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亞:我所認識的草嬰先生

　　我第一次見到草嬰先生是在1982年春天。

　　那時，第二次全國俄羅斯文學研討會在蘇州飯店召開，我第一次參加這樣高規格的研討會，心情既興奮，又充滿期待。主持者在定調報告中特地強調，這次會議是討論文學的學術會議，不談政治，向會議提交的論文也一律不得公開發表。會議氣氛變得緊張起來。

　　小組討論中，我第一次見到草嬰先生。他中等身材，皮膚白皙，戴一副茶色眼鏡，目光中透出平和、自信和堅毅，衣著打扮既得體又隨意，有典型的上海文人派頭。草嬰先生發言中先介紹了自己走上文學翻譯道路的過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難。談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難，他沒有激動和悲憤，也不見哀怨和牢騷，語氣相當平靜。我想，只有超脫了個人的恩怨，站在歷史高度，才能認清那場運動的本質，也才會有這樣淡定的哲人態度。

　　沒有想到，草嬰先生在接下來談到研究蘇聯文學離不開認識蘇聯的現實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蘇聯的現實政治。在當時的氣氛下，草嬰先生敢于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亮明與眾不同的觀點，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和大無畏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譯家，我佩服先生高超的譯筆，學習他的翻譯方法和技巧。他的發言一下子改變了我的看法：先生不僅是一位翻譯家，也是一位關心政治、獨立思考、敢于表達自己意見的思想者。

　　與先生接觸多了，得知先生出生在醫學世家，在家庭的影響下，從小就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眾的疾苦。他以超常的毅力自學俄文，將翻譯介紹俄羅斯文學作為終身事業，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難，窮畢生精力，譯出托爾斯泰的所有小說和肖洛霍夫的主要代表作，皇皇十五卷，成為中國譯壇乃至世界譯壇的一大奇跡，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尊敬。

　　一旦認定了人生目標，先生就把全部精力和時間投入進去，堅持不懈。先生有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即使在愛女病危和去世的那些日子里，他強忍悲痛，依然堅持譯著。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堅強的神經。他說：“失去女兒是很大的損失，假如我因為悲痛而停止工作，又是一種損失，是雙倍的損失。因此，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筆�！边@番話讓人看到他對文學翻譯事業的忠誠、執著和奉獻精神，也給了我鞭策，讓我不敢懈怠。

　　文學翻譯工作者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譯什么。草嬰先生之所以對列夫·托爾斯泰情有獨鐘，是因為“列夫·托爾斯泰一生就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藝術手法培養人們的博愛精神，反對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和思想”。而肖洛霍夫繼承了托爾斯泰的傳統，“用高超的藝術手法，揭示人性的堅強和美麗，宣揚人道主義精神”。先生從事翻譯的惟一目的就是為讀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提升人們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鑄就民族的崇高魂魄。

　　除了譯什么，還有就是怎樣譯。先生閱歷豐富，知識廣博，學養深厚，對他來說，翻譯似乎應該是一件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的事。其實不然。他對譯事向來一絲不茍，在翻譯之前，總要對原文反復讀上十來遍，甚至更多，還要深入了解有關的背景材料，盡量吃透原作的精神和風格，待到這一切了然于胸才動筆。譯出初稿后，他還要逐字逐句地對照原文修改，以免出現遺漏和錯譯；下一步就是脫離原文，專注于中文表達的規范、通順和傳神；最后還要請人朗讀，遇到拗口之處，再加工修改，直到滿意。經過這一道道“工序”的反復錘煉，先生的譯文就精彩耐讀，經得起推敲。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原作者和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堅實、平坦、容易通行的橋梁”。記得有一次我曾請教過先生，為什么將肖洛霍夫的名篇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譯成《一個人的遭遇》，因為有人認為此處的人應該理解為人類，是泛指，應改譯成“人的命運”。先生解釋說，“‘命運’可好可壞，而‘遭遇’兩字，在我們寧波人的理解中總與不幸相連(其實何止是寧波人)，比如祥林嫂的遭遇�！蔽艺J為，譯為“一個人的遭遇”符合原著精神，也符合中文表達習慣。

　　對先生的譯作，許多學者和作家都給予很高評價。學者夏仲翼就有這樣的論述：

　　從他的翻譯可以看出譯者對作品的深入理解。我一直記得一個小例子，肖洛霍夫有一個短篇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以前有過多種譯本，或叫《憎恨的科學》，或譯《仇恨的科學》，這在漢語上的確很費解，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表達方式。在詞典上， НАУКА始終是個名詞，因此只能是‘XX的科學’，‘所有格’的結構，似乎無法可想。但草嬰作了一個很出色的轉換，譯作《學會仇恨》，這在漢語上通順了，意義也貼切之極。因為草嬰把這個短篇的文旨發掘出來了。它的意思很清楚：一個被侵略國家的人民，為什么對敵人有如此之仇恨？這是敵人的殘暴激發起來的強烈反抗。仇恨不是生來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殘暴的過程中‘學會的’。НАУКА在語法上終究也沒有作為動名詞的用法，但這里的轉換卻成了神來之筆。

　　……

　　翻譯最要緊的是把原作的精神傳達給讀者，要讓讀者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能充分接受。草嬰譯肖洛霍夫，就十分注意作者文字的口語化和抒情性。我們只消讀小說《一個人的遭遇》的開頭……這段文字的平易清新，就像開始解凍的大地和河面，活力涌動，生氣勃勃。流暢的口語化句式，朗讀時只消簡明的揚抑和緩急，就給人一幅春天來臨的畫面。

　　對于譯界晚輩，先生非常關心和愛護。認識先生后，我很想去向先生登門求教，但我生性拘謹，更怕占用先生寶貴的時間。先生得知我的顧慮，親切地說，歡迎我去他家聊聊，只要事先打個電話，約好時間就行。每次見到先生，他總要問問我工作和生活的情況，或主動打電話告訴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讀，甚至把好文章復印后寄給我。有一年我患腦梗突然暈倒，先生聽說后要我注意勞逸結合，他反復強調：“要賣力，不要賣命�！倍潭唐邆�字，情深意長，令我一輩子無法忘懷。

　　草嬰先生曾不止一次說到知識分子的良知：“良知是心，是腦，是眼，是脊梁骨，是膽�！�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憑良心，要是沒有良心，什么卑鄙無恥的事都可以做�！�腦’是頭腦，不論什么事、什么問題，都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分析、判斷，也就是遇事都要獨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經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社會，觀察人民的生活，要隨時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總要挺直脊梁，不能見到權貴，受到壓迫，就彎腰曲背，遇到大風就隨風搖擺�！�膽’是勇氣，人如果沒有膽量，往往什么話也不敢說，什么事也不敢做�！�

　　先生不僅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谷諔馉帟r，他投身反侵略斗爭；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他加入時代出版社傳播光明。無論外部環境怎樣險惡，他始終挺直腰桿，堂堂正正做人，展現了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硬骨頭精神。

　　關于知識分子“良知”的論述，其實是先生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是他數十年來做人做事的寫照，也是他總結的人生經驗。先生以身示范，皇皇巨譯成為他表明心志、寄托理想的豐碑，昭示后來者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