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亂譯”:主導社會判斷的不應只是資本邏輯

　　習醫出身、商界出名的作家馮唐，翻譯了泰戈爾的《飛鳥集》。這本今年7月就已出版的譯本，卻在近日引爆如潮惡評。據說拿了“業內最高翻譯費”的馮唐，在譯本里“大量充斥荷爾蒙”，以至于生生把泰戈爾翻成了“郭敬明”，甚至構成了“詩歌翻譯史上的一次恐怖襲擊”。

　　《飛鳥集》作為經典傳世已有經年，人們耳熟能詳的中譯本也不乏其數。最有名的如鄭振鐸版，語言相對節制，雖不算文采斐然，風格和意思卻忠于原文，因而一直擔得起“信、達、雅”之名。相比之下，馮唐的譯文，又何止是“大膽”二字——鄭譯“我是死，是你的母親/我就要給你以新的生命”，在馮譯里是“我是死啊/我是你媽/我會給你新生噠”；鄭譯“大地借助于綠草，/顯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馮譯成了“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還有些更彈眼落睛的句子，此處實在不便直引，網上早已傳開，讀者隨手一搜便是。

　　顯然，較之人們的閱讀習慣，以及泰戈爾本人所處的時代和風格，馮唐的譯文算得上一次“逆襲”。因此有正統派的文學愛好者憤然曰，馮譯里“全是他自我膨脹的欲望”。而這位近年春風得意的青年作家，對批評的回擊倒也當仁不讓：“毀譽由人，唾面自干”“活好不害怕，冷對千夫指”。

　　文學翻譯固然見仁見智，但好的譯作應當忠實原作的風格和語境，需要“信、達、雅”兼修，不能將明顯有違原作的觀念凌駕其上，當然也不該出現常識性錯誤。這些都是常年積淀下來的共識，也是翻譯之所以充當文化傳承功能的基石和底線——馮唐可以不認“底線”，但一個有公允判斷力的輿論場，自然不能不要“底線”。

　　話說回來，馮譯靠“出格”而出名，從商業的邏輯上，倒很可能帶來一次勝利。注意力至上的時代，“影響力”常常是一個脫離了“水準”和“共識”的東西，馮譯可以被圈內痛罵，卻無妨其在圈外揚名。揚名背后便是利益，這一點，一度馳騁商海的馮唐自然不會不知。而就在差不多同時，商界正在上演真刀真槍的廝殺——寶能系利用杠桿資金大舉收購萬科股份，步步為營下已然逼近成為萬科大股東；而建立基業30余年的萬科老板王石及其團隊，則擺出“血戰到底”的防御陣勢。

　　一則文學翻譯，一則資本博弈，看上去兩條毫不相干的新聞，背后卻多少有一點共性。就像馮唐之于泰戈爾一樣，寶能之于萬科，看上去也像一次“逆襲”——在許多人的印象里，這家橫空出世的黑馬，更像是一個揮舞著資本工具、玩弄資本游戲的“賭徒”，這與其實業家對手著實大相徑庭；其對萬科的高調收購，也更像是金融資本對傳統企業規則的一次入侵和破壞。有人將其比肩1980年代美國盛行的“惡意收購”，王石更是直斥其“信用不夠格”。對這些質疑，寶能的回應只是淡淡一句：“相信市場的力量”。

　　說實話，這句“市場的力量”，與馮唐那句“毀譽由人”一樣，即便聞者恨得咬牙切齒，也不能不承認其自有道理。但主導社會判斷和社會運行的，卻不全是資本的邏輯，也不該只有資本邏輯�！暗赖虑椴僬摗痹谧杂墒袌隼锊⒉还苡�，但對社會而言，資本之上畢竟要有道德與價值。而對企業來說，除了遵循資本規律，是否以適當的方式為經濟社會進步作出貢獻，是否在運營過程中始終捍衛誠信與規則，是否盡可能避免對經濟帶來波動甚至掏空，都是衡量企業高下的標尺。這就像翻譯一樣，“怎么翻”是你的自由，但“怎么看”，卻有底線和共識。

　　在時下這個越來越奉行商業邏輯的社會，重新想一想價值、底線、共識這些東西，倒是馮唐和寶能兩件事帶給我們的別樣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