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誠：閑話“大雅之堂”

　　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的機關刊《人民文學》月刊于1949年10月25日在北京創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創刊的第一家全國性文學刊物。首任主編由全國文協主席茅盾兼任。同年9月份某日他為《人民文學》撰寫的發刊詞中開列的辦刊宗旨有五點，大意是：不僅發表和促進文學創作，也發表和促進各文學門類的文學理論批評和研究。其中有言：“要求給我們專門性的研究或介紹的論文。在這一項目之下，舉類而言，就有中國古代和近代文學，外國文學，中國國內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兒童文學等等；對象不論是一派別，一作家，或一作品；民間文學不妨是采輯吳歌或粵謳，兒童文學很可以論述蘇聯馬爾夏克諸家的理論；或博采群言，綜合分析而加論斷，或述而不作；——總之，都歡迎來吧�！睉�該說，發刊詞所表達的，不僅是茅盾個人的文學觀，也體現和適應了全國文協成立初期的人員構成及其文學觀。

　　茅盾在《人民文學》主編任上三年多，由詩人艾青作副手，嚴辰當編輯部主任。茅盾盡管未能實現其“采輯吳歌或粵謳”的設想，卻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民間文學的理論文章，諸如嚴辰《論民歌》(第2卷第2期，1950年6月1日)、何其芳《論民歌》(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嚴辰《試談民歌的表現手法》(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柯藍《雜談搜集、研究民間故事》(1950年第6期)、鐘敬文《〈現代歌謠〉引言》(1951年第4卷第2期)、嚴敦易《古典文學中的梁祝傳說》(1953年第12期)等。茅盾提出的辦刊宗旨，顯然是延續了1921年他參與發起和組建的文學研究會的文學理念。歷史地看，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中，有不少人是接受了李大釗提出、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同仁們付諸實踐的“到民間去”的觀點，重視提倡輯集、研究、發揚被舊制度下的圣賢文化所壓制和被士大夫所鄙視的民間文學，如鄭振鐸、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朱希祖、朱自清、老舍、胡愈之、劉半農、劉大白等等，他們要么是參與過民間文學的輯集、研究和出版，要么是在民間文學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領域有深入研究和深湛見解，總之是為搜集、編輯、出版和弘揚傳統的民間文學作出過成績的作家學者或學者作家。茅盾更是一個一生都熱心關注民間文學的作家和學者，他不僅從青年時代起就廣泛研究中外神話(印度神話、北歐神話)，先后撰著了《中國神話研究》《中國神話研究ABC》《神話雜論》等著作，還利用編輯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小說月報》，發表了許多作家學者寫的民間文學文章。甚至在30年代上海文學界討論國防文學的時候，他還撰寫了《民族的“深土”的產物——民間文藝》(《生活星期刊》1卷19號，1936年10月11日)、《中國民間藝術的新發展》(1936年12月30日，發表于蘇聯《星火》雜志1947年3月)等文章。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他的文學觀的內容和形成史，對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創刊的《人民文學》發刊詞里再次提出采輯和研究諸如“吳歌或粵謳”等各地區、各民族的民間文藝，就不難理解了。

　　他的副手艾青和嚴辰都是來自解放區的名家，他們是經過延安文藝運動的洗禮的，對民間文藝比較重視。建國后周揚于1950年4月在燕京大學作了一個題為《怎樣批判舊文學》的講演，對“左聯”的錯誤偏向作了痛切的反思：“五四運動在總路線上是正確的，但也有些偏向。當時有一部分過‘左’的人，說西洋一切都好，對整個中國舊文化采取一種完全否定態度，認為所有的舊的只能進博物館。這種傾向后來被左翼文學繼承下來。左翼批判了五四運動的不徹底，批判了胡適等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但是這種否定一切舊文化的偏向卻沒有克服。我當時也在左聯，當時我們是堅決摒棄一切舊東西，反對舊戲，就連‘水滸’也不主張叫人看的�！痹谧舐摰某蓡T中，很少有人像周揚那樣自覺地反思當年在文藝思想上的褊狹和錯誤。艾青在上海時加入了左翼美術家聯盟，在延安這個大熔爐里，接受、實踐和積極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改變了左翼人士對民間文藝的貴族輕蔑態度。艾青和周揚、蕭三曾編過一本《民間藝術和藝人》(1946年)，影響頗大。艾青寫過《汪庭有和他的歌》(《解放日報》1944年11月8日)，評論民間詩人汪庭有的歌謠；收集和出版過陜北的《窗花剪紙》。嚴辰在陜北時就到鄉下收集過信天游，他的《信天游選》1951年就由海燕書店出版了。他們都是熟悉民間文藝的作家�？上�，出于種種原因，“吳歌或粵謳”之類的民間文學，后來便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經一番大戰”才爭得的“國學”地位，再次從文學的“大雅之堂”中被放逐了。

　　左翼文學家群對中國現代文學固然有很大貢獻，但他們貶斥和否定民間文學的錯誤偏向，其影響卻未可小視。早些時候，有一天，文化部系統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突然跑到我家里來，自報家門說他的論文題目是研究“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流派)的，要聽聽我對文化保守主義流派的看法。他可能是讀了拙著《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發現我在中國民間文藝學之濫觴與“五四”文學革命的關系上，講了一些在已有的文學史里略而無聞的見解。譬如我說，第一個提出“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并給了胡適以莫大啟發的梅光迪，在那些自命為左翼人士的文學家們眼中，就并不屬于“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鋒人物，稍后甚至成為了被“左派”批判的保守主義者“學衡派”的骨干。三四十年代，義無反顧地走向民間的，如晏陽初的定縣平民教育運動，包括有“副刊大王”美稱的孫伏園和李景漢、張世文所搜集的《定縣秧歌選》和所做的民歌調查，都并非出自那些自命為左翼人士者之手。

　　筆者20世紀70年代末有幸在《人民文學》編輯部(繼而又在《文藝報》)工作過一段時間，那時的《人民文學》的主編是詩人兼理論家張光年(光未然)。他也稱得上是一位熱愛、懂得、學習民歌，自覺地搜集和研究民間文學的詩人。40年代他為逃避國民黨的追捕而繞道緬甸潛回云南，曾在路南縣當過中學教員，在那里他搜集和寫定了當地彝族撒尼支系的阿細青年畢榮亮演唱的民間敘事長詩《阿細的先雞》，由李公樸主持的北門出版社于1945年在昆明出版，是為撒尼支系第一部有文字記錄的敘事長詩。有一次我到他的家里去談工作，他知道我年輕時曾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過一段時間，曾經詳細地對我談起當年搜集這部民間敘事詩的那些事和他的理念，特別詳細地說了他的發音人(演唱者、講述者)畢榮亮其人，并對我說，他寫了一篇關于《阿細的先雞》的搜集寫定的回憶性文字，交給了當時主持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的賈芝，至今沒有還他，囑我方便時幫他問問，要回來。他所以重視這篇未能發表的文稿，我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1960年李廣田先生領銜、紅河調查隊重新調查、整理和寫定了另一個版本的《阿細的先基》，有意無意地對光年早年寫定的這部《阿細的先雞》有所非議�？上�我沒能幫光年同志辦成這件事，他就這樣帶著掛念和失望仙逝了。對此我至今還常常懷著深深的自責。

　　今年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過進行重評和討論，發表了很多文章，我想“到民間去”應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沒有過時的、重要的緯度或標準吧。但愿這股時代之風也能引起文藝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