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沐：我的君特·格拉斯

　　德國當地時間4月13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去世，享年87歲。消息很快傳到中國，網上被有關格拉斯的消息、介紹、演講、訪談、評論刷屏。各大報紙及公共微信也在第一時間推出介紹和紀念專欄，恍如15年前格拉斯獲諾獎，只是信息覆蓋面甚至比當年還廣。這位“德國戰后文學的旗手”在被冷落了相當一段時間后重被推到前臺，他的《鐵皮鼓》再次被議論，諾獎演說辭再次被廣泛復制和引用�？赡芤驗閳蠹埖臅r效性，媒體引用的格氏言論大多來自諾獎演說辭，以及瑞典文學院對格氏的評論和總結：“他肩負起回顧現代史的艱巨任務，喚醒人們所否認、所遺忘的一切�！�

　　而事實上，即便作為寫作者，我也相當一段時間沒談論過格拉斯了，而他的書，早就移至書架頂層落滿灰塵——作家們寫著寫著就忘了初衷和偉大作家豎在前方的標桿——這些年更愿意嘗試美國式小說，而君特·格拉斯承續的是歐洲式寫作，記憶型寫作被有意無意地擱淺了。近些年，他的作品很少被媒體提及，大眾還有多少人讀過被稱作“個人的二戰史”的《鐵皮鼓》？

　　說來慚愧，有相當一段時間，孤懸的海島生活讓我的閱讀跟在每年的諾獎之后。君特·格拉斯恰是按年度跟蹤的第一位。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頒布時，我對君特·格拉斯一無所知，盡管王小波提起過他，但他更推崇杜拉斯和她的《情人》。君特·格拉斯被我忽略了，直到他因獲諾獎被全面翻譯推介。我最先讀到的是《貓與鼠》。那本小書竟讓我讀了一個多禮拜，這當然不是我讀到的第一本活著的偉大作家的作品，但讀過這本書之后，之前看過的作品在我視野里模糊了。我發呆了好幾周，不是因為這本小說好到了哪里去，而是小說寫成這樣，就可以躋身偉大作家的行列，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震驚于找到像老鼠一樣窘迫的男孩，在各路貓的圍追堵截中走向他命運的方式。而無論老鼠這個比喻，還是各路貓圍追堵截的處境，都令我們這代人似曾相識，如同我們童年、少年時發生過的事——也許我不認為這本書高不可攀正是因為它似曾相識？

　　世紀末，我出不了島，閱讀只能拜書店經理們所進的那些“純文學”的書——新舊世紀交替的當兒，“純文學”這幾個字幾乎會遭到譏誚。當臺風季到來時，我看到了那位敲著鐵皮鼓的小奧斯卡。他目睹了戰前和戰時的德國，以個人視角(一個流浪漢的、被拋棄和邊緣化的視角)描述了二戰史，以拒絕長大做個人的抵抗。我相信，書中所描述的就是作者眼中戰時的但澤(作者的故鄉)，那樣一種強度和硬度的現實，必須通過變形和某個深刻的隱喻才能表達到骨頭里�！八�找到了奧斯卡不愿長大這個隱喻，并讓這個人物不斷敲響鐵皮鼓�！边@是我的發現——我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文學學徒，在名著中偷偷學藝，自我教育，《鐵皮鼓》就這樣讓我摸到寫作的邊界。

　　又轉過一年我讀到格拉斯的《狗年月》，還是納粹上臺和覆滅那段“狗年月”，還是借此“追溯受難者、失敗者和各種人們希望拋諸腦后的謊言”， 作者繼續充當“揭開被捂住傷口的那個人”。之后，我又讀到他的新著《我的世紀》，這是由100篇短篇小說構成的歷史長卷。小說從1900年一個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的德國士兵的自述開始，到1999年作者母親103歲的自白結束。這本書讓我明白，長篇小說也可以這么寫。又過了幾年，我看了電影《鐵皮鼓》，而且看了不止一遍。這就是我閱讀君特·格拉斯的簡歷，而這位作家對我的影響還遠不止于此。

　　如前所述，格拉斯獲獎及其作品推介到中國，正值商品經濟全面覆蓋中國社會生活之時。格拉斯到來時正值我在極力描摹杜拉斯和她的《情人》，事實上，到現在我才真正看出，《情人》寫的不僅僅是愛情，而是貧困、絕望、死亡和絕望中的抗爭，而這些，需要千錘百煉的語言和滄海桑田的閱歷。我當年的苦心描摹只能算是學徒期的練筆，而學徒期的迷惘、自我懷疑以及對痛說家長里短的厭惡、對狂歡式寫作的手足無措，導致我價值觀混亂，迷茫于寫作到底寫什么。如果我能早點看到格拉斯的諾獎獲獎演說辭，比如“真理只能存在于復數形式中，也就是說，不存在作為單數形式的惟一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體”，也許會令我的迷惘和憤怒清明許多。

　　再比如，我在零星引用中讀到過類似這樣的句子：“君特·格拉斯為整整一代的國人打破了過去的沉默……”我這個笨拙的學徒僅從文本還不太明白《但澤三部曲》到底揭開了什么，我以為那就是德國戰時的現實，格拉斯找到的是駭世驚俗的比喻和隱喻。而“打破過去的沉默”，它像一把小刀，劃開堵在我眼簾上的、時時作痛的癤子，一堆來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膿液，流了出去；它還像一把掃帚，將擋在我文學路上的群魔掃到了一邊；它更像是一個隱藏在草叢里的路標，我沿著它走進了“以嬉戲中蘊含悲劇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類淡忘的歷史面目”(瑞典文學院對格氏的評價)——它既是世界觀又是寫作的方法論。只可惜，這種漫長摸索和自我領悟花掉我太長時間，當我明白時，輕舟已過萬重山。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時段，另一位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作品也在國內大行其道�！渡�命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別處》，僅僅是書名已經超出文學的范疇，成為流行語，而對其作品對禁錮生活的反思反倒談論得越來越少。兩位歐洲作家因其作品的疼痛點與我們相似，反思的方向與我們一致，而開啟了一種寫作方向，雖然這個方向在80年代的中國已經打開。當然，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心更浮躁，價值觀更多樣，兩位作家的作品逐漸成為小眾讀物，他們的寫作方向也只成為少數作家的楷模。

　　我們這代文學學徒幸運的是，在學藝期間，這個時代偉大作家的作品相繼引進國內：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君特·格拉斯、納博科夫，遠一點的喬伊斯、菲茨杰拉德、伍爾夫。當然，我們也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文學教父，在我們經過的日子里謝世，去年是馬爾克斯，今年是君特·格拉斯。這些養育我們心靈的大師就像一座圖書館，像有一肚子學問和人生經驗的教父，我們總是從他們那里得到滋養和恩惠而從未有機會表示感謝，我熬夜寫就的這篇小文，就算是對大師的最后道別。而霎時間，我心頭涌起的是親人離去般的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