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是怎么“哈法”的

　　在生活中，“哈日”“哈韓”司空見慣。實際上，法國文化也對中國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但卻很少被作為一個現象加以討論，甚至幾乎聽不到“哈法”的稱呼。

　　11月29日，作為2015傅雷翻譯出版獎的活動之一，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陳思和、北京大學法國語言文學系董強與作家孫甘露在上海愛馬仕之家，就“中國文學中的‘哈法’現象”進行了對談。

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

　　法國對中國人自由精神的影響一直都在

　　董強：今天主要是探討站在我們的角度去看，整個中國文學，特別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到現在的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文學中有沒有一些所謂的“哈法”現象。

　　以 前我們常說哈韓，那開玩笑說，法國有個前總理叫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臺灣人翻成“哈法漢”，意思就是“一個哈法的人”。所以今天我們請作家孫甘露先生，文學史研究專家陳思和先生，以及主持人又是對話者 的我會從翻譯的角度來稍微補充一點東西，希望大家能夠對一些基本的框架有所了解。首先請陳思和先生講講，站在你的角度，中國文學中有沒有一個階段，相較于 其他外國文學來說，法國文學對中國更重要？

　　陳思和：我簡單講一下。在中外文學關系中，據我所知，法國文學是最早打動中國人的。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早一本翻譯小說是《茶花女》，當時嚴復寫詩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中國的男孩子都斷腸了。

　　然后就是法國整體的影響，早期中國的留學生分兩種，一種是到英美去的，一種是到日法去的。到法國去留學的多半是革命家和藝術家，到英美去的多半是學者，所以從文學創作來說，后來中國的文學藝術基本在法國文學的影響交流中(發展)。

　　藝術上像林風眠、徐悲鴻，革命上來說更多，作家里面有巴金，巴金當年就認為自己是個革命者，他就跑到法國去了，詩人也有很多，比如說艾青，一批活躍的具有革命性的藝術家作家都到法國去了。這樣一種法國影響下的中國人的自由精神，我覺得一直到今天都在影響中國人。

薩特等法國作家對于中國社會和思想界都有一種革命性的引導作用。

　　1980年代以后，薩特加繆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導師

　　董強：陳先生講的是比較傳統的古典的情況。好像1980年代以后(法國文學對中國文學同樣有影響)，比如說在1980年代的浪潮中影響到像孫先生這樣的作家，所以孫先生能不能講一下在新中國“文革”以后，大概是不是又有一次或者幾次的法國文學的吶喊。

　　孫甘露：作為一個作家，我很難判斷當代作家和西方文學的關系，但是我有一個感覺是法國古典作家，對中國當代文學其實有很大影響，但是因為古典作家的影響力，已經融化到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所以我們很難找到直接的影響。

　　我 舉兩個不是那么直接的例子。一類是法國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文學，左拉的自然主義一直到他的寫實主義，對遺傳的描寫等等，這樣一些問題我在中國當代文學 看到非常好的融入，王安憶就是這樣，她的小說里到處都有遺傳的力量，就是冥冥之中有一種遺傳在控制人物的情況，這一類文學是非常典型的。

　　還 有一類就是以更古典的法國文學，比如拉伯雷的《巨人傳》，那種狂歡，那種民間的無忌憚的粗俗化的傳統，可能不是直接影響中國，但是通過俄國的批判主義進入 中國，結果對中國影響更大。這里我說兩個人，莫言和余華，他們的小說里都滲透了拉伯雷精神。莫言獲諾貝爾獎時我聽到評委有一句話，說莫言是拉伯雷傳統下最 優秀的作家，不是說在蒲松齡傳統下，或者施耐庵傳統下。當說是在拉伯雷傳統下的時候，我覺得莫言就成了一種世界視野當中被大家認可的，這就是拉伯雷的偉 大。

拉伯雷《巨人傳》插圖

　　董強：非常感謝你精辟的總結，莫言和余華也是我的朋友，平時從聊天確實能感到法國文學對他們的影響，而且他們也是我們傅雷翻譯獎的堅定支持者。從創作角度，孫先生對法國現當代作家有興趣，也更有靈感一些，能不能從這方面講講你的感受？

　　孫甘露：我個人印象里讀到最早的法國小說是《紅與黑》。新小說派以后的作家好像影響就不如以前那些。

　　說 到1980年代以后法國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我覺得與此前有兩個不同的地方，一個是法語本土的作家，包括新小說派的那些，尤其是王道乾先生翻譯的杜 拉斯的《情人》，這本書當時在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另外一個傳統，就是很多移居到法國的那些作家，比如說米蘭·昆德拉，還有一些在法國的東歐作家，對中國的 年輕一代在精神上有一定的影響。

　　在現在看來，法國當代文學或者再往前一點的，對中國社會也好，思想界也好，有一種革命性的引導作用，比如說薩特、加繆，他們讓人們從街頭轉回到書房里。

　　重 點一提的是像羅蘭·巴特這樣的符號學，他們喚起了對語言本身的革命性看法，對語言語詞的含義穩定性產生挑戰的看法，他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單個的詞語只有放在 上下文中間，放在一個語境中間，才會獲得一種新的意義，或者一種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新的可能性，這對當時一大批年輕人產生了影響，這個才是當代法國文學中 重要的一面。

　　當然還有更多的包括法國的戲劇家、詩人、改編電影、音樂，包括思想界的論爭，產生了比較全面的影響，不僅僅是文學上的影響。

莫迪亞諾

　　法國文學是精英文學，消費時代很難繼續被熱捧

　　董強：法國隔了五六年有兩個作家(勒·克萊齊奧、莫迪亞諾)獲諾貝爾文學獎，而這兩個作家我個人有個親身體會，我們這些做翻譯研究的人比他們還要忙，媒體在他們得獎時需要我們來介紹這些作家，記者希望有東西可寫，因為大家了解不多。

　　這證明了一個現象，“哈法”有一定的階段性取向性。以前像加繆的《局外人》，喜歡法國文學的都讀過，還有一本風行中國的《小王子》。我想問問陳先生，中國的作家中有沒有類似莫迪亞諾這樣類型的作家？另外，“哈法”現象對中國作家是不是出現停滯或者空白？

　　陳思和：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時代變了，法國文化是多元文化，在以前“哈法”主要是傾向于革命，不管是藝術上的革命還是思想上的革命，法國文學最基本的一種特征是反叛，一種自由精神，這個對中國影響非常大。

　　今天是個消費的時代，而我們說哈法的話，大概不是哈什么作家，都是珠寶香水啊，要是這么說哈法可能是一大批，而文學上不這么說。今天這個時代哈文學就是困難，何況要哈法國文學，法國文學是文學中的文學，我覺得它本來就是一種精英文學，對大家要求太高。

勒·克萊齊奧

　　歐化語言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

　　董強：中國有一幫堅定的法國文學粉絲，我就覺得孫甘露先生是這些粉絲的代表。很多人認為你是先鋒創作，比如你的小說很多地方故事性拋棄了。具體到你的創作，在法國遙遠的影響下，你是怎樣以漢語這個母語載體去進行創作的？

　　孫甘露：我 在語言上的實驗或者創作上的理念，影響真的是來自法國。從保加利亞跑到法國的作家克里斯蒂娃有一個觀點，寫作這個事情，就是從本民族的語言中挖掘它的意志 性，這就是語言有活性有活力的一個部分。這個意志性，實際上是說不是以習慣的語言運用方式寫作，從某種意義上那是一個有惰性的東西，甚至而言，所謂作家就 是你母語中的陌生人。

　　董強：一旦一個作家像個語言學家去聆聽的時候，對語言的敏感是超乎想象的。就像今天我們常常討論的，白話文是不是從語言語法上到達了一種通俗化和文學化的邊界，我想請陳先生講講中國作家誰在語言上有特別的完善和創新？

　　陳思和：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最早創造白話文語言的一批作家，語言多半是不純粹的，因為要打破傳統，很多作家就直接把西方的語言搬進來，有大量的歐化的成分。像早年的巴金小說，是非常違背我們習慣的。這樣的作家很多，詩人更多。

　　我個人認為這些嘗試是很偉大的，他們是故意要用這些不太符合習慣的方式來幫助中國人的思維更復雜、更精確，正像過去很多先賢都說中國人的語法是很模糊的，說好聽一點是朦朧，說不好聽是糊涂，語言表達出來不精練。但特別是法語，在表達上就很精煉。

　　中國那個時候像魯迅基本是朝西方的語法來努力，最后帶來了白話文學的高度發展，所以白話文學現在和文言文不能比較，從表達問題的準確性純粹性來說，肯定是白話文學更清楚，但這樣的文字對文學是不是有幫助，這個是需要討論的。

　　今 天我們說作家對語言的研究，通常不是指語言的歐化發展，而是另一個角度，民族化。有很多作家把語言練得更純粹，更有典雅風采，這樣大家往往認為他們語言更 好。對語言的好壞，很難有一個明確的判斷，我個人更喜歡亂七八糟的語言，不難么純粹，文學作品一定要打破習慣，所以評論說一個作家語言流暢，我覺得這是貶 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