其中承上啟下的大仲馬，以一支筆留下了400卷左右的戲劇、小說，塑造了35000多個大大小小的人物。同時他繼承了父親仲馬將軍的共和遺志及其軍人的血性，在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革命、加里波第對那不勒斯王國的征戰中，他提槍上陣，沖在第一線。他的作品300多次被各國搬上銀幕，《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槍手》等小說被全世界無數次翻譯出版，至今還在不斷延續著。

　　和同輩作家相比，大仲馬的作品尤其是通過報紙連載的方式發表的小說，大多通俗而且暢銷，加上他那張揚不羈的個性和被貼在身上的文學家、軍人、旅行家、吃貨、情種等等標簽，實在不入“正統文學”的法眼。即便在2002年由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主持，成為第六位進入法國最高榮譽的先賢祠的作家，關于他的毀譽，依然不曾停止。

　　選擇了黑奴姓氏，意味著從貧民開始奮斗

　　仲馬這個姓氏，原屬于中美洲圣多明各島上的黑人。1760年，當過炮兵上校和總軍需官的安托萬·亞歷山大·達維·德·拉帕耶特利侯爵，從諾曼底漂洋過海來到這個法屬殖民地。他雇了幾個黑奴，種植咖啡和甘蔗，其中有一個名叫瑟賽特·仲馬的黑人女奴。1762年3月27日，瑟賽特·仲馬生下了她與侯爵的私生子，起名叫托馬·亞歷山大。18歲時，托馬隨父返回法國，毅然從軍。臨行前，他決定放棄父親世襲的貴族身份，而以母親的姓氏加入龍騎兵。貴族拉帕耶特利至此終止，仲馬一門的傳奇，拉開了序幕。

　　1792年11月28日，已經是騎兵中校的托馬與瑪麗·路易絲·拉布萊——維萊爾·科特萊城國民自衛軍指揮官的女兒成婚。1802年，他們的兒子亞歷山大·仲馬出生，這就是未來的作家大仲馬。

　　憑戰功赫赫升為拿破侖帳前騎兵司令的托馬，因對拿破侖的野心產生抵觸而遭排擠；后又被敵方奧地利打入牢獄。當他歷經艱辛回到法國時，拿破侖已開始了獨裁統治，而他也不復昔日指揮三軍時的那個大力戰神。自知病不久矣，他抱著3歲的兒子來到巴黎，遍尋老友托孤，但世態炎涼，失望而歸，不久就去世了。很久以后，大仲馬還記得，那天晚上表姐告訴他說父親被上帝帶走了，而他的反應就是拿起父親的槍要去跟上帝決戰。關于父親的英雄氣概和悲劇的終結的記憶是如此深刻，影響了他一生的政治態度和文學創作。

　　在法國大革命的每一個重要歷史關頭，他都和人民戰斗在一起

　　昔日那個不馴服的仲馬將軍死了，拿破侖竟然拒絕給他的孤兒寡婦以任何撫恤。大仲馬在維萊爾·科特萊城長大，他所受的教育中，最多的部分來自母親對他講述的父親的英勇事跡。他對正規的教育沒有興趣，除了書法，因為聽說拿破侖手下的軍官經常由于認不清拿破侖那難以辨認的筆跡而貽誤軍機。他對劍術、槍法倒是心有靈犀，一點就通，膽量也大得驚人。13歲的時候就曾給關在監獄里的共和派軍人，偷偷送去槍彈。拿破侖兵敗滑鐵盧后，波旁王朝復辟，共和派遭到無情鎮壓，很多大人物也因此歸順了波旁王朝。仲馬的祖父達維·德·拉帕耶特利侯爵曾經為路易十六效命，如果恢復這個姓氏就會有錦繡前程；而父親仲馬是共和國的將軍，用這個姓氏只會使他到處碰壁。對少年大仲馬而言，這是他人生的一個重大選擇，他毫不猶豫地站在了父親一邊。

　　選擇了仲馬這個姓氏，意味著人生將不會平坦。當他21歲闖蕩巴黎時，身無分文，母親只得變賣了家中所有�？恐�能寫一手好字，他在同情共和派的奧爾良公爵府上謀到了一個抄抄寫寫的職位，更幸運的是，他的頂頭上司也是他的良師益友拉薩涅，幫助他制定了詳細的讀書計劃。1825年，大仲馬參加了以雨果為首的浪漫派行列。1828年，他的五幕詩體正劇《克里斯蒂娜》完成了。1829年，劇本《亨利第三及其宮廷》問世，雨果和眾多的浪漫派作家前往劇場觀賞，并認為這是浪漫派的一個不小的勝利。1830年《克里斯蒂娜》上演成功。

　　就在大仲馬以戲劇為事業步步上升的時候，“七月革命”爆發了。大仲馬立刻棄筆扛槍投入這場推翻波旁王朝的戰斗，他以打獵的服裝權充軍裝，每個衣袋里都塞滿了子彈，配有背帶的步槍一刻也不離身邊。他充當街頭指揮官，帶著起義的群眾筑起街壘，冒著槍林彈雨身先士卒沖入波旁王朝最后的堡壘士伊勒里宮。他還毛遂自薦，只帶了一個年輕人長途奔襲，從蘇瓦松的皇家彈藥庫里，替駐守巴黎市政廳的工人武裝隊搞來了3500公斤彈藥�？吹饺�色旗在巴黎圣母院和市政廳的上空高高飄揚，他為自己正在完成先父仲馬將軍的未竟事業而深感自豪！他丟下了手中的筆，加入了國民自衛軍的炮兵部隊，并被推選為副連長，軍銜上尉。

　　然而遺憾的是，革命并未成功，他的老東家奧爾良公爵現在成了路易·菲力普國王。路易·菲力普對共和主義者的步步進逼，使仲馬心頭的憤懣有增無減。他公開發表了給老東家的辭職信，七月革命的斗士與七月革命成果的篡奪者，就這樣不可挽回地決裂了。

　　在大仲馬的一生中，對共和的追求從不曾動搖。到1848年法國爆發反對金融貴族政權的民主、民族革命時，已經在文壇聲明赫赫的大仲馬又身著戎裝，帶兵進攻巴黎。每當清晨來臨之際，他把自己編輯印刷的報紙分發給市民們，宣傳自己的共和思想。在巴士底獄廣場，他和群眾一起高唱《馬賽曲》，焚燒了逃跑的路易·菲利普的王座。他在自己的歷史劇院門前栽了一棵象征革命成功的“自由之樹”，并且派出劇院的交響樂隊為狂歡的人群演奏……

　　回首數十年的政治歷程，仲馬可以自豪地說，從復辟初年冒險入獄援助被囚的共和將領到1830年七月革命，從1832年六月起義到1848年二月革命，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他都和人民戰斗在一起，他跟上了歷史前進的步伐。

　　他說：“歷史是墻上的一枚釘子，用來懸掛我的小說”

　　縱觀作為文學家的大仲馬的成就，一是成為浪漫主義戲劇的開路先鋒，二是留下了150部300本的通俗的歷史敘事小說�！都t屋騎士》、《三個火槍手》、《基督山伯爵》、《黑郁金香》、《瑪戈王后》、《俠盜羅賓漢》……他的這些歷經百年依然在暢銷著的作品，大多以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作為敘述的對象，卻在其中加入大膽的虛構和想象，讓虛構的英雄在真實的廣闊的歷史事件中活動。他曾說：“歷史是墻上的一枚釘子，用來懸掛我的小說�！�

　　馬賽市圖書館的一張卡片證明，大仲馬曾在1843年從該館借走《國王第一火槍隊副隊官達塔尼昂回憶錄》一部，而且再未歸還——《三個火槍手》中的達塔尼昂及其三伙伴，都是曾經真實生活在法蘭西國王路易十三朝代和權傾朝野的紅衣主教黎塞留掌權這一時期。大仲馬借用了他們的名字，又賦予他們鮮明的性格，他把達塔尼昂及其三伙伴改成來自法國四個方向的好朋友，通過他們構成了整個法蘭西的縮影；他讓他們提前大約15年加入國王的火槍隊，讓他們呈現出了那個年代里真實的歷史和民間流傳的野史。

　　《基督山伯爵》也是來自真實的事件。當時出版商和大仲馬簽了個合同，要求他寫一部8卷本的關于當下巴黎的長篇小說。大仲馬想起了早年讀過一本《從巴黎警察局路易十四時代至今的檔案中摘錄的回憶錄》，作者雅克·波歇是巴黎警察局的檔案管理員，退休后將在職期間摘抄的大量案情筆記加以整理，遂成這部6卷本的巨著。引起大仲馬特別興趣的那段記載，出自該書第5卷中題為《金剛石和復仇》的一章，說的是巴黎一個制鞋工人將要結婚時，被嫉妒他的朋友誣告而入獄七年，出獄后得到一個米蘭教士的照顧，并在教士死后獲得了一個秘密寶藏，然后他化裝回到巴黎復仇，最后自己也被人殺死。大仲馬將這個故事改頭換面為一個正義的復仇故事，并在主人公身上融入了自己的個性：豪爽、執著、聰慧、善良，愛恨分明。他還借用了馬賽港外大海上的伊夫堡監獄，將曾經關押在那里的葡萄牙牧師法利亞長老變身為意大利主教、民族英雄，是主人公在地牢里的啟蒙導師和指路明燈……主人公的名字基督山伯爵，則是大仲馬當年游歷地中海上拿破侖流放地愛爾巴島時，望見的一塊圓錐狀、足有二三百公尺高的巖石，這個聳出海面的巖石就是基督山，它見證過拿破侖絕望中的奮斗……至于真實的冤案制造者，大仲馬也將他們改頭換面為金融、政治、司法界的顯貴，從而把基督山伯爵對他們的懲罰升格為受壓迫的下層人民對反動統治集團采取的實現社會正義的行動。

　　大仲馬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統帥著一個“大仲馬寫作車間”

　　2010年，法國上映了一部電影《另一個大仲馬》，揭開了塵封多年的往事：高產的大仲馬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的身邊還有以奧古斯特·馬凱為代表的一群寫作者，組成了一個“大仲馬寫作車間”。

　　大仲馬生前是一個勤奮的寫作者，作品數量遠遠超過同時代的作家，連雨果和巴爾扎克加起來也無法與他持平。在他名聲日隆的時候，他所遭遇的攻擊，除了對他的一半貴族、一半黑奴的血統的惡意詆毀，就是對他雇傭代筆的質疑。

　　1844年，一個名叫歐仁·德·米爾庫的人上書作家協會和各個報社，撕開了“大仲馬用代筆”的口水仗。他曾經毛遂自薦要為大仲馬效勞，并向大仲馬提供一個素材，聲稱可以做成一件“大買賣”，但大仲馬沒有采納�，F在他成了一個與大仲馬宣戰的、堅決反對“寫作車間”的勇士。盡管他四處投書，但各報社似乎對此都無動于衷，因為他們都急等著大仲馬的連載提升銷量，更何況當初大仲馬要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馬凱的名字時，最激烈反對的也是報社、出版社的商人，他們甚至拿出了加一個作者名字就減少一半稿酬的合同。而大仲馬本人對此也漸漸覺得理所當然。不過，在合同里，大仲馬總要答應讓不具名的合作者多分一點稿酬。

　　事實上，在那個時代，作家有不具名的合作者并不稀奇，巴爾扎克、司湯達都不例外。但是大仲馬太高產了，12月29日，作家協會委員會就此開會進行辯論。大仲馬理直氣壯地宣稱：“我擁有合作者，就好像拿破侖擁有部將——無論拿破侖的部將在哪里作戰，輸贏都總是記在拿破侖名下！”并且他公布了合作最多的馬凱的名字。但米爾庫的攻擊不斷升級，于1845年2月初拋出了小冊子《小說工廠，亞歷山大·仲馬公司》。他對大仲馬的“揭發”迅速演變成瘋狂的謾罵：“扒開仲馬先生的作品，你會發現一個野人，……他吃飯時從炊灰里掏出滾燙的土豆，不剝皮就吞下肚去！……他沽名釣譽，雇用出賣知識的變節者和任人收買的翻譯匠，這些人自甘墮落，像一群黑奴，在一個雜種的皮鞭下勞動！”米爾庫還肆無忌憚地攻擊大仲馬的私生活，甚至嘲弄大仲馬的妻子伊達·費里埃。大仲馬向法院提出控訴，米爾庫被判處15天監禁。諷刺的是，出獄后的米爾庫倒真的搞起了文學工廠，因為對合作者過于苛酷而遭揭發，徹底臭了。

　　至于大仲馬的那些合作者，有的為大仲馬查找文獻資料，有的給大仲馬提供故事雛形，有的比如馬凱，在作品的整個創作過程中同大仲馬密切配合、共同執筆，但不論以哪種方式進行合作，主導者和團隊的靈魂總是大仲馬。大仲馬負責刻畫人物形象，構建情節，并撰寫所有重要章節的結尾，最后再給出自不同手筆的文字加上統一的筆調，使故事的敘述變得生氣盎然。這些工作不僅需要具備無可否認的天才，而且需要付出長時間的緊張勞動。他常常同時為幾家報社寫連載，用不同顏色的稿紙做區分。為了避免未來再出現麻煩，在大仲馬的提議下，馬凱于1845年3月4日寫下了一封至關重要的信，宣布：“從今天起，我放棄對我們共同寫作的下列作品所有版權和重印權：《達芒塔爾騎士》《希爾瓦尼爾》《三個火槍手》《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女人們的戰爭》《瑪爾戈王后》《紅屋騎士》。因為按照我們的口頭協定，我已經一勞永逸地得到了你的妥善而又優厚的報償�！�

　　1848年，大仲馬因參與二月革命遭到流放；1860年，他又前往意大利參加加里波第對那不勒斯王國的征戰。他在政治上投入太多的精力，他對金錢的又大手大腳，既慷慨助人，又大筆揮霍，辦報、辦劇院、置建基督山伯爵城堡，還要贍養歷任妻子、情人及其娘家，終于導致入不敷出。得知大仲馬破產的消息，巴爾扎克在給韓斯卡夫人的信中心有余悸地寫道：“我在報上看到，星期日拍賣仲馬在‘基督山’的全部動產，房子已經賣掉，或者即將賣掉。這消息使我不寒而栗。為了避免同樣的厄運，我決心夜以繼日地工作�！�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時，大仲馬已經失去了記憶。他最后一部作品是一本《烹飪詞典》。到12月5日，臥床不起的大仲馬囑咐家人去請一位教士。當晚10時，他死在女兒瑪麗的懷中，享年68歲。他身后留下了經久不衰的小說、戲劇，還留下了他一生最驕傲的作品——他的兒子，那個與他同名的、寫出《茶花女》的亞歷山大·仲馬，史稱小仲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