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謝耶維奇：追尋真實的勇氣和意義

　　10月8日，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國內無數讀者來說，阿列克謝耶維奇可能是個比較陌生的名字，盡管國內曾出版過她的著作，但一是不多，二是沒有在當時產生強烈的反響。十余年前我讀她的《戰爭中沒有女性》《鋅皮娃娃兵》和《切爾諾貝利的禱告：未來編年史》等著作時，雖感震撼，但直到她獲獎的消息傳來，才重新憶起這位女作家的名字。

　　或許對阿列克謝耶維奇來說，更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在作品中呈現出了要追尋的真實。出身記者，使阿列克謝耶維奇對真相的報道有本能的職業意愿。但想要探尋事件的真相，艱難倒在其次，真正的難度在于追尋者是否具有說出真相的勇氣和膽識。在阿列克謝耶維奇成名作《戰爭中沒有女性》里，無處不是血淋淋的悲慘遭遇，但作者在書中肯定了源于理想而甘愿犧牲的人生價值，讀者在最后也能看到有旗幟在鼓舞人心地飛揚。而從《鋅皮娃娃兵》開始，阿列克謝耶維奇跳出了當時蘇聯文學所要求的勝利畫面，在文字中不再化妝和掩飾，讓事實在筆下顯現出真實的殘酷一面。

　　對阿列克謝耶維奇來說，長年累月在數百個地方奔波采訪，面對的事實真相讓自己震驚，乃至在日記中發出“我對自己說：再也不愿意寫戰爭了”之句，甚至連看見兒童流鼻血也會痛苦得“扭頭就跑”。她最終能扛住這些痛苦，就在于不斷自問，如果真實反映在文獻中，“那么什么是文獻呢？人們可以控制它到何種程度呢？它在什么程度上屬于人們，又在什么程度上屬于歷史和藝術呢？”這些追問帶來的痛苦和勇氣都集中在《鋅皮娃娃兵》這部紀實文學之中。該書的記述時間和事件是蘇聯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撤軍前夕。10年的政治動蕩和社會動蕩集中在阿列克謝耶維奇采訪的一個個普通人身上。這些被訪對象有擲彈筒手、有軍事顧問、有衛生指導員、有公務員、有通信兵、有軍醫、有女護士，還有無數死難者的妻子和母親等等。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著作就是由這些采訪對象的原話構成，因而也使得活生生的現場駭人聽聞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對普通士兵來說，服從的只是命令，但在命令帶來的現實中，這些普通人惟一能夠認識到的，就是發現自己“只不過是一件東西罷了”，而且，在充滿強弱并存的“生活”中，強者“夜里可以把他(年輕的士兵)叫醒，用椅子、用棍棒、用拳頭打他，用腳踢他。白天可以在廁所里揍他，把他打個半死不活”，還可以命令他“把我的襪子舔干凈了，好好地舔一舔，讓大家都能看見”。痛苦不僅在自己的軍營，這些士兵還隨時面對死亡，他們能夠從繳獲的武器中體會那些“都是用來消滅你的”，被地雷炸斷腿和炸瞎眼的工兵只有“在夜里，在夢中”感覺自己在“孩子們前面又有了兩條腿，我的眼睛又能看見東西了”。他們還逐步發現，“阿富汗不是吸引人的故事，也不是偵探故事影片”，甚至還會發現，現實無情，普通人不會覺得他們身在歷史，而是面對每天的屠殺和恐怖。但沒有人將這些恐怖和屠殺公開，作為個人的痛苦也從來沒有被下達命令的政府在意。不僅自己的痛苦和死亡，連后方家人的痛苦也沒有被任何人在意。電視上“蘇聯士兵與阿富汗士兵稱兄道弟”“將鮮花堆上裝甲車”的場面不過是為了欺騙后方的母親，因為她們的兒子多半在“還沒有被訓練成一個兵”時就被送上戰場。誰都知道戰爭必然帶來痛苦和死亡，但通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采訪，我們真切感到，在無能為力的普通生命之中，所有個人活著的意義都被巨大的謊言一筆勾銷。更可怕的是，戰爭中的士兵在死亡威脅下，干的卻還有“用棺材偷運毒品”“偷運皮大衣”，甚至把一串割下來的敵人耳朵串起來當戰利品，蘇聯哨兵將搶劫對象放在了阿富汗孩子身上……所有這些復雜的、充滿悖論的現實都在那些受訪對象嘴中傾吐，阿列克謝耶維奇如實將它們記錄，沒有褒貶，只有真實和呈現，而驅使她呈現這一痛苦的，恰恰是她不能不面對每個人命運的關切，這也使其作品成為對現實的拷問之書和控訴之書。

　　在以俄語寫作的作家中，阿列克謝耶維奇是繼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后入美籍)等人之后再次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對這些作家而言，追尋真理的勇氣和擔當指引著他們在不同時代寫出不同震撼性的作品。和其他國家作家相比，俄羅斯作家們對于真理的思考和探尋顯得格外富于重量。從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看，難說她要接上俄羅斯的宗教傳統，但能肯定一點，她要接上的是俄羅斯傳統文學中的苦難感和真實感。這種苦難和真實并不獨屬俄羅斯，但因“對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的紀念”而獲獎，其理由卻更應屬于一位以俄語寫作的作家�；仡�20世紀，俄羅斯所經歷和承擔的痛苦最能代表人類和歷史所承擔的苦難。從這點來說，阿列克謝耶維奇此次獲獎，也許比另外一個追求純文學技藝的作家獲獎更具催人思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