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復生:為何“中國經驗”成了問題

　　近年來中國經驗成了中國文學批評界的重要問題，這表明了中國文學正開始進行深刻的自我認知，這種提問包含著一種創造偉大的中國文學的歷史沖動，當然，這樣問的時候也表明了中國作家和理論界深深的焦慮，大家似乎并沒有找到走向真正的中國經驗的路徑和方向。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包括中國讀者其實已經被起源自西方現代的那一套文學的價值體系改造過了。在這種狀態之下，很難產生具有中國氣派的了不起的文學，它先驗地和生活、和中國的復雜經驗隔著一層。如果一個作家對這一套現代的審美體制缺乏深刻的反省的話，他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了不起的中國作家，也不太可能真正發現中國經驗，并從中找到美感。不可否認，那個時代的作家普遍地缺乏對西方現代觀念的反思的能力和意識，也沒有這種自覺。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拋棄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來形成的文學標準和文學體系，它們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而是說，我們對這一套東西要有一個反省，雖然不是要完全拋棄它。應該看到，不可能存在一種可通約的普遍性的文學，但是，一旦某種文化或文學具有了普遍性的自我意識或世界性的抱負，它就會爆發出非凡的創造力，進一步加固自己的普遍性地位。

　　中國作家應該有一種命運感。中國文學應努力以獨特的創造參與到這種普遍性的文學標準的界定中去，否則，中國作家注定了不能成為世界性的作家。一個任何其他文明體都不可能真正消化中國文化，若不如此，中國作家注定必須承擔這樣的命運：要么作為最好的被承認，要么被完全漠視。

　　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或許更重要，中國作家意識到這種命運了嗎？在我看來，有沒有這種抱負，恰恰可能是決定其文學水平的前提。衡量一個中國當代作家的尺度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現在通行的所謂世界性的文學標準，而是看他是否寫出了中國人眼中的世界，這種眼光來自一個文明共同體，那個基于生生不息的幾千年文明不斷自我創造——其中也包括對西方現代文化的吸納，“弗失固有之血脈”的文明，這種審美經驗會重新界定一種文學。

　　應該看到，幾十年的物質力量的積累，的確讓我們有了些文化上的自信，甚至有點盲目的樂觀，但是，離文化的自覺還有相當的距離。如果說中國文學有可能重新成為一種普遍性的世界意義上的文學，那么，這一過程肯定要伴隨著一種具有生存論意義上的搏斗與文化政治意義上的廝殺。而且這個拼殺的過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深刻的、內在的、自我的角斗。它是在自己的審美經驗內部展開的，表現為抉心自食，注定會非常殘酷。他要否定掉自己的很多東西，只有這樣他才能看見很多新的東西。

　　西方的現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客為主，反主為客。真正的自我必須不斷遭遇他者，同時要把他克服掉，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國文學。這個過程是非常困難的，可能也是非常漫長的，不是一個作家、兩個作家的問題。所以，需要一批有思想境界的、有強大的所謂審美能力的中國作家涌現出來，才可能形成一種集體的力量，才能形成這種新的中國文學的輪廓。在這個時代，這樣的機緣其實也在不斷地出現，同時也在不斷地流逝，聚聚散散，還沒有真正形成陣勢�，F在有些優秀的作家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且不斷地在自己的文學實踐里面進行這樣的嘗試。但是大多數中國作家還是比較懵懂的，還是沉浸在西方的文學普遍性的夢境里面，沒有醒過來。

　　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來到一個無所依傍的文學年代。很多人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那時的文學有歷史能動性，高擎著啟蒙主義的旗幟，批判性地面對中國現實，而批判所憑借的正是當時還虛無縹緲的所謂“西方”世界，我們把它當成合理的黃金世界，這種想象為作家批判性地關照中國現實提供了一個尺度，一個更高的、更完美的尺度。某種意義上講，我們虛構出來一個西方，然后拿那個“西方”來批判當下中國。那個作為批判資源的“西方”的確建立了一個新的烏托邦的維度。

　　但是現在，這個“西方”不存在了�，F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這樣一個外部的參照，那個叫“西方”的抽象的彼岸世界已經沒有了。那么，我們從哪里汲取批判性的、參照性的資源？這是一個問題。而我們想找到一種新的中國文學，肯定要有某種理想的參照系。這就要求我們要在一個虛無縹緲的地方，創造一種另類的，或者說可能的新生活。我們的文學可能要在一種無依傍的情況下去尋找一種另類的東西，對另類生活可能性的發現可能是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這種尋找要比80年代艱難得多，當然也有出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