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汪國真是詩歌和公眾的最后一次相遇

　　汪國真去世了。曾經罵他的人，依舊還在罵他，曾經喜歡過又遺忘了他的人，又回憶起當年的青蔥年華、懵懂歲月。

　　從上世紀90年代風靡天下，到后來的慢慢落寞，再到被人們遺忘，汪國真被稱為“中國最后輝煌的詩人”，并非無因，也并非僅僅是贊美，更多的是對那一個逝去的時代最后的惋惜。

　　寫詩、成名、成功。汪國真的道路，在那個時代給了太多年輕人啟示和鼓勵，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汪國真之后，再也沒有人能夠在這條路上走向成功。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世界越嚴密，天空越擁擠，年輕人們再也沒有了和理想同行的機會。

　　與純文學擦肩而過

　　盡管汪國真一度名噪天下，但對他的批評，卻始終伴隨著他，他參加主持人比賽、他從事書畫事業、他的言行等，都成為批評的對象。

　　張頤武說，汪國真其實一直都處在一個尷尬的夾縫之中，“他其實和那些在文學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記憶的‘朦朧詩’或‘新詩潮’的詩人們是同代人。他也是在‘新時期’開始時被社會的開放和新變激發了創作的熱情�！�

　　遺憾在于，他并沒有趕上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崛起的潮流，只是在潮流的尾巴上打了一個轉兒，然后被遠遠拋開。張頤武說：“那個時代純文學和 大眾文學還沒有分化，關于朦朧詩是否看得懂的爭論，也不過是文學新與舊的爭論，但是汪國真并沒有趕上那個時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很少有人知道汪國真�！�

　　汪國真成名于上世紀90年代，他的第一本詩集《年輕的潮》出版于1990年5月，張頤武形容當年的情況說，“汪國真突然和《渴望》這樣的電視劇一起流行了起來，成為上世紀90年代初文化的最重要表征�！�

　　但這個時候，真正的詩歌界已經開始和大眾慢慢分離，汪國真和純文學擦身而過，張頤武說：“汪國真其實是詩歌和公眾的最后一次相遇，而這次相遇也 是在大眾文化和純文學分化的臨界點上。如果回顧汪國真詩歌發表的歷程，就會發現，汪國真的詩，大多發表在各種青年雜志上，而不是純文學雜志上�！�

　　汪國真的時代，純文學正在和大眾漸行漸遠，張頤武說：“現代主義以后，詩歌和大眾分開，高度的專業化，它有極其復雜的技巧，有自己獨特的語言系統，最重要的是，它和大眾不再發生關聯，大眾能不能看懂，能不能欣賞，無關緊要�！�

　　最后和大眾關聯的詩人

　　“中國最后輝煌的詩人”，這個桂冠被加在汪國真身上，曾經引發了許許多多評論家和詩人們的不滿及批評，批評者們不屑汪國真寫詩的水準，而把他當做是市場時代的通俗消費品，和詩歌無關。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說：“中國最后輝煌的詩人，這個說法可能有當時出版者炒作的因素，但是換一種方式去理解的話，汪國真確實可以說是中國最后一個和大眾有牽連的詩人�！�

　　汪國真成名于上世紀90年代，曾經風靡校園，成為無數年輕人反復誦讀的對象。對此，張頤武說：“曾經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汪國真讓一代年輕人感動，他曾經叩響過他們的心弦，讓他們從他那里獲得了一種對自我和生活的感悟與發現�！�

　　但是很快，汪國真就被時代所遺忘了，張頤武說：“人們也覺得他的詩太清淺，缺乏那種巨大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好像是時代的匆匆過客，迅速地被時代所遺忘�！�

　　寫詩、成名、獲利、被遺忘，一切發生得那么快，一代人的青春記憶，輕而易舉地被時代的大潮淹沒。

　　如今，汪國真死了，在他死后，曾經喜歡過他的人，罵過他的人，遺忘了他的人，再一次想起這個最后的輝煌詩人，依舊眾說紛紜。張頤武說：“其實我 們應該對他有一個重新的認識，過去我們對他關注得不夠。他的詩歌其實和《渴望》這樣的電視劇一樣，突然間流行起來，是有原因的。在那個中國社會劇烈轉型的 年代，讓人們脫開宏大敘事，感受生命的豐富和日常生活的微妙，讓上世紀80年代凌空蹈虛的宏大的‘主體’化為了真實具體的‘個體’，讓人們的精神變得更加 平和。這是他們的歷史貢獻，并不因時代的逝去而淹沒�！�

　　張頤武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斷絕的寫詩之路

　　汪國真是最后一個橫跨純文學和大眾文化的詩人，汪國真之后，年輕人們再也沒有了寫詩成功的道路，純文學和大眾文化分道揚鑣，年輕人只能選擇其一。

　　張頤武說：“確實可以說，汪國真那樣在學校時代就開始寫詩，然后依靠寫詩成名、養活自己，維系理想的道路沒有了，年輕人不可能再走那樣的道路�！�

　　現代化嚴密的分工，使得理想的天空越來越狹窄和擁擠。張頤武說：“年輕人要么走大眾文化的路子，要么進入純文學世界�！�

　　大眾文化的路自然要經歷市場的檢驗，大浪淘沙、潮流蜂擁。張頤武說：“其實也并不是說市場不允許詩意的存在，寫詩的人走大眾文化的路，比如林 夕、方文山這樣的路子也是可以走的，去寫歌詞、做編劇等，也能夠承載詩意。詩歌界對汪國真多有苛責，但是對方文山他們則不會，因為方文山他們很明白，就是 大眾文化，跟純文學沒關系，汪國真則兩邊都沾，所以兩邊都不討好�！�

　　純文學的路或許更加難走，但隨著社會的更加發達，也并非是那么艱難。張頤武說：“走純文學的路，確實不可能通過詩養活自己，事實上，世界上的詩 人，包括那些得諾貝爾獎的詩人，也都有其他的職業養活自己，支持自己的創作。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也會有更多的方式支撐文學。詩歌確實難以職業化，但當 一個詩人慢慢有了名望之后，就會有許多選擇，比如可以去做駐校詩人，比如可能獲得基金會的支持，中國很多詩人到了海外，都是通過這些渠道堅持創作的�，F在 中國也慢慢有了這樣的體系，大學里開始設駐校作家，同時，中國還有一個作協系統可以安排�！�

　　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分化越來越明顯，大眾文化做大眾文化的事情，純文學做純文學的事情，張頤武說：“很難說這是好是壞，但可以判斷的，是這 種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同時也并不意味著機會變少了，機會同樣也有，面也很廣，可走的路很多。但需要明白的是，現在的路和汪國真時代的路，已經是天壤之 別，汪國真那樣的路，再也沒有了�！�

　　北京晨報記者 周懷宗

　　離開大眾的詩歌

　　汪國真受到專業詩人的輕視和批評，和他的大眾化、不專業有直接的關系，汪國真迅速成名又迅速被遺忘，也和他的大眾化、不專業有直接的關系。

　　張頤武說：“汪國真處在文學分化的臨界點上，在那個特殊的時間點，他成功了，走出了自己的路。但是當特殊的時間點過去，他的路也就迅速地變窄乃至消失了。這是他的悲哀之處�！�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汪國真已經不再是市場的寵兒。張頤武說：“社會分化逐漸完成，純文學有自己非常復雜的運行體系，不接納汪國真這樣的大 眾詩人。但是大眾文化也有了自己更加成熟的東西，諸如校園歌曲、流行歌曲之類完全可以解決年輕人情感表達的問題，也不需要詩人了�！�

　　“最后的輝煌”快速過去，后來的汪國真，自己也沒辦法依靠詩歌生存，他做過許多事情，競選主持人，從事書畫業等等。張頤武說：“應該說社會對汪 國真很嚴厲，也很殘酷，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他曾經做出過自己的貢獻，但是當時代過去，他變成了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四面楚歌�！�

　　純文學一直以來的輕視，市場也遺忘了他，張頤武說：“他似乎進入了兩面都找不到位置的情況。純文學不認同他，因為他沒有成為純文學主流的現代主義的表達，普通青年又開始無視他�！�

　　汪國真因為大眾詩歌而成名，但是大眾也離開了他，張頤武說：“年紀大的人，從來沒喜歡過他，鐘愛他的人，隨著年齡增長也拋棄了他，年紀輕的，根本不會喜歡他，這就是他的處境�！�

　　汪國真的處境，其實也是大眾詩歌的處境，詩變成了一種只是容納少數專業人士的小圈子，遠離了大眾，即便偶爾有余秀華這樣的詩人在大眾面前嶄露頭角，也都是小波瀾，再也沒有大潮，而且即便是小波瀾，人們關注的更多還是新聞，而非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