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熊貓》：最好的科學家都是哲學家

　　1992年，《最后的熊貓》在美付梓之際，對這占盡天下寵愛的寶貝物種，作者喬治·夏勒大概真的就像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憂心忡忡。不只夏勒，我疑心大多數致力于動物保護事業的野外斗士也都是尤為深刻的積極型悲觀主義者。他們時常深入蠻荒，遠離塵俗，在最酷烈的環境考驗下重復同樣的工作，而常常一無所獲。我們或許終其一生都無法獲得那靜聽生命之弦的微妙體驗：在現代文明難以抵達之所，僅憑一己之身，面對最罕見的風景和最孤寂的黑暗。多虧了夏勒們，我們竟也能借光禿禿的文字窺得那神秘世界的一角。

　　如今，傳說中的熊貓項目已過35歲生日了。關心熊貓的國人可能已經不大知道這段歷史：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以世界自然基金會招徠的一批頂尖科學家為代表的西方動物保護思想，與東方傳統文化以及行政體系曾發生過怎樣的碰撞。由此，我們決定將這本書列入“譯文紀實”系列，重現那段歷史。

　　夏勒是第一個受委托在中國進行熊貓保護工作的西方科學家，也是世界公認最杰出的三位野生動物研究學者之一。從業幾十年，他時刻反思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所處的群體、所習的對象、所見的世界……這是他的可貴之處，也是他的痛苦之源。

　　最好的科學家都是哲學家。作為讀者，能透過哲學家的視角和心靈，去體會那場特殊的歷史記憶，實乃大幸。雖然字里行間充滿焦慮、憤怒、苦悶，夏勒仍然是夏勒，日復一日堅守著高山竹海中看不見未來的那一方陣地。是什么讓這些最深刻的悲觀主義者們如此積極行事？35年后的今天，這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動物保護事業大概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件事：研究對象不會說話，工作價值難以量化，敵手不是別的，正是人類自身。究竟會不會迎來最終的勝利，似乎很難給出樂觀的答案。但誠如書中所言：“我們至少要把我們的經驗做成記錄，希望我們的作品能喚醒全人類的慈悲心，鼓勵保護物種的行動。即使在道德至上的世界里，破壞也不會終止，但至少人類精神經過一番洗心革面，我們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弊鳛榫幷�，我們也至少應當銘記他們吃過的苦，感受他們走過的路，思考他們長期以來向我們呼喊的話——保護動物就是保護我們自己，否則，當有一天生態環境徹底被破壞，我們也許就會變成“最后的人類”。

　　這或許就是《最后的熊貓》(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意義所在。

　　(作者為本書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