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追求東方戲劇美學精神

　　對導演和所有主創來說，排一部歷史劇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和功夫。導演手法、劇本闡釋，是不是有突破，能不能經得住歷史的拷問，都是課題。任何歷史劇都是當代劇，都可以讓我們反思當下。與此同時，時間賦予的與歷史之間的距離，恰恰讓我們能夠在揭示社會、反映人性時更加深刻，這也正是歷史劇長演不衰的原因。

　　司馬遷是“史圣”，我對他始終葆有敬畏之心。我用了大概三年時間去準備和積累，像做學術研究一樣去研究司馬遷，研究漢武帝等與他命運相關的諸多人物。

　　歷史劇富有歲月的沉淀和思考的積累，如果排得好，是能夠留得住的。在我排過的70多部戲里，有三部比較滿意的歷史�。骸吨�己》《我們的荊軻》《司馬遷》。當然，這三部作品能否被錘煉為經典，還需要時間的檢驗。這次在排《司馬遷》時，我始終在想，如何能夠讓作品在臺上站得住，讓現在的觀眾有認同感。

　　很有意思的是，這些歷史劇在最初上演的時候，都沒有“大紅大紫”，行話叫票房比較“溫”。但演了幾年后，越來越多的觀眾會發現其價值。因為這些戲不跟風、不應景，而是剖析人性、探討永恒的精神求索。這一點上，我對《司馬遷》有信心。

　　此外，在《司馬遷》的藝術呈現上，我最大的追求是建立起“東方戲劇”的美學概念。這個工作是從《知己》開始的。在《知己》中，雖然我賦予了人物現代精神，但整體風格還是相對傳統；《我們的荊軻》里，我用現代手法和觀念去解讀荊軻這個歷史人物；《司馬遷》，我則延續著《我們的荊軻》在藝術形式上的探索繼續向前。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是戲劇民族化道路上最具代表性的劇院。我希望通過《司馬遷》這個戲，能夠在民族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從《知己》《我們的荊軻》到《司馬遷》，我越來越感受到一種東方的視角——不僅僅局限于中國戲曲的傳統審美，還包括日本能劇的空寂幽玄、俳優的精練優美、浮世繪的夸張絢麗，印度詩劇的生動神秘……東方文化的審美模式和表達方式，逐漸滲透進舞臺的各個角落。這種表達能開拓視野、拓展思維，這種表現形式和精神內涵，是我接下來要去尋找和挖掘的。

　　西方戲劇，歸根結底是在西方哲學指引下，歷經西方歷史洗禮，浸潤了西方文化的舞臺表現方式。以整個東方的文化積淀和傳統去影響、去滋養我們的當代戲劇，催生出與西方戲劇文化平等對話的東方戲劇，是我們戲劇人應有的探索。我們不僅要表現中國傳統戲曲元素，更應探索東方戲劇美學精神，甚至表達東方哲學思想。

　　何為東方戲��？在我看來應該是具有東方戲劇思想、美學思想、哲學思想和表現手段，以民族化為基礎，能夠廣泛代表東方文化精髓的舞臺表現風格，是東方美學精神與西方戲劇舞臺的結合。同時，這一審美風格不應與舞臺表達的現代精神構成沖突。我嘗試在《司馬遷》中進行這樣的探索，可以說，是尋求戲劇本體的新發展。繼承民族的東西非常重要，發展民族的東西則更為重要，它勾畫出未來我們要走一條什么樣的路。

　　我在《司馬遷》“導演的話”中曾寫道，“排這部戲需要一種大情懷”。這種“大”是博大、宏大，是胸懷，也是氣度。劇中司馬遷與漢武帝、屈原之間各有交鋒，在我看來，這種交鋒是思想上的對決，而和他們對話，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如果說，在《知己》中我更看重個體的表達，那么《司馬遷》則超越了個人情感。全劇不斷涌現的高潮是在烘托一種大情懷，雖然站在舞臺上的是一個個體，但是這個個體能給觀眾以翻閱史詩般的感受。而作為舞臺藝術工作者，創造一部作品的世界性價值，也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境界。

　　我想，要排出有大情懷的戲，首先自己要站在精神的高地上。這是對我的考驗，我需要提高自己。我常跟劇組說：我們的高度決定了《司馬遷》的高度。為此目標，我們唯有不斷努力。

　　(作者系話劇新作《司馬遷》導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