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研究何需“回歸本位”？

　　今年6月2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方銘與王鍾陵教授的題為“我們該不該回去 ——‘文學史研究是否應該回歸中國文學本位立場’”的對話實錄�！拔覀冊摬辉摶厝ァ边@個問題的討論預設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文學史研究已經偏離了中國文學本位，否則何來“回歸”一說呢？問題是這個大前提真的存在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該不該回去”就是一個虛假的命題，絲毫沒有討論的必要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現在文學史研究的內容又是什么？

　　文學觀念并非一成不變

　　現今文學史主要探討先秦詩、騷，秦漢散文，魏晉駢文、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俗文學，能說這些偏離了中國文學本位嗎？我們可以非�？隙ǖ鼗卮�，不僅沒有，相反卻完全符合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早在元代即有“一代之文學”的概念，元代羅宗信在《中原音韻·序》中寫到：“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 之后經李開先、 息機子、焦循等人的發展，至王國維終于集前人之大成，1912年在《宋元戲曲史·序》中開宗明義地說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已經進入對文學規律的探討。這就說明中國古人對于文學的認識與現在文學史的內容是相近的，現今文學史的闡述完全沒有離開中國文學的本位，既然如此，又何來“回去”、“回歸”一說呢？

　　“中國文學本位”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方教授“包括‘六經’、諸子在內的文學”觀自古確有之。自孔子《論語·先進》言“文學，子游、子夏”始，至近人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边@里的“文學”均包括典章制度在內的各種文獻知識。

　　然而中國文學觀念并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演進的。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人認識到六經性質和功用是不同的�！肚f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睗h代，文學與學術的分界變得明朗化了。劉歆的《七略》始將“詩賦”單列為一類，與包括儒學典籍的“六藝略”、囊括儒、道、法等諸家學說的“諸子略”并列，已經認識到“詩賦”和“六藝”、“諸子”的不同。蕭統《文選》選文標準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該書沒有收入經、史、子的篇章，只收詩賦和一些構思精致又富于美麗文辭的序文、贊論。這時的“文學”已經脫離“文章”、“文獻之學”，走向美辭佳言與個性情感。元代之后，中國的俗文學、戲曲、小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到了清初金圣嘆“六才子書”觀念的提出，將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并舉，說明那時已然有了與現在所謂“西洋化”的“四分法”相近的文學觀念。

　　方教授所說的要“立足于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復原中國‘文學’的全貌”，所用的乃是中國最早的“文”的概念，但最早的并不代表最優的，也不代表是最終的。中國古代文學的觀念有一個分析——離析——新的總合的過程。既然中國“文學”的觀念已然進步，為什么非要回歸到最原始的狀態中去呢？

　　“四分法”不獨屬于西方

　　前文已經提到中國古代金圣嘆已經有“四分法”，可見其并不獨然是屬于西方。從詞義演變上看，西方“文學”概念與中國相似，亦經歷了從“泛文學”到“純文學”的過程。西方早期也有把一切文字納入文學的范疇的觀念，英語中literature一詞的語義演變像中國的“文學”一樣復雜，“直到19世紀，literature的含義才被限定于具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作品，最終演化成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俄國文學亦是如此，俄文中的“文學”一詞的翻譯經歷了“文字”、“文錄”和“文辭”三個階段的進程。對于文學是什么，西方更有模仿說、表現說、實用說和客觀說等觀點，至今爭議不斷。

　　盡管“文學”是一個復雜的命題，古今、東西方文人在長期的創作和理論經驗中，對于文學的本質特性還是做了比較一致的認識。文學應該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是一種審美的社會意識形態，具有虛構性、想象性和創造性。文學不同于哲學。哲學是對世界的關于終極意義的解釋，文學則是以形象化的語言表現內心情感，再現社會生活。文學也不同于史學，史學講“真”而文學求“美”。文學、史學、哲學本屬于不同的范疇，不能合而為一。而“四分法”正是基于上述認識規律總結出來的基于純文學體裁的一種分類方式，這種分類方式古今中外均有之，唯獨將之與西方文學觀念畫等號是不正確的。

　　“大文學”不等于學術創新

　　1950年至2010年間，僅臺灣地區就出了幾十部中國文學史，大陸則更多。細觀這些文學史，多數雖然在局部上融合最新學術研究成果，寫作上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實質上依然是大同小異，很少創新，體例上也多因循守舊。想將諸子、六經等寫入文學史，確實是改變文學史寫作現狀的一個不錯的方法，也可以有不少新的發現。但把已經分成哲學、史學、社會學等方面的著作納入文學中來，那么中國古典的哲學、史學、社會學等去研究什么？中國豈不成為了一個文學極度發達，哲學、史學等相關學科都極度貧乏的國度了？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還是不要的好。

　　想要學術創新是好事，但如果不從學科內部的結構框架和自身特殊規律出發，而只是盲目擴大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是不可行的，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不信，可以試著按照廣義文學的定義，為中國文學史擬定一個大綱看看？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