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0：劉吶鷗電影往事

　　1940年9月5日，剛剛經歷了一場狂風暴雨的上海灘仍然暑熱未消；但比暑熱更令人難忘的，是當日《國民新聞》報頭版格外引人注目的左下角。

報喪

　　國民新聞社社長劉吶鷗(燦波)先生慟于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三日下午二時十分在福州路京華酒家慘遭暴徒狙擊為和運而殉難其遺體已移歸憶定盤路一五六弄五號俟劉太夫人自原籍抵滬后定期舉行喪殮謹此報聞

　　劉吶鷗先生治喪委員會啟

　　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啟事

　　本公司制作部次長劉燦波先生于本月三日下午二時十分在四馬路京華酒家不幸被兇徒狙擊逝世關于治喪事宜由本公司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其出殯日期及地點俟決定后再行登報通知特此通告

　　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謹啟

　　這兩則并排刊登在報紙頭版的“訃聞”“啟事”，無論是醒目的粗黑線方框，還是比《國民新聞》報頭字號還要大的“報喪”二字，超凡的規格似乎都在 證明死者身份的特殊�！皠�吶鷗(燦波)先生”，一個似曾相識的名字，在現代文學史上曾經如超新星爆發般輝煌過的“新感覺派”先鋒，在故紙堆中又一次閃耀了 我們的雙眼。正如超新星爆發會迅速坍縮形成可怕的“黑洞”，作為小說家的劉吶鷗僅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留下寥寥十幾篇小說便迅速銷聲匿跡；而 1940年的“國民新聞社社長”和“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制作部次長”的雙重身份，以及“慘遭暴徒狙擊為和運而殉難”這種黑幫片橋段式的人生絕響，又使其 人生中最后五年的經歷變得愈發撲朔迷離。曾經的小說家搖身變為電影人，一段并不單純的電影往事漸漸浮出水面。

　　劉的好友、同為“新感覺派”代表人物的施蟄存在回憶與劉吶鷗的交往時，曾重點提及“晚上七點左右去看電影”是臺南富家子弟劉吶鷗在上海奢靡生活 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電影藝術的熱愛，以及廣泛觀賞世界各國影片(特別是好萊塢娛樂片)打下的欣賞基礎，培育了劉吶鷗獨特且頗具深度的電影藝術觀念。也正因 為如此，他才會和好友黃嘉謨(《何日君再來》的詞作者)一起，在1933年前后向“左翼電影”開火，掀起一場在中國電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軟性電影”和 “硬性電影”之爭；他為電影功用做出的界定——“等于是逃避現實的催眠藥”，和黃嘉謨著名的“(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的論斷一 起，成為左翼電影人猛烈批判的對象。他們在提出理論和掀起論爭之外，還投身創作實踐。劉吶鷗創作了電影劇本《永遠的微笑》，這部由影星胡蝶主演的影片也成 了他在電影領域的代表作。除此之外，據記載，他還參與了《民族兒女》《初戀》《密電碼》等故事片的拍攝制作，還拍攝了一部帶有鮮明個人風格的實驗性紀錄片 《持攝影機的男人》。劉吶鷗在抗戰爆發前的電影活動大致如此。在日本帝國主義燃起全面侵華戰火、中國早期電影黃金時代戛然而止的節點上，骨子里不甘寂寞的 劉吶鷗似乎尋覓到了又一次“超新星爆發”的良機，而這也為他的悲劇命運悄悄埋下了伏筆。

　　“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所帶有的曖昧色彩：熟悉中國電影史的人對于這個公司應該并不陌生，在許多場合的表述中，它的前面常常還要加上一個 “偽”字。在這樣一個由日本“電影特工”操縱成立、為日本帝國主義“電影國策”和侵略野心服務的機構中擔任“制作部次長”的職務，任何人都無法證明自己的 清白。也正因為如此，就在劉吶鷗被狙擊殞命后不久，遠在大后方的國民黨中央電影制片廠廠長羅學濂在一次公開講話中為了強調上�！肮聧u”電影界“正處在忠貞 無恥的生死斗爭時刻”，特意舉劉為例：“孤島的極少數電影人落水，有少數的蟲豸蜷伏在黑暗的角落里投機買賣……變相的出賣靈魂……穆時英、劉吶鷗之流已被 ‘誅伏’……(中央政府)還會有更多的制裁�！倍�1940年10月29日，導演史東山在向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說明關于電影工作的情況時，也提到了一個半 月前發生在上海的狙擊劉吶鷗事件：“我們電影制作者中連續出現了出賣祖國的叛逆者。劉吶鷗是用我們的手射殺的，他是叛逆者的代表，此事對于叛逆者是嚴厲而 殘酷的教訓�！蹦敲�，劉吶鷗又是怎樣由一個“藝術至上”的鼓吹者，蛻變成“孤島”電影人中的無恥丑類的呢？

　　抗戰爆發之時，劉吶鷗尚在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直屬的中央電影攝制所任職，曾擔任過審查委員會委員、劇本監督委員會主任及劇本部長等職�！爸� 電”時期劉吶鷗的最大成就，便是那部曾名噪一時的紀實性故事片《密電碼》。該片由張道藩根據親身經歷寫出情節，劉吶鷗以此為素材寫作劇本并和黃天佐(日本 無條件投降后，黃因戰時在中華電影、中聯、華影就任要職，被判處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三年)共同導演，據說上映后頗為賣座。后來成為延安報告文學作家的黃 鋼，當年恰與劉吶鷗在“中電”同一部門共事。劉殞命后不久，黃鋼即寫了一篇題為《劉吶鷗之路——回憶一個“高貴”的人，他的低賤的殉身》的長文回憶自己與 劉吶鷗的交往，先是作為“魯藝”的創作作業，后又被推薦到香港《大公報》連載。其中披露了一個重要細節：在南京國民政府撤離之前，曾由劉吶鷗起草擬定了一 份“國家非常時電影事業計劃”。將這一對戰時電影工作具有綱領性意義的工作交由劉吶鷗承擔，可見當時國民政府的電影官員對劉的充分信任。然而，在劉吶鷗撤 離南京前接電話的片言只語中，黃鋼卻聽出了他的如下態度：計劃雖由他起草擬定，不過卻沒有什么用，因為中日雙方正式打起來之后政府不知道要退到什么地方 去，而在內地那樣的條件下根本無法開展電影制作的；第二，面臨日軍空襲，“全國巡回放映網”的辦法行不通、無意義；第三，不必忙著去拍防空的教育短片，因 為對于一字不識的老百姓來說，用電影去教育他們也是做無用功�！熬褪沁@樣荒謬無理的意見，劉吶鷗用輕蔑的，但也是婉轉的口氣說出來，說畢拋下話筒，算是交 代好他最后的工作�！痹俾撓祫�吶鷗之前對于“國防文學”等口號的厭惡態度，黃鋼斷定他必將走上漢奸之路。果然，不久之后他“就從報上看到了劉吶鷗在滬替日 方管理電影檢查事業，出入與日人為伍，生活更加富裕了”的消息。

　　劉吶鷗生命末期的電影活動，與金子俊治、松崎啟次和川喜多長政這幾個日本人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特別是松崎啟次，他留下的《上海人文記》一 書，用大量的篇幅記載了自己與劉的交往，成為研究劉吶鷗的最重要文獻之一。在該書的自序里，松崎自稱“我是電影制作人”，“我被派到上海，在那里擔任的工 作是設立電影公司”，他在中國工作由劉吶鷗始，也由劉吶鷗終。

　　在上述三個日本人中，劉吶鷗接觸金子俊治最早。根據近年來日本學者的研究，劉吶鷗放棄隨“中電”內遷而轉投上海，并不僅僅是由于對電影事業(或 者說是對“拍電影”這一工作)的追求。出身臺南富商家庭的劉吶鷗，身體里流淌著傳承自父輩的商人血液。他當年在上海過著奢靡的生活，僅憑家里的供給是遠遠 不夠的，他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靠房屋出租：據說他在虹口的公園坊有整整一條弄堂、30多幢房屋的房產供出租。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有關臺灣人的雜項： 臺灣的不逞之徒”的分類專案中，保留有一份《關于要注意的臺灣人劉吶鷗在南京中央電影審查委員會就任委員的檔案》(1936年9月24日由上海內務書記官 北村英明簽發給負責“取締思想犯”的警保局長萱場軍藏)在這份檔案中，劉吶鷗的主業即為“房屋出租”，而廣為后人所知的“從事文筆活動和電影工作”則只是 他的“副業”。之所以成為“要注意的臺灣人”，且被納入“不逞之徒”的范圍，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透過某中國人與時事新報(中國的日刊)記者或明星電影公 司保持關系。同時，秘密地和多名可疑的中國人持續交往，而且專門躲避與在華的臺灣人進行交流。因為其動向相當可疑而予以關注之際，這次又被任命為以羅剛為 委員長的南京中央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钡�是，他的“房屋出租”主業也頗讓日方關注。商人逐利的本性肯定不會容許他拋棄巨額房產隨南京國民政府流亡內地， 黃鋼在記述中也借一位朝鮮籍同事之口佐證了這一點。當時金子俊治在上海日軍報導部工作，軍銜為少佐，分管諜報班對華宣傳和宣傳班對內宣傳，權限頗大，電影 工作亦是其分內之事。劉吶鷗以自己在電影方面的專長主動接觸金子少佐，其用意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保住自己在上海的房產。

　　但金子俊治畢竟只是個軍人，真正在電影業務方面同劉吶鷗打交道的，還是松崎啟次。在金子俊治的牽線搭橋之下，劉結識了正“日夜興奮的制作紀錄片 《上�！贰赌暇�》”的松崎啟次。這兩部紀錄片完全是為了配合日本軍方向國內和占領區民眾宣傳戰況、炫耀“軍威”而拍攝的，美其名曰“文化電影”，分別由龜 井文夫和秋元憲導演。劉吶鷗的主要工作，則是為這兩部紀錄片的拍攝盡可能地提供幫助。此事鮮為人知，然而刊載于日本《都新聞》1940年9月5日(即劉吶 鷗殞命后兩天)上的《令人惋惜的劉吶鷗之死——畢業于青山學院為日中電影界鞠躬盡瘁的俊杰》一文中，日本“東寶”制片人瀧村和男的訪談將此事披露于天下： “從紀錄片《上�！贰赌暇�》到故事片《支那之夜》，在攝影現場得到了劉氏的極大關照�！彼善閱⒋谓榻B說，協助日方調查的除了劉之外，還有其好友黃天始。此 時距“七七事變”爆發僅三四個月，已經有許多人認定劉、黃的所作所為是漢奸行為。在協助調查期間，時常有匿名恐嚇電話打進劉吶鷗在旅社內的房間，質問他 “你是漢奸嗎”。但是，劉卻向松崎做出了如下表態：“漢奸就漢奸吧！什么叫做真正的漢奸，歷史會證明一切！”為了擴大他們所制作的電影的影響力，劉吶鷗甚 至計劃配合松崎拉攏朝鮮籍著名影星金焰下水，最終未能得逞。

　　劉吶鷗還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電影《茶花女》事件”的重要制造者之一。他和黃天始一起游說友聯影片公司總經理沈元蔭，并提供日方資金援助，讓其成 立了光明影業公司，并先后制作了《茶花女》《大地的女兒》等電影。日軍侵入上海后在虹口的東和電影院設置了電影審查所，宣稱只要這里的審查通過，便給予在 日軍占領區域內放映的許可。上海愛國電影人為表明立場，堅決抵制日軍的電影檢查行為。然而，《茶花女》拍攝完成后，劉吶鷗卻將一份拷貝偷偷送往日本，于 1938年12月在東寶系統的電影院以《椿姬》為名公開上映，并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日方宣稱該影片是在日本上映的第一部中國片。消息傳來，激起了上海 文化界的極大的憤慨。

　　川喜多長政是日本20世紀三四十年代重要的電影人。曾就讀于燕京大學的他創辦了“東和商事”，在抗戰爆發前后制作了《新土》和《東洋和平之路》 兩部故事片。川喜多長政同劉吶鷗最直接的關系，就在于他是“國策映畫會社”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日方代表(中方代表是張善琨，但川喜多是該公司實際上的 最高領導)，而作為制作部次長，劉吶鷗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質上都是川喜多長政的下屬。然而，由于川喜多就職后一直采取只攝制新聞或紀錄片，“如果軍方要 求設置宣傳電影，我公司就承擔；如果是故事片，那就請中國電影人攝制，我公司來發行”的策略，無法滿足劉吶鷗拍攝故事片的愿望，因此，在劉當時的同事辻久 一眼中，他的工作作風相當消極。在供職于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期間，劉吶鷗所做的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仍然是為日本電影人來華拍片提供幫助。而這部電影，就 是一代明星李香蘭(山口淑子)的代表作《支那之夜》(又名《蘇州夜曲》)。根據日本《映畫旬報》1940年1月1日的記載，1939年12月，“瀧村和 男、小國英雄以及確定作導演的伏水修三人奔赴上海，得到中華電影公司的劉燦波(即劉吶鷗原名——筆者注)等人的后援，收獲了種種素材，還視察了上海黃浦 江、蘇州等地，此行圓滿結束�！倍�這也幾乎成了劉吶鷗為“電影事業”作出的最后貢獻。

　　1940年9月3日中午，劉吶鷗和松崎啟次、石本統吉等日本電影人，以及黃天始、黃天佐在上海福州路六二三號京華酒家商討紀錄片《珠江》的拍攝 計劃。商討結束后，劉吶鷗獨自一人先行離開，在酒家門口連中數槍，不治身亡。關于其被狙殺的原因眾說紛紜，甚至連刺客身份都無法確定。史東山說劉死于“我 們”之手；《國民新聞》社則一連幾天以社論形式要求“徹底肅清潛伏租界內的藍衣社暴徒”(美籍學者魏斐德在其研究抗戰時期上海暗殺行為的名著《上海歹土》 中指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無論是官方還是非官方的組織都將反日恐怖活動歸在聲名狼藉的藍衣社的名下”)；然而，劉吶鷗“因爭奪賭場風波，被青紅幫暗 殺”的說法也頗有市場。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許事情的真相永遠都無法浮出水面。劉吶鷗其人本身就是一個交織著眾多謎題的存在：他的身世，他的國籍，他的職 業，他的內心世界……然而，無論如何，劉吶鷗一生中最后五年間所經歷的那些電影往事，都提醒著我們：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在光影流轉間還夾雜著那樣一段 不容忘卻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