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呼喚“立心”的批評

　　有人認為，這個時代的文學似乎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文學批評，至少多數的寫作者，不再仰仗批評對他的告誡和提醒，他們更愿意用自己的寫作來證明自己。但批評的意義仍然強大。它不僅是一種告誡的藝術，能夠有效地通過對話來影響作家，影響文學的當下進程；它還能提出一種肯定，進而昭示出一種何為值得我們熱愛的文學，何為值得我們獻身的精神。

　　無從告誡，并不一定是批評勇氣的喪失，也可能是批評家缺乏智慧和見識，看不清問題，不能把話說到真正的痛處。沒有睿見，那些勇敢的批評，增長的無非是文壇的戾氣，這對于矯治一些作家的寫作陋習并無助益。

　　而所謂肯定，就是承認這個世界還有常道，還有不變的精神，吾道一以貫之，天地可變，道不變。中國每一次文學革命，重變化，重形式的創新，但缺少一種大肯定來統攝作家的心志。把常道打掉的代價，就是生命進入了一個大迷茫時期，文學也沒有了價值定力，隨波逐流，表面熱鬧，背后其實是一片空無。所以，無論是文學寫作還是文學批評，都是如此。

　　文學批評提供的是一種不同于知識生產和材料考據的閱讀感受，它告訴我們最新的文學狀況，且直率地說出自己對當下文學和現實的個人看法。從這個角度說，文學批評在學術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虛假的、不必要的。但文學批評依然面臨著一個如何發聲、如何立心的難題。一些批評家，試圖通過批評的學術化來確證它的價值，但這條路未必走得通，因為批評一旦喪失了藝術直覺和價值決斷這一基石，只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李健吾語)，批評就可能成為死的知識，既無冒險的勇氣，也無有趣的分析，必將老得更快。因此，批評如果沒有學理，沒有對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種無知；但如果批評只限于知識和材料，不能分享文學精神的內在性，也會造成一種審美癱瘓。

　　文學批評是獨立的，必須警惕一種批評的依附性。而對文學批評獨立性的召喚，最重要的是要重新認識批評的品質——批評也是一種寫作，一種精神共享的方式。批評也是藝術，也有對精神性、想象力和文體意識的獨立要求，它不依附于任何寫作，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寫作。批評要成為真正獨立的寫作，就必須為批評立心。無心，就無立場，無精神維度，無靈魂，也就是沒有批評之道。

　　那何為批評之心？我以為它至少包含義理、實證和文體這三方面。其中，又以義理為最高。批評的義理，不僅是指思想或哲學，它也是指文學的道義與藝術的原理。不合義理的批評，即便姿態勇猛、辭章華麗，終歸偏離了文學的大道，而難以服人。而講究義理的批評，又要有實證精神和文體意識，才能使它所堅持的義理得以落實。實證，就是考據，文本的考據，關乎藝術細節的欣賞，人物性格的邏輯分析，情感沖突的發現和探討——所謂的細讀，其實就是實證，是一種藝術形象的還原。文體，是說話的方式，也是語言的風采，是修辭之美，也是文章之道。古人說，“有德必有言”，這個“言”就是修辭，也是文體。有怎樣的義理，也就會有怎樣的文體。情感如何節制，說話如何把握分寸，個性與激情如何平衡，理性與感性如何互動，修辭立其誠，這都是文體的藝術。

　　義理、實證和文體，這三者是一個整體，不可偏廢。三者合一，則文學批評也成一特殊的學問——義理闡明文學的德性，實證運用鑒賞的能力，文體經營批評的辭章，這幾方面皆備，才堪稱有學問的批評、立心的批評。為批評立心，其實是為批評找魂，找到了這個魂魄，批評才不會茍且：價值上不茍且，是義理的基礎；字句上不茍且，是文體的開端。好的批評，是文學之道與文章之道的完美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