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學研究的經濟視角——評《徽商與明清文學》

　　徽商，作為中國歷史上跟晉商、潮商并稱的“三大商幫”之一，較為集中地匯聚著經濟學、文化學專家關注的目光。長期以來，文學研究與經濟學或文化學研究分屬于不同的學科門類，研究者們各司其職，互不侵擾，于是文學研究與徽商研究就如同兩條平行奔涌的河流，即使偶有交匯，也難免涇渭分明。然而，百舸爭流千帆競的河道必然離不開眾多水系的匯聚，學術研究同樣也不例外。于此，朱萬曙教授的新著《徽商與明清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無疑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筆者認為，這本學術著作較好地實現了以下三方面的和諧統一：

　　其一，文學視角與經濟、文化學視角有機統合。一方面，文學屬于上層建筑，一旦離開了經濟、社會的基礎，就將成為虛幻的空中樓閣；另一方面，對經濟、文化學的考察，尤其是當其基于歷史背景之上，又不能無中生有，而必須以特定的文獻、文物等為依托。因此，文學研究與經濟、文化學研究原本就是水乳交融，難分彼此。然而大多數學者往往是術業僅限于“專攻”，故而或者眼界受到了制約，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若論博采與融通，談何容易！

　　朱萬曙這部專著，不單純是以經濟的視角考察明清文學，而是從經濟活動中最重要的因素——商人與文學的關系入手，注重考察“賈而好儒”的徽商與明清文學之間的關系，從而將明清時期的經濟和文化之與文學之間的復雜面貌呈現出來，因此，本書也就不是“徽商+明清文學”的簡單疊加，也不是文學研究與經濟、文化學研究各行其是，而是實現了文學視角與經濟、文化學視角的有機統合，既對徽學研究大有裨益，又拓寬了文學研究的視野。

　　其二，宏觀整體性觀照與微觀個案研究相互生發。該書以“挖掘商人與明清文學之間的歷史文化關系，以加深對明清文學發展的內在脈絡和理路的認識”為旨要，將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著重探討徽商與明清文學生態之間的因果聯系，在分析徽商的崛起及其“賈而好儒”的文化性格的前提下，分別論析了徽商與明清文人的交往、與明清文學傳播、與明清戲曲，以及徽商家族與文學傳統之間的關聯，并重點考察了明清文學中徽商題材的創作；下編則詳細梳理了明清徽商的文學創作，在整體性解析徽商文學創作的崛起及其特點、價值的基礎上，對明、清兩代的徽商文學創作進行了個案研究。

　　具體到篇章內部，作者往往又能靈活地打破宏觀與微觀的總體性格局制約。例如上編第二章討論徽商與明清文人的交往，首先列舉了方用彬與文人交往的個案，并由此得出徽商同明清文人交往的特點與一般性規律；而下編雖重點在于對明清兩代徽商文學的個案研究，但作者也不忘先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整體審視徽商文學創作的全貌。這樣處理，既能有效避免大而化之的籠統、浮泛言說，又不致使研究成為瑣碎、松散的饾饤雜陳，從而實現了“點”與“面”、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相互生發、相互促進。

　　其三，理性思辨與嚴謹考證、精確統計相得益彰。在零散無序的現象之中尋繹出一般性的規律，并將之上升至理論的高度，這是學術研究的職責所在�！痘丈膛c明清文學》一書即不乏具有理論深度的思考，如書中“將徽商之于明清時期文學的影響歸為‘生態’予以描述”，從而使得某些對文學影響甚為突出的因素得以揭示。當論及傳記和小說中商人形象不同的真實性時，作者在對案例的列舉、分析之后，進一步指出：“傳記作為真實的歷史記載，同樣有不具真實性的成分；反之，小說作為虛構的文學作品，卻也有著真實性的歷史價值。也因此，文學研究和史學研究實在有必要盡可能進行材料的對讀，從而避免認識上的主觀和片面性�！边@不僅指出了事實與規律所在，更從治學方法的高度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當然，學術研究更需要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之上，因此，對于文獻的整理與解讀、對未明問題的探尋與考證乃至對相關數據的統計與分析也就成為不可或缺的手段和途徑。在這些方面，《徽商與明清文學》一書同樣顯示出不俗的實力。例如，在人們較多關注的揚州和杭州西湖文事活動之外，作者更為詳細地梳理了清代漢口徽商“競重風雅”的活動；對于人們較少留意和研究的《叢睦汪氏遺書》，作者則進行了詳盡的考察，揭示出叢睦汪氏從徽商家族轉換成文學家族的歷史進程。為了整體性把握明代話本小說中徽商描寫的基本面貌，作者不憚其煩，對明代白話小說描寫或涉及徽商活動的四十部作品進行了統計和分析。這些考證和定量分析無疑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

　　總之，朱萬曙教授的這部近四十萬字的學術著作，視角新穎獨特，不僅資料翔實，分析細致，多有發明和創獲，填補了徽商與明清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空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它所提供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無疑會為中國古典文學乃至整個文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帶來新的活力，從而具備了方法論的意義和價值。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