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行：新世紀以來的諾貝爾文學獎之我見

　　純粹的文學事件同時又能成為周期性、全球性的新聞事件，能引起世界各國大眾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大眾廣泛興趣的，大概只有諾貝爾文學獎了。每年10月，全球讀者都翹首期盼著最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浮出水面，然后，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會對剛剛誕生的幸運兒的生平、創作、個性、嗜好等大加介紹，不少人還會對新得主是否該得獎議論一番，同時有人會對諾貝獎委員會近些年來在評獎中表現出來的價值判斷和傾向表示不滿。

　　2001年英國作家V. S. 奈保爾、2002年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凱爾泰斯、2003年南非作家約翰·邁克爾·庫切、2004年奧地利女作家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2006年土耳其作家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2008年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2009年由羅馬尼亞移居德國的女作家赫塔·米勒、2011年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3年加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2014年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有的是并不為大眾讀者所熟知，有的盡管獲獎前已有知名度，但仍屬于受關注度較低的作家。2012年獲獎前，盡管不少作品已翻譯成外語，但對于國外大多數讀者來說，莫言也是個陌生的名字。

　　相比之下，2005年獲獎的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2007年獲獎的英國小說家多麗絲·萊辛和2010年獲獎的秘魯/西班牙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得獎倒是例外。他們都在幾十年前就已蜚聲世界文壇，已過了創作的旺盛期，卻在快要被淡忘之時獲得諾獎，對讀者來說仍是極大的意外。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慮呢？

　　諾貝爾文學獎已走過百余年的歷程，每年在確定獲獎作家時，至今仍然秉承了諾貝爾的遺愿，即諾貝爾文學獎是要頒發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文學自然仍是其評委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

　　奈保爾在創作中對人物性格中所具有的泛人類共性的關注，是為彌合不同民族文化差異所作的努力，其作品的無邊界性實際上是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狹隘性的挑戰。少年時期被關進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悲慘經歷，使伊姆雷·凱爾泰斯以寫作支撐起了個體脆弱地對抗野蠻歷史的經歷。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在庫切所有作品中都得到了象征性的表達，他的作品反映了世紀末人類生存現狀中的困境。耶利內克以充滿激情的語言揭示了社會中陳規舊俗的荒謬以及這種枷鎖對人施加的壓力。品特劇作多表現人們在戰后英國社會生活中受“威脅”的感覺，也反映了在動蕩不安的現當代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互不理解和人的孤獨。帕慕克在小說中一再描寫的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和交流，使他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往中間人的地位得到廣泛認可。多麗絲·萊辛的創作綿延半個世紀，她的創作始終是要通過個人的命運，尤其是婦女的命運，來反映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更為普遍的人生經驗。勒克萊齊奧的作品以寫流浪者、兒童、逃犯等弱勢群體或邊緣人群居多，關注其生存狀態，充滿人性關懷和對西方文明的質疑。赫塔·米勒長期生活在齊奧塞斯庫獨裁下的羅馬尼亞，其作品的主題是暴政和專制對個體系統的摧殘。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反映由暴力、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法則所統攝的秘魯的社會矛盾以及生存權利的殘酷競爭，構造了拉丁美洲的秘魯魔幻的社會現實和歷史。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致力于最精練的詞語和最強大的力量的結合，他的詩歌從日常生活入手，“以凝練、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莫言的作品“語言激情澎湃，具有無限豐富的想象空間”，充滿現實主義和黑色幽默，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艾麗絲·門羅的小說聚焦于加拿大城郊小鎮的生活，描探索平凡女性復雜的心理與情感世界，揭示出生活含混的多義性。莫迪亞諾的作品中有關現代人“自我泯滅、尋找母體”的主題隱喻是20世紀文學中最耐人尋味的悲情寓言。

　　這些作家所涉及的極具個性的問題，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帶有人類普遍性的問題，其背后都是強烈的理想傾向在支撐。百余年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雖然說不上個個都是當年世界文壇上屹立于最高峰的作家，但應該說，每一位都是在水準線以上的。

　　不過，每年在確定獲獎作家時，文學已不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考慮的惟一因素。比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一定考慮到國別、地域的分布應該盡量廣一點。進入21世紀以來的15年里，為自己的國家第一次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就有6位，分別是匈牙利的伊姆雷·凱爾泰斯，奧地利的耶利內克、土耳其的奧爾罕·帕慕克、秘魯的巴爾加斯·略薩、中國的莫言、加拿大的艾麗斯·門羅。

　　在后現代的多元文化主義浪潮中，原先處于受忽視的邊緣地位的弱小勢力受到了重視，從邊緣向中心運動。這種現象在諾貝爾文學獎中也得到了明顯的反映。專注于戲劇、詩歌、短篇小說等近些年來不大受普通讀者或評論界、學術界重視的體裁的作家，也得到了應有的肯定和重視。今年，諾獎又頒給了以非虛構寫作為主的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再者，女性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視，進入21世紀后，已有5位獲獎。 在創作理念上，諾獎則推崇反專制、反極權、反獨裁、反暴力、反暴政、反恐怖，推崇民主、自由、博愛，不同國家、民族、人種、文化平等共處的價值觀。

　　文學藝術貴在具有獨特的個性，而獨特的個性有時并不一定能較快地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因此，成功地挖掘和發現具有獨特的個性和價值的杰出作家，正是諾貝爾文學獎自身價值的體現，能證明諾貝爾文學獎“點石成金”的作用。

　　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團成員由中老年語言學家、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作家、翻譯家及一名律師組成。他們自有其特定的文學觀、價值觀，也自有其各方面的局限性。

　　比如，對于用歐洲主要語言以外的語言創作的作家來說，要受到評委們的青睞，最好就要把他們的作品先譯成瑞典語。再則，如何讓杰出作家的作品進入評委視野也很重要。由于歷史、地理和文化傳統方面的原因，諾獎評委們對作品中的西方價值觀較認同。從諾獎評委們對諾獎得主的選擇上，仍然可以看出他們自覺或不自覺中透露出的“歐洲中心論”。 2002年和2004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情勢處于嚴峻的關鍵時刻，諾貝爾文學獎分別授予身為猶太人的奧斯威辛的代言人伊姆雷·凱爾泰斯和身為捷克裔猶太人的父親遭迫害經歷的驅使而寫作的耶利內克。盡管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一再表示，只有文學價值，才是瑞典學院惟一的衡量標準，但仍然免不了有人懷疑這其中是否還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

　　諾貝爾文學獎百余年的歷程盡管一直與各種各樣的議論、爭議和質疑相伴，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過偏差或失誤，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無疑已成為當今世界文壇上最引人注目的、影響最大的文學活動。人們完全有理由一直滿腔熱情地期待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