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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斯利·馬門·西爾科:行進與交融中的文化嬗變

    http://www.jchcpp.cn 2015年02月09日09:33 來源:中國作家網 張 瓊
    萊斯利·馬門·西爾科萊斯利·馬門·西爾科
    《沙丘中的花園》英文版《沙丘中的花園》英文版

      萊斯利·馬門·西爾科(Leslie Marmon Silko,1948- )是當代美國本土裔作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也是從1968年開始的美國本土文藝復興中脫穎而出的典型。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典儀》(Ceremony,1977)被視為美國文學經典中不可或缺的作 品,也是當代美國環境小說的代表作之一。第二部長篇《死亡年鑒》(Almanac of the Dead,1991)宛若一部重述500年美洲征服史的史詩性作品,內容浩瀚,交織了歷史、神話、預言、文化評述等,涉及70多個關系錯綜復雜的主要人 物。她的第三部長篇《沙丘中的花園》(Gardens in the Dunes,1999)與《死亡年鑒》中的文化毀滅恰好相對,聚焦人們如何與世界的發展相互關聯,如何在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破壞與貪欲中保存自己的文 化。該書的體裁多重混雜,篇幅巨大,作家將細節融入多元各異、形象生動的故事場景,刻畫出鮮明獨特的各色人物,展現了高超的敘述藝術。

      故事發生在20世紀初,印第安沙地蜥蜴部落(虛構的部落名稱)中,外祖母弗利特帶著兩個外孫女靛藍和鹽姐姐前往一處叫尼德爾斯的地方。在士兵擊 退印第安人召喚彌賽亞的幽靈舞蹈聚會時,靛藍與家人失散,被送進一所寄宿學校。之后,她逃出學校,躲藏在白人女性海蒂家中。海蒂曾是一位女學者,她關于早 期基督教女性角色的論文被校方拒斥,為此郁郁寡歡,嫁給了植物學家愛德華。愛德華家道中落,想通過走私植物,滿足殖民者對物種收集的貪欲,重建家業。海蒂 收留了靛藍,對她關懷備至,帶著她隨丈夫進行了一次夏日旅行,參觀了美國東海岸和歐洲各處。期間,海蒂指導靛藍閱讀,讓她對藝術、旅行發生了興趣,靛藍對 大自然本能的熱愛和敏銳的感受也影響著海蒂。靛藍思念印第安家人,一心想回到姐姐身旁。海蒂自己也在旅行中認識到獨立和自由的重要性,并決定幫助靛藍找到 家人。

      西爾科通過旅行及人物間文化和情感的交融,尤其是通過園藝這個真實而富有隱喻的載體,打開了文化嬗變的畫卷,為讀者提供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和價值觀念。印第安人收集物種,雜交植物,欣賞不同生命彼此吸納雜糅、共同發展的生活形式,尊重所有生命獨立的精神和個性。相比之下,新英格蘭白人則崇尚 奢華園林和豐富的物種,并不擇手段地獵取新品種,進行移植培育,通過土地開發、征用、驅逐本土居民、焚燒叢林,甚至偷取物種等行為,來不斷積累、擴張、壟 斷。從靛藍、鄉親和朋友的生活經歷,以及海蒂的早期學術生涯和婚姻生活中,讀者也看到了西方父權體制中,女性、土著民族、大自然、動植物等被壓抑、統治、 剝削、開發的普遍現象,這與拉古納人母系氏族社會的文化圖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作家通過旅行的動態行進,推進白人女性海蒂和印第安姑娘靛藍對于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交流,以植物花卉和種子的生長、散播、移植、扎根來展現文化的 嬗變進程,意圖鮮明地突出了本土居民對自然虔誠尊敬、對生命包容坦誠的態度,以期消弭歐美和印第安文化的隔閡,揭示文化傳播的意義。不少學者認為,本土作 家對自然的再現,給世界帶來了新的視角,而《沙丘中的花園》為美國文學的土地想象開啟了新的篇章。

      小說中,人物不斷行進,場景始終變化。小說中的旅行就是人物接觸、了解不同文化的過程。這種主題和創作風格,符合西爾科一貫的相異文化交融的創作主旨,也是她關于印第安文明和歐美文化之間融洽、互利、共存的深入探究。

      西爾科保持自己混血個體的優勢,在文化內外不斷移轉調換,承擔重要的敘述、傳遞、溝通作用。在海蒂、靛藍、愛德華的旅行和風景變遷中,讀者最初 看到的是人物在文化感受上的迥異。所謂的文明人,如愛德華,崇尚實用主義,專注資產利益和物種資源的搜尋,在財富、知識和獵奇為目的的生活中,幾乎沒有真 正以身心去體會自然的舉動,更侈談心靈的震動。海蒂是文化的質疑者和叛逆者,她早期關于歐洲前基督教文明的論文被視為異端。在與靛藍的接觸中,看到女孩和 猴子、鸚鵡之間毫無隔閡的交流和情感傳遞,看到她對于理性的各種反應,海蒂頗有感觸,自己也在慢慢改變。她在英國和歐洲的花園里,看到異于基督教文明的藝 術品,甚至感受到了神奇的光,這些體驗讓海蒂對印第安人的感悟方式有了一定的理解,在重新審視自己與丈夫的關系時意識到兩人的差距。

      小說中,海蒂的地域跨越最廣闊,她在最后重新回到之前讓她心情激蕩的英國和歐洲,回到她認同的歸屬之地。她帶回的花種在旁人眼里看似不符合實用價值,都是觀賞性花卉,卻展現著無用的可愛、無用的至高。

      閱讀《沙丘中的花園》,讀者仿佛跟隨人物進行了一次豐富的旅行。其中,靛藍之前的生活經歷,與印第安人遭受饑荒、侵略、殘殺、疾病等災難息息相 關。起初,她對海蒂和愛德華心存芥蒂和防備。盡管她在旅行中體會到精英社會的生活方式,卻依然忠誠于本土傳統,渴望回家,回到往日的花園。隨著旅行的回 歸,靛藍終于回到了姐姐身旁,而海蒂滿心不舍,在與靛藍告別時,她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和價值,覺得從孩子身上獲得了更多的領悟,開拓了以前相對褊狹的認 知。

      通過旅行,不同的物種呈現在眼前,而不同的觀念也得以傳播和變遷。旅行的隱喻遍及小說各處,人物在地域中行進,適應不同的社會、生活環境,帶去 不同的文化習俗;故事講述將情節從敘述者傳遞到傾聽者;花園種植則將種子從一處帶往另一處扎根,進入另一種生態體系。愛德華、海蒂、靛藍的跨國界和文化旅 行,牽涉到各種文化的混合、交流、融合,甚至排異過程。

      小說篇幅廣闊,共分為10個部分,由兩條線索不停地行進。靛藍和姐姐走的路線截然不同,靛藍被迫接受西方教育,姐姐被送到了印第安保留區,兩者 都竭力掙脫束縛,不斷前行。姐姐被關進監獄,與兩個孿生姐妹相識相依。期間,鹽與非裔印第安混血男子發生性愛,生下兒子,并獨自撫養,同時等著妹妹的回 歸。印第安姐妹的離合,從幽靈舞蹈的儀式開始,也以舞蹈結束,兩人最終在故土團聚。靛藍將新的種子和希望帶到了沙丘的花園中,期待著美麗的盛放。姐妹倆展 開的旅程,是從一個共同點展開,最終又閉合在同一個點,形成了一個圓滿的軌跡。在圓形軌跡中,海蒂參與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行程,她們的旅行跨越了不同地區、 種族、階層、性別、價值觀等。其中,海蒂和愛德華夫婦向東旅行,即從美國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亞,穿越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堪薩斯、伊利諾伊,到紐約,而后跨 越大西洋抵達英國,再從英國至意大利,不知是否作家有意而為,其行程恰好與歐洲人在美洲的殖民路線相反,包含某種特殊深意。相對應的,鹽姐姐的路線,更像 是人物在文化認同上的歸屬進程,內境的不斷行進和深入。愛德華之旅,受到商業利益、社會政治的外部驅動,而印第安姐妹,包括后來海蒂的變化,她們在地理疆 域的行進更多是由內心的疑惑、文化的交流和心靈的渴望所推進。

      小說超越了讀者對族裔寫作的期待,它并不耽于揭示歷史和現實中的族裔苦難和困境,而是更多從兼具現實和象征的種子傳播途徑和過程中,展現某種未 來圖景:即種子的移植與文化的交融滲透相似,成長和盛開并不受地區疆域的限制,它們的歸屬也并沒有僵硬局促的劃分。此間,最重要的生命因素是適應性和融合 性,是不斷傳播和衍生。

      從隱喻意義上,園藝包含著深入交融,關涉種子、水、土壤、氣候、陽光、種植方式等,也是繁衍、變異、培育新品種的過程,同時是人類與自然彼此信賴依附的重要表現。因此,作家的文化意圖和觀念被巧妙融入種子的傳播和園藝,不著痕跡、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文化觀念。

      對海蒂來說,花園是精神庇護和診療的神奇之地,靛藍與動植物的親密無間,讓海蒂看到了不同于自己認知系統的生存方式和態度。同樣,靛藍一路收集種子,將花卉和樹種帶回故土,也由此獲得了生命的活力和信心。

      種子的隱喻也衍生于印第安人對于性愛的態度。鹽姐姐認為性愛是美好的,與任何人發生的肉體關系,都是和平友好的維持,如果懷孕,孩子就是受歡迎 的新生命。鹽姐姐對于發乎情的行為毫無羞愧,坦然自若。生命的誕生猶如種子的旅行和散播。書中有這樣一段表述:“沙丘蜥蜴部落的母親們不管與哪個男人有了 身孕,都會將孩子生下來;母親的身體將一切在體內轉化。小孩子們會有不同的特征,膚色深淺不一,可他們都是部落后裔。與陌生人的性愛被珍視為有意而為的聯 盟和友誼!

      愛德華因傷病去世后,他們帶回的種子依然頑強地生長扎根。這正好驗證了印第安外祖母弗利特的話:“與植物和樹相比,人類真是脆弱的物種!狈N子 的散播、存活、移植能力,在人物遷移中不斷顯現,它喻示著:強大的生命力在于不斷散播和適應,在于和新環境的交融,在于開放的生存態度。

      小說中,各個人物在遷移中,會遇到各種障礙,出現各種排異。海蒂在旅行中漸漸明白自己與丈夫的生活理念和價值觀完全不同,終于提出分手。海蒂和 靛藍的關系,從之前的歐洲之旅到海蒂被救助,是關愛施受的融合,在此過程中,海蒂排異了自己文化中的沖突因素,與愛德華等人的價值觀漸行漸遠,在與印第安 姐妹的相處中,拓展了視域,更具有包容心。西爾科的這種文學敘述排異法與她的文化政治觀相輔相成,她歷來不主張大張旗鼓地抗爭,而是希望在思想、情感、文 化層面的潛移默化。面對美國本土族裔在漫長歷史中不斷被侵略、歧視、誤解等情況,她在文學創作中的干預是內斂而有效的。

      在小說中,父權社會的體制和系統遭到瓦解。拉古納人生活在母系社會中,女性的話語和理性得到尊崇,孩子們更多傾聽母親的敘述,依賴母親的養育。 這與歐美主流文化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在作品中更有其藝術隱喻性,讓讀者在閱讀中看到和聽到不曾關注的細節,從而拓展自身的視域,擺脫文化局限。西爾科讓堅 韌果敢的女性承擔更重要的文化傳遞和傳承作用,與宗教和文化風俗發生更密切交融的關系。有學者甚至認為,她的小說超越了西方的人物套型,突出了女性的神 性,將人物塑造為“思考的女性”。她們遵從自己的感受,不依附男性的強權,平等對待周遭的一切。這些文化上的表現,并非局限于性別差異和沖突,也是對多元 文化語境的一種折射和文化建議。

      這個漫長豐富的旅行過程,就是對文化嬗變和交融的推進,也是人們視域和思緒開拓的契機。它看似在表面移動游走,其實深入了內心,也早已超越了人們開卷之初期待的族裔領域。作品中,行進中的交融、交融中的前行,彼此相輔相成,從往昔映照當下,也指向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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