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李敬澤：我想先鋒本來就是要自我終結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馬原、余華、蘇童、格非等作家紛紛登上文壇，因其獨特的話語方式、對小說文體形式的實驗，被評論界冠以“先鋒派”的稱號，并在當時的文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

　　時隔約30年，先鋒文學應如何評價？是否仍具有影響力？ 日前，“通向世界性與現代性之路”——紀念先鋒文學三十年國際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京師學堂舉行。余華、蘇童、格非等眾多作家、批評家和青年學者到場。

　　蘇童感慨地說，先鋒派這些名字在書中被捆綁在一起，其實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他回憶第一次到格非家里，只記得那些隨著時光流逝也久久不能散去的“蘋果”香味兒，關于余華，則是關于一根燃燒的“貴州煙”的友誼。30年過去，當年的先鋒派，用張檸教授的話來說，已經成為“化石”，供我們緬懷。

　　“我想先鋒本來就是要自我終結的。但是，在另一個意義上，如果說先鋒曾經告訴我們時間不是一條直線，那么也就沒有什么會真正終結。在我們現在中國文學處理豐盛和復雜的中國經驗的時候，30年前的先鋒文學沒有終結，它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精神和藝術資源，有待于我們認真地梳理和反思�！敝�名評論家李敬澤說。

　　“如果用有一個極端夸張的比喻就是，當年大幕拉開的時候，我們亮相的那個pose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裸奔’，文字裸奔句子裸奔。裸奔的姿勢擺好，最初的幾句臺詞說完，突然發現我們的劇本沒寫，不知道這臺戲怎么演下去�！薄�—蘇童

　　“有記者反復問我們為什么不寫那樣的作品了？我沒有能力回答這個東西，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個時代轉眼就沒有了，支持你寫作的那個氛圍已經沒有了。這個時候你還要不要寫作，這時候要穿衣服，怎么穿，每個人的方式其實都不一樣�！�

　　——格非

　　“那個時代的中國的文學好比一個人的血管99%被堵住了，需要裝上幾個支架了，先鋒文學在中國文學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裝了幾個支架而已�！�

　　——余華

　　我將新一代作家作品作為檢視先鋒文學影響的鏡子。從這面鏡子里，可以看到先鋒文學當年的文學觀、文學趣味如何被扭曲，如何被繼承。換言之，如果我們把先鋒文學視作文學之鐘，那么，從年輕一代作家那里，我們可以聽到它的回響，自然，也可以看到它的困窘。

　　回響之一是，先鋒文學建構了八十年代以來成長起來的青年讀者的文學趣味，尤其是七零一代作家的文學趣味甚至語感。先鋒文學三十年，正是七零一代作家從孩童成長為中年，由文學少年成長為新一代作家的三十年。如果有興趣去讀七零一代作家的讀書隨筆和小說講稿會發現，他們閱讀和喜愛的作家作品百分之八十與先鋒作家們喜歡的作家作品相同或相近，而另百分之二十，則非常有可能是當年那代先鋒作家。一個作家的少年期和青年期的文學趣味如何建立？無外乎是閱讀和模仿。一方面喜歡他們所喜歡的，一方面渴望寫出他們那樣的作品——先鋒文學對七零一代作家的影響是滲透式的，年輕一代的成長得益于對文學偶像的學習。正是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一代作家的文學趣味逐漸形成。

　　這是新的、與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價值觀完全迥異的文學觀。尤其是新一代對純文學這一概念的認領�！凹兾膶W”與先鋒派緊密相關，它看重語言，敘述方式，講究語法和句法，致力于語言的探索，致力于擺脫政治話語而回到文學本身。七零以后出生的作家們對“純文學”是全盤接受并深入內心。這是硬幣光澤的一面，而另一面的反映則是年輕作家不自覺地劃走，他們筆下歷史背景的逐漸模糊，他們沉迷日常生活，看重個人生活和個人成長而不愿去觸及“社會題材”。換言之，先鋒文學之后，有關宏大的、社會的、政治的思考成為新一代作家所刻意躲避的。

　　如果說“純文學”觀念是先鋒文學在七零作家一代那里的重要回響，那么另一個回響則是關于“寫什么”和“怎么寫”的認識。新一代作家通常在訪問中會刻意強調他們看重“怎么寫”。盡管在寫作手法上也未見有何重大突破，但這一認識卻深植于心。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認識。當然，“寫什么”在他們那里則變得沒那么重要。與此同時，他們中很少有人認為作家是知識分子，更很少有作家認為文學寫作也是一種社會行為。

　　不過，七零一代作家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對寫作的理解也非一成不變。大約2010年前后，又一批新的七零后作家出現，比如阿乙和曹寇。在媒體的討論和介紹中，他們被認為是先鋒的、深具先鋒文學精神的新一代，盡管這種評價不乏出版推廣的因素，但得到讀者和公共媒體的廣泛認同也值得關注。為什么其他七零后作家并不被認為是先鋒的，而只有他們被貼上這樣的標簽？

　　重要的是他們面對現實的態度。在現實面前，這兩位作家與以往七零后作家的不同在于，他們的作品表現出強烈的不認同、不屈服、不妥協。他們并不是一筆一劃去描摹現實。在他們的筆下，現實與文本呈現了某種奇特的關系——文本為現實提供了某種鏡像，它是現實的一種反映，但這種反映并不是直接的。他們關注當下生活，也有非虛構作品。在當代中國，“非虛構”突然出現緣于寫作者強烈“回到現場”的寫作愿望，但那種流行的“非虛構”與阿乙、曹寇的“非虛構”有明顯差異：前者顯然追求一種對現實的介入，其中有強烈某種濟世情懷；后者的寫作則不濟世，不啟蒙，他們追求的是極簡、深刻、零度寫作，注重事物邏輯，呈現出來的文本則有一種荒誕感。

　　阿乙和曹寇對文學的理解使我想到余華當年在《虛偽的作品》中所說：“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后，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誠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碑斎�，讓人想到“先鋒”二字的也不僅僅是以上兩位，在弋舟、廖一梅、李浩等人的作品里，也能感受到他們與八十年代及先鋒文學之間的親緣關系。也許年輕一代作家并非人人都愿意承認自己受益于先鋒文學，但是，讀者卻往往從他們的文本中感受到先鋒派在某一瞬間的復活。

　　與現實的對抗與緊張關系、疏離感是先鋒文本的重要特征——如何理解虛構與真實/現實的關系是先鋒文學遺留下來的至為寶貴的文學財富，也是一代作家在形式探索外殼之下所做出的最核心文學貢獻。余華、格非、蘇童在年輕時代完成了向慣例和寫作成規的挑戰，從而也為自己開出了一條新路。但是，今天的新一代作家只是偶有幾位意識到如何理解文學與現實這一問題的重要，大部分作家面對現實的態度是緩和的、親密無間且不帶反思意味的，這也意味著先鋒文學的重要財富并未在更多年輕人那里得到回響，年輕一代也談不上找到了屬于他們的創新之路，這是紀念先鋒文學時我深感遺憾的。

　　以上談的是先鋒文學的回響。但這樣的回響也與先鋒文學的困窘相伴。這種困窘首先在于，脫離歷史語境后，它注定要被不斷地誤解和誤讀。比如，前文提到的純文學這一概念。今天，“純文學”在新一代年輕人那里被認為是遠離政治的，是去政治化的。但是，在最初，先鋒文學的純文學概念并非如此，它有它的面向，有它的所指，正如吳亮先生所說，先鋒文學的出現有它的時間和空間。而且，當年的他們在文本中提到“個人”，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個人”也有重大差別。當年，純文學的說法既有文學層面的追求，也有自身的思想內涵，它甚至影響了當年人們對個人與社會責任的重新認知。換言之，當年先鋒文學的“去政治化”姿態也是政治行為的一部分——今天，如果我們只將先鋒文學理解為純粹的文學形式的探索，那是我們理解問題的偏頗而不是事實本身。

　　不過，此刻，在這樣的場合，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講授者，我要坦率指出先鋒文學閱讀史上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當我在課堂上不遺余力地講述先鋒文學時發現，90后一代雖然愿意了解這一文學事件，但在閱讀當年的先鋒文本時表現出極大的不情愿。先鋒文本與當下學子之間存在著很深的隔膜。相對而言，他們更樂意去閱讀《平凡的世界》，因為那里的生活和情感更容易讓人產生親近與認同。這是先鋒文學在文學閱讀史上遇到的尷尬。我們當然不能一廂情愿地把這一困窘全部推到年輕人閱讀趣味的保守，先鋒作品在更年輕一代讀者那里被冷落的事實顯然也說明：先鋒派作品并不完美，這些作品走出文學史課本很有可能經不起時間的檢驗。所以，今天的我們看到，先鋒文學只是作為一種潮流一種觀念被認識，我們只能對作家們如數家珍。

　　那么，我想說的是，站在三十年后反觀，在先鋒文學正盛的三四年間，先鋒文學提供的是一種文學觀和寫作觀，而可能并未產生經典代表作�？峙履桥�先鋒作家都已意識到這一點，因而，如何使先鋒的形式不流于“空轉”，如何將一種先鋒的形式與所表現的現實生活進行完美結合是困擾先鋒作家至今的寫作難題。

　　三十年來，余華、格非、蘇童一直在努力克服這一難題。我想，正是他們持續不斷地自我探索和自我完善，才有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河岸》《黃雀記》，《江南三部曲》。他們在八十年代以后以更為完善的作品與更廣大讀者產生了共鳴，這些作品不需要依賴歷史語境、不需教科書的解讀便可獨立存在。正是這些優秀作品的出現使今天的我們和未來的文學史需要不斷地回想先鋒文學之于當代中國文學的意義，使今天和未來的讀者不能忘記和忽略這三位優秀作家“其來有自”。

　　今年夏天，我曾經在《先鋒派得獎了，新一代作家應該崛起》一文中提到，衡量一代作家的貢獻不在于是否獲獎，而在于他們是否推動過中國文學的發展。今天，無論看到了怎樣的困窘，我都堅持認為，先鋒派文學對中國文學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作為新一代的作家和批評家，我和我們以后的許多青年人都是這個“推動”的受益者。

　　“首先出現的是敘述語言，然后引出思維方式�！庇嗳A在《虛偽的作品》中引用過李陀所說。這段話我一直印象深刻。我以為，如果沒有先鋒文學的極端的形式探索和語言實驗，就沒有先鋒一代作家的成長。但這句話今天想來也可能有淪為“美麗修辭”的危險——三十年后，在新一代身上，具有變革意義的思維方式真的被那種敘述語言“引出”了嗎？站在今天反觀，我是不安的，因為我的答案遠不樂觀。

　　(文學評論家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先鋒文學經典化 為時尚早

　　◎楊慶祥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一直給本科生主講《當代文學史》和《當代小說研讀》等課程，我一直很困惑的是，每當我耗盡心血一個學期講下來，本來對當代文學充滿好奇和憧憬的這些本科生們，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迅速地逃離了當代文學，他們基本上轉入古代文學，稍近一點是選擇現代文學。這是一種非常尷尬的經驗，我常想也許是我課講得不夠好。剛才張莉教授也提到這個問題，學生們似乎更愿意選擇《平凡的世界》而不是先鋒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驗，這種專業的選擇和閱讀的偏好也許包含著更普遍的問題。

　　回到先鋒文學這個話題上來，我覺得談到這個問題是有困難的，困難在于我不知道該確定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來討論它。我當然不是一個親歷者，我的生理年齡確定了我是后設的視角。這種視角往往難以做到歷史的同情。但我依然堅持認為先鋒文學是可以放到歷史的流變中考慮，這意味著先鋒文學本身不是一個固化的，封閉的概念，它應該有它的敞開性。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先鋒文學是中國80年代以來整個現代主義寫作潮流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它是這一潮流的巔峰和典范。柄谷行人一再告誡我們，歷史一旦終結，起源就會忘卻。批評家和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不斷地回到起點，我的問題是，先鋒文學在其起源之時是否有著更豐富的面孔？

　　舉一個例子，1985年劉索拉發表了《你別無選擇》，這部作品現在幾乎被普通讀者遺忘，但該小說在當時被認為是表現了高度個人意識的一部作品，可以說是中國現代主義寫作的開端。如果對這些作品細讀就會發現這些作品中關于現代個人和現代自我的想象是非常豐富的，至少有三層：一種是所謂的普遍意義上的高度自我的現代主義的個人。第二層是把這樣一種高度的現代主義個人符號化，并與想象性的西方予以對接。這兩者基本上在現代主義的框架內。但還有一種更基本更重要的面向被我們遺忘了，就是這些現代主義個人同時也是一些“問題青年”，生活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的問題青年。

　　所謂的先鋒文學在某種意義就是這樣一種“離析”的過程，即把一個現代的個人從一個具體的歷史的個人里面離析出來，建構一個現代的美學意義上的抽象人。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和對峙構成了先鋒小說的寫作張力，如果先鋒小說有它的歷史和內容，其歷史和內容就在于這樣一個離析的過程中。這種張力建基于一種基本的歷史語境和認知邏輯，即在不自由和遭禁錮的語境中進行自由表達和自由書寫。在這一邏輯里面，先鋒文學的闡釋空間得到最大限度的強化和擴張。

　　這就回到最前面的疑問，在更年輕的普通讀者那里，當歷史邏輯和認知邏輯已經發生了改變，當他已經不能在一種具有張力的語境中來閱讀這些作品時，他還能認可先鋒文學的美學和形式嗎？或者更簡單一點，一個對中國當代歷史并無興趣因而了解不多的普通文學讀者，他能接受先鋒文學的趣味嗎？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當語境位移，互文性切斷之后，后來世代的讀者只會把目光聚焦到文本本身，在這個時候，我們或許才能真正體會到什么叫做作品就是一切。

　　在這個意義上，我有兩點結論。第一，先鋒文學的經典化在目前來看只是短時段內的事實，如果放在更長的歷史時段里面還需要接受更嚴格的拷問和更嚴格的篩選。

　　第二，從更年輕世代的作家來看，怎么去重新打開或者激活先鋒的內驅力，從日常所經驗和所面對的現實里面離析出一種抽象的東西，一種虛構的東西和一種美的可以飛躍的東西——總而言之，是一種我們此時此刻的先鋒性，是更嚴峻的挑戰。(文學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