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李河：以民族文化為特征的表述應適當調整

　　多年前，著名歷史學家孫隆基曾經以《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深刻影響了許多人，該書對于國民性格的剖析至今仍舊被人屢屢引用。最近，孫隆基再次出版新著《新世界史》，提出“全球化的新世界史勢必去西方中心論”。

　　近代以來的歷史學，不論中西，其實本身所遵循的方法和視角，都是誕生自西方的，而這樣的歷史學，對于解釋和研究中國這樣源遠流長的文明古國的歷史，是否能暢通無阻？在今天的學者看來，似乎應該有所改變，重新梳理和認識自身的歷史與文明，也重新建構自己獨有的歷史記憶。

　　西方到東方的史觀

　　現代歷史學發源于西方，建構在現代史學上的中國近代到當代歷史，同樣全盤采用了西方現代歷史學的整套體系，比如民族、國家、文明古國等等概念，都是建立在西方史觀的基礎上，以西方歷史學的方法去看待中國歷史。

　　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史觀為中心的現代歷史學正在慢慢發生著改變，從二三十年前開始，“去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逐漸成風，著名學 者、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河說，“去西方中心化的話題說了許多年了，也有很多著作出來。我們在做東亞史的一些研究時，也會用新的觀念去討論東亞歷 史�！�

　　西方中心的現代史觀建立，和現代化發軔于西方有直接的關系，然而隨著現代化的逐漸完成，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西方史觀中的種種局限進行思考。李 河說，“從1500年左右世界市場的出現，全球化的出現以后，西方國家史學發源得更早，因此對于整個世界的影響力也更大。到了十八、十九世紀，世界史的概 念出現。這里面就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世界史為什么都是發達國家的人去做？第二，西方人之所以能做世界史，建立在一個邏輯上，認為世界是單線發展的， 從野蠻到文明，從落后到發達，也就是說，現在的發達國家的狀態，就是落后國家的未來�！�

　　但世界并不僅僅這么簡單，李河說，“20世紀以后，開始有學者反思這樣的模式，比如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等等，這些 思想家們開始提出，世界上各個文明都有各自獨特的發展歷程，它的發生、發展、興盛乃至衰亡都是獨特的。這樣的觀點影響了很多后來的歷史學家”。

　　另外一面，后發國家的學者們也開始游離出西方歷史觀的范疇，李河說，“到上世紀，后發國家的知識分子大量進入西方學習，同時開始對發達國家的歷 史敘事方式進行反思，認為原本西方的那一套敘事方式不能完全解讀各自的歷史文明。因此，需要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本民族特有的方式 去敘述本民族的歷史，成為了潮流。對于東方來說，可以說是東方史觀的開始。對于全世界范圍來說，則是一種別于西方中心的自我中心史觀開始出現”。

　　從國民性到國民史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上個世紀初開始的國民性討論，本身源于西方史觀下的視角，討論的基點是民族主義乃是種族主義，而在全球化的時代，民族乃至種族主義本身的局限和負面作用，越來越被學者們所重視。

　　在今天，國民性的觀念正在慢慢退出歷史的舞臺，這和西方中心的史觀演變為更多元的史觀有著重要的關系，李河說，“國民性這個概念的出現，大概從 十八世紀就已經出現，赫爾德在《關于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中專門講述過民族精神的概念。這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很多學者和思想者。包括中國的國民性討論。

　　這樣的討論直到今天還依舊存在，太多全稱式的判斷都來源于此，李河說，“這種以民族文化為特征的表述，總是難免出現，從宏觀的角度來說，也不是 說全無道理，很多時候都能找到支撐的根據。但是壞處在于，歷史有太多的個體的事件、現象、人物，簡單化的敘述往往會導致激進的民族主義，因此，適當地調整 是應該的”。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國民性式的判斷，很多時候等于把自己特殊化，置身于他者的角色之中，李河說，“我們現代化已經這么多年，如果依舊用 那樣的觀點去看待自身，恐怕就會有許多問題。包括一些看似褒義的，比如說我們長于形象思維，長于情感等等，其實都不一定符合現代觀念”。

　　如何找到新的歷史敘事方式和對自我文明新的理解？就有賴于一個更能準確認識自我歷史的范式，同時也避免西方中心史觀中負面的影響。李河說，“比 如韓國，以前的歷史我們看來很清楚，因為都是用漢語寫的。但是后來，他們開始嘗試以本民族的方式去記錄歷史，這對于他們建立自己的歷史記憶，很有幫助。而 這樣相對于西方中心史觀的，自我中心史觀，在全球范圍內已成潮流。歷史寫作范式的變化、顛覆和更新，也成為一種常態”。

　　如何建立東方史觀

　　強烈的自主意識，成為歷史敘事范式變化的潮流，而出現的，不僅僅是新的敘事范式，也還有太多對原本歷史觀的顛覆和改變。

　　李河說，“西方中心史觀，既然有中心，自然就有邊緣。比如說對于殖民主義的描述，往往就會出現中性化、合理化的傾向。對于后發型的、發展中國家 來說，寫歷史就會把民族解放、民族獨立作為政治歷史寫作的關鍵。再比如說，在講全球經濟發展史時，難免會把歐洲當做現代市場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會忽略同 時代，乃至更早時間里中亞等地區同樣存在的大量的國際貿易現象。加拿大學者弗蘭克有一本《白銀資本》，就是講述白銀流通對于世界經濟的影響，把亞洲置于全 球經濟的中心，再如濱下武志寫的《中國朝貢體系》，敘述朝貢體系對于整個東亞的影響�！�

　　經濟只是一個方面，新的歷史觀涉及的是方方方面，李河說，“從現代民族國家產生依賴，民族國家的概念，成為現代政治文化中重要的概念，但是它忽 略了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人的朝貢體系對于周邊政治的影響。很長時間以來，西方的國家、民族觀念，政治秩序模式等等，都被套入到東方。但現在已經有很多學 者在檢討和反思，僅僅從西方套入是不夠的，甚至有些地方是不準確的。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寫過一本《天下秩序》，直接說東亞三五百年來的國際政治秩序，和西 方是不一樣的。還有很多類似的書籍，包括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都是新的歷史敘述范式下的產物�！�

　　各個文明都在傾向于用各自的敘事方式去記錄自己的歷史，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歷史觀，東方人有東方人的歷史敘事模式。李河說，可以說，在西方中心之外，自我中心的歷史敘事在今天已經成為常態。

　　避免二元對立史觀

　　不過，從西方史觀到東方史觀，到新的歷史敘事范式，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入另一個極端。

　　李河說，“新歷史觀的問題在于，每一個新歷史觀在選擇新的敘述方式時，有時候就容易陷入二元對立之中，這種自我中心的敘事，會影響到學術之外的 方方面面，比如，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敘述，容易導致文化民族主義的復興。歷史的寫作就可能陷入到想象的烏托邦之中，從學術上來說或許沒什么問題，但在客觀 上，會造成許多麻煩的問題”。

　　二十一世紀的學術，需要一種更加開闊的視角，更加寬容的態度，李河說，“如何調和西方中心史觀和自我中心史觀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建立一種新的互 文本性，西方的史觀中當然有很多好的東西，應該學習，而不是完全擯棄，我們自己的歷史觀和歷史敘事范式，也應該積極地探索和思考”。

　　問題在于，當前的歷史學，本身出身于西方現代歷史學，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個適合我們自己、有助于我們重建歷史記憶的歷史觀呢？李河說，“一方 面來說，西方史觀、西方的史學方法，并不是完全不對的，有些基本的方法，是通行的。另外一方面，各種歷史學流派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具有解釋力，找到 自己的解釋力是最重要的事，而不是糾結于它源自哪里。所以說寬容和開放，和堅持自我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容促進的。當然，從教育和觀念的養成來 說，引入批判性的視角，引入這些年來新的經典，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客觀而合理的歷史觀�！�

　　北京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