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家王岳川：發現東方與再中國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 響越來越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大學教授王岳川提出了“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提出要堅持文化輸出中的自主創新，使中國思想在21世紀能夠成為人類 主流思想之一部分。為了促進學界對此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本報特發表這篇訪談。

　　——編  者

　　西學只是我研究中國問題的背景

　　余三定：您一向以西學研究著稱，然而，自20世紀末以來，您的學術視野和研究范圍卻經歷了一個從西學到中學的學術轉向， 您自己對此是怎么看的呢？

　　王岳川：就我而言，這么多年來的學術研究，其實并沒有發生所謂的轉向或位移，而是一以貫之的，即使有所謂的轉向，也只是針對各個時期問題的不同 而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而已。學界同仁說我以西學著稱，是因為我差不多研究了近20年西學，但我從最初寫《藝術本體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二十世紀西方 哲性詩學》，到《中國鏡像》《發現東方》《文化輸出》等，即所謂的從西學轉入中國問題，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我做西學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我的想法很簡 單：西學只不過是我真正學術研究——中國問題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時代西學背景的深度闡釋，故而我研究西學，將其作為一種方法論，而非將其作為一輩子 研究的終極歸宿。從西學轉入中國文化的研究，是我學術生涯自然生發出來的必然趨勢，我的學術的最終目的是“當代中國文化闡釋和理論創新”，所以我提出了 “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边�是回到王國維的這句話：“學問無古今，無中西”，全在于學者用公正的心去研究它們。故而，我認為，中西之間要區分，但 不是要本質主義地分成兩半，中中有西，西中有中，中國曾經影響過西方，中東曾經影響過古希臘，為什么今天我們不能再互相影響呢？我不相信一個目無“天下” 的學者能夠把學術變成“天下之公器”，如果他不知道有天下，那么他所做的學問只是為稻粱謀的學問�！鞍l現東方”和“文化輸出”則應是新世紀學人的歷史責任 和使命。我堅信：關系人類命運的中西文化交流關系，不再是“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而只能是“互體互用”，使民族主義和冷戰立場讓位于人類的互相理解 和文化互動，使東西方消除文化誤讀，使人類的未來成為東方和西方共同關心和構筑的遠景，那就是我的終極向往——“人類之體，世界之用”。

　　余三定：我注意到，您已經超越單純的文藝學領域而進入到多個重要人文領域，應該稱您為“人文學者”。而且我以為，稱您為“人文學者”，不僅是說您的研究視野開闊、研究領域寬廣，更重要的是說您具有人文情懷。您能對您的治學歷程進行簡略介紹嗎？

　　王岳川：什么是人文？人文本質上是領悟自身、穿透自身，不為世俗生活表面現象所左右的一種精神感召和感悟。我認為，人文之識就是人文精神所體現 的四個維度：難度、精度、高度、深度。沒有這些“度”，就不會獲得認識、眼光、膽識、超越，也不會獲得自省�！巴ā本褪峭ㄖ形�、通古今、通史實、通門類。 這才是比較完整地把握了人文通識。

　　我從不認為滿地都是圣賢，不認為滿地都是哲學家美學家，更不認為滿地都是文論家。真正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文論家美學家，機會很小。只有與時代的命 運相激相蕩，才有可能玉成大師。正如王國維的思想歷程一樣：有人說王國維的學問從來不和當代發生關系，而是閉門做自己的大學問。我說非也�？纯赐鯂�維早年 的日記，天天在學德語、日語，痛苦不堪，那是為了翻譯叔本華、尼采，去啟迪民智；當他發現一戰就把西歐打成廢墟以后，就相信梁啟超旅歐游記所載，于是寫 《人間詞話》，講童心慧眼和赤子之心；當他發現甲骨文被老外拿出國，已經研究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馬上開始精研甲骨文；當他發現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 方，他馬上用他的全部力量研究敦煌學；最后他發現蒙古即將被“獨立”出去，他就投入了蒙古史的研究�？梢哉f，王國維因此成為心懷家國“君子不器”的大師！

　　人文學問有四條腿：“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蔽矣X得這四條對做學問來說是很重要的，我把它作為我做學問的“十六字心經”，表達了我在世紀之交30年做學問的體會。

　　實際上，我并非一開始就從事西學研究的，大學前我一直讀經史子集，大學時做唐代文化和文學研究，并對中國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問題花了不少工夫， 可以說長期潛沉國學之中。這里談談我選擇學術的過程：我作為77級大學生進大學后，發現同學們讓老師們緊張不安，徹底改變了大學的讀書風尚。新大學生的無 與倫比的求知欲，使得這群大學生看書像狼盯上食物一樣。知識匱乏時代之后，每一個大學老師站在講臺上，面對這樣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會心里發虛不寒而栗。學 生對老師造成巨大的壓力，讓老師措手不及，因為他們沒想到學生會“如狼似虎”。作為這一屆的大學生，由于親身經歷了知識匱乏的“文革”時期，因此，我們這 一代學者有著比較清醒而自覺的歷史意識和文化意識，認識到大學四年應該成為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能量儲備期。大學期間，我每天十幾個小時狂讀諸子、經史，尤好 老莊，還研究過文字學、金石學和書法學�？嘧x苦背成為我大學生活的惟一“活法”。這段時期，幾乎只看“國學”書而陶醉于這種鑒往知來之學，真相信“天不生 仲尼，萬古長如夜”——精神是照亮生命盲點和世界暗夜的光。

　　考研究生進入北大后，我深切地感到北大學子接受現代西學思想非常前沿，我那剛剛有點眉目的“國學”話語在研究生們高談闊論胡塞爾、弗洛依德、海 德格爾、薩特、馬斯洛、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頗為時髦的話題面前時，“失語”了。當時，我想，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做古代文論或古典美學，以不變應 萬變；另一是更新知識結構，發現新時代學術問題，進入學術前沿語境。我當時想，與其向后退，不如往前走，應好好補習現代西方知識型話語，思之再三，我選擇 了后者。我采取的方法是從現象學入手，盡可能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源性問題，發現新時代學術問題，以進入前沿話語語境。

　　做西學，首先必須解決外語工具問題，必須有良好的外語功底，在我看來，讀原著是做西學的基礎。我通過現象學進入存在主義詩學、解釋學、接受美 學、解構主義為線索的學術清理和自我知識系統的提升的過程，學術視野、思維框架有了新的拓展。研究生期間，我認識到理論自覺是重要的，于是試圖通過“文藝 本體論”去重審文藝學話語。1986年至1988年初夏，我完成了25萬字的《藝術本體論的當代意義》的論文寫作，并獲文藝學碩士學位。其后，論文易名為 《藝術本體論》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留北大任教是我學術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在講授《文藝美學》《20世紀西方文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美學》等課程中，我開始重審20世紀西方文論 問題。其時，后現代成堆的問題已進入我的研究視野。我仍采取先精讀并譯釋原著再從事寫作的辦法，開始了“后現代問題”研究。兩年后，編譯的《后現代主義文 化與美學》和專著《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分別于1989年和1990年脫稿交付北大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寫了《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主編了《文藝學 美學方法論》等著作。進入1993年，在世俗化大潮沖擊下，我開始寫一些“文化研究”的反思文章，同時開始關注東西方文化語境中的中國20世紀文化藝術 “問題”和“問題意識”�？梢哉f，我的學術自信和自醒是由西學體悟和中國立場保證的。

　　在我看來，人好像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生命、時代和母語，卻似乎可以在“一切選擇都是被選擇”的前提下，選擇用血性母語去言說自己的生命、時代和 思想。人生經歷往往與學術歷程有著非此不可的關系，因為，真正的學術以踐證為本，本性皈誠，漸修頓悟為重，不以微名小利一孔之見為意。使生命充實而有光輝 的學術，是需要追求才可能(而非必然)獲得的。

　　做學問的十六字“心經”

　　余三定：您把做學問的方法歸結為“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能解釋一下您的這“十六字心經”嗎？

　　王岳川：可以說，這十六字“心經”是我長期以來做學問的一點體會，在我看來，沒有這四條法則，學問可能只是知識性的積累，而不會產生思想性的飛 躍。正是依據這古、今、中、西的問題意識，使得我在大學時代注重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研讀，研究生時代則轉向現代西學的研習，在執教北大多年后，又轉向中西文 化研究互動和中國立場的確立，這是一個在轉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為的過程。

　　我做學問時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那就是在20世紀初的學術大師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而且他們的國學底子和西學底子都非常厚�！笆兰o初一代”的知識 分子——清末民初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等，大致可歸為這一代，這一代國學底子厚，既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當深刻的文化生 存危機感，在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中，借鑒西學以立論，堅持“中體西用”，并能在學術上獲得相當的成就。相反，進入50年代以后，大概是向前蘇聯學習，學科 分類非常精細。比如說在文學領域，研究古典文學和研究現代文學完全不搭界，盡管都叫文學史。這種過細的分科，造成每一個行當只出專家，而很難出通才和大 師。我常這樣告誡自己，要反省自己做學問的方法，要盡可能打通古今中西，單精通一個方面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應該打破文科方面人為地分成文、史、哲、政、經、法。人應當是一個整體性的人，十六字心經就是還原這個人成為整體性的人。西學需要做，所以 我研究胡塞爾、海德格爾、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是將其作為方法論。但國學根基是學者的根本，是一生學問的落腳點�！爱敶鷨栴}”是做學問的價值關懷。 正如王國維每一步學問都跟民族國家命運緊密相關一樣。

　　我從來不認為有純粹客觀的學問，也不認為能完全脫離今天的“處身性”�！拔磥硪曇啊�，我認為能達到這一點的學者微乎其微。很多人認為自己的研究 很超前，但在學術界一般認為當代無史，當代不好評論，無法蓋棺定論。一般做當代文學或文化的人都謹小慎微，不過多批評別人，但最終經不住歷史檢驗。歷史總 會得出公正的結論�！拔磥硪曇啊狈浅ｊP鍵，用更高更遠的理性尺度來觀照今天，穿透時代的迷障，在今天“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時候，發現其話語的不合法 性，將未來視野的現行見到�？偨Y一下：國學思考我現在還在深入，對我來說主要就是回到經典性的研究，首要關注先秦剛健清新的思想；西學方法是我進入問題的 角度，也是審理任何中國問題時所不能忽視的當下語境；當代問題應該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關懷的立足點；未來視野促使我思考全球化是全盤西化還是人類化世 界化？世界化的含義是世界整齊劃一的一元論還是一分為多的多元論？這些都需要批判性地思想擊穿。

　　讀書是為了明心見性

　　余三定：您曾經主編過一套《一生的讀書計劃》叢書，您能談談怎么讀書治學嗎？

　　王岳川：人一生大約最多有三萬天。一生最多能讀幾萬本書，而不能讀盡天下書，就需要探究讀書之道。于是我慢慢摸索讀書門徑：泛讀，精讀，讀經 典，讀對經典的闡釋和論戰，讀善本，讀善本提要，補“小學”(文字訓詁)，補史(史識、史料、正史、野史)；從疑處疑，也從不疑處疑，從跟著說到自己說， 力求說點新東西，并不憚于不成熟。在生命和學術的凝聚含藏的幾年苦讀中，我意識到有一種新的質素即超越了個我視域而關注人類問題的眼光慢慢地從生命中升起 來。

　　讀經典性的書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西學是必讀之書，從古希臘一路讀下來，會使人全面修正自己的話語系統和心靈編碼，并在瞬息萬變潛流涌動的學界 中，保持剛正不阿的學術眼光和遺世獨立的價值情懷。然而，泰西語種紛繁，皓首亦難窮經，如果一個人一定等到精通了數門外語再思想，他就有可能讓自己的靈性 和思考僵化在語言規則中了。因此，選擇最重要的外語方式進行學術資源擷取，足矣。重要的是獲得一種整體性思維，一種窮源究底本質直觀的基本學理，一種進入 問題的入思角度和人性升華方式。也許，有時讀書會令人蓬頭垢面甚至“心齋”“喪我”，但沒有這種閱讀進入的功夫，就沒有思想誕生的可能，對西學就會終身處 于隔膜和一知半解之中。

　　但一味讀西學仍不足取。大學者應具有高蹈的境界和中西互動的眼光，問題結穴處，終歸與大滌——無論研讀古代還是當代，無論研讀中國還是西方，都 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現世雖不見用，或能有裨后人，關鍵在于關注問題的意義。中西對話如果不在“跨文化”之間、“主體間性”之間、“他者間性”之間進行，問 學的深度和推進力度就要大打折扣。在讀與思中，我們也許可以更深刻地領悟到：無論是讀書還是被書讀，書都需要人這一主體才能彰顯意義。

　　讀書使我學會了從生命深度中用赤子童心看待這個世界。我始終認為，孔子、老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尼采……這些東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們 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生，怎樣死。與他們對話，就是在思考我們個體的生命。在我經年累月的讀書生涯中，在沉沉夜幕下的靜寂與都市的喘息中，我領悟到， 讀書在方寸之間可以拓展出尋丈之勢：讀書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誕生的產床。思想者的閱讀永遠是創造式閱讀，理解并領悟他人思想，同時又能將那些書中思 想的正反面問題及其有限性逐一審理清楚，絕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為自己的思想坐標。這讀書的過程，也是在不斷創造“同一心境”的過程，是與人類優秀文 化藝術和思想大師對話、與古今中外優秀的思想家對話的過程，在閱讀與思考中凝神靜思返身求己，這就是我理解的新世紀學者的使命。

　　余三定：在快節奏的當下，在讀圖時代，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能靜下心來捧一本書細讀，已經成為一種奢侈，您對這種現象怎么看？

　　王岳川：六經之首的《易經》啟迪我們，變中有不變者！確乎如此，信息化時代的網絡文明把紙本文明的游戲規則打破，今天一些人都是網絡搜索，資料 性的東西都被裝入大數據庫。錢鍾書這樣的學者在過去紙本文明、印刷文明時期被認為是了不起的記憶天才，在后現代網絡文明、無紙工業時期，卻被認為連文化泰 山、文化昆侖都稱不上了。一切技術的進步都是人類偷懶的結果，人想偷懶就要發明，偷懶的好處是節約了有限的、黃金般的時間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把人類的創 造力激發出來。網絡時代的閱讀，好處在于強調了每個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每個人的參與性、合法正當地游走于網絡的海洋，這一點是民主、自由的體現，不可剝 奪，同時也激發每個人創造、哪怕是初級創造的想法。但消極方面，則是使真正的寫作天才、思想大師混同于普通人群，他們思想淹沒在無窮盡的、狂躁的網絡垃圾 當中，再也沒有慧眼把他們從土里拔出，黃金和瓦礫混在一塊了。由于狂躁和自戀，人們迷戀自己的天地，不再關注他人，不再愛人類愛世界，人類變得空前自戀自 愛，而不再是“仁者愛人”。

　　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中，讀書和思考當然就是要學會拒絕、否定、懷疑，并以此去發現當代話語矛盾，敞開多種沖突中的新闡釋空間。在研究中我強調文本 細讀和考據相結合的方式，主張在讀東西方大哲思想時，注意考量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脈絡，考察其怎樣進行思想“還原”？在知識考古學的“人文積層”中解決了什 么問題？解決到何種程度？有何盲視？怎樣評價？如果將人類思想的進展比做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要進一步弄清楚他們屬于學術中的哪個環？他們用了怎樣的方法 去試圖打開這個思想鏈條上的結？我意識到，問題意識對學者而言極為重要，帶著問題去發現更大的深層問題，發現問題的集叢和根蔓，而不是被浩如煙海的書本控 制了自己的思想和旨趣，也不輕易相信任何所謂問題解決的答案。在我看來，思考是生命的磨礪，應在艱難磨礪中找到所向披靡的思想利劍，而不是將學術看作一種 藏在口袋里把玩的飾物。

　　文化輸出與發現東方

　　余三定：您自90年代中后期以來，更多地關注中國文化問題，2003年出版了《發現東方》一書，其后又出版了《文化輸出》，描述了中國文化的遠景，并在多種社會文化實踐場域奔走呼吁，請問您是怎么思考這一問題的？

　　王岳川：新世紀中國文化戰略的重要核心在于：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我們必得注意國家形象在國際化語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裝多少水取 決于它最短的那塊木板。引申開來，任何一個國家文化的對外形象面臨的共同問題，即構成國家形象大國形象的各個部分往往優劣不齊，而劣勢部分往往決定整個國 家的國際形象水平。大國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經濟形象，政治形象，軍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國形象中的經濟形象是輝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贏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信 任，軍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獲得認同，但是文化形象卻處于不利之境�？梢哉f，大幅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建立中國文化戰略話語，強化東方強國的文化軟實力，迫 在眉睫。中國“漢字文化圈”長期以來已經失效，半個世紀以來，整個東亞“去中國化”傾向十分嚴重，“漢字文化圈”已經被“美國文化圈”取代。只有“再中國 化”和“重建漢字文化圈”，諸多問題才能良性解決。

　　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必得向海外輸出傳播中國文化，以避免文化沖突升級而導致文化戰爭，并在國內學術界和國際文化領域尋求雙重對話，將20世紀的 “全盤西化”轉化為21世紀“中西互體互用”。東方和諧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叢林法則的戰爭精神，用和諧文化減弱沖突文化的危害。這樣我的研究重心漸 漸發生了轉型：一方面是主編了近百卷的《中國學術思想隨筆大系》和《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另一方面是出版了多本學術專著：《中國鏡像》《后現代后殖民主義 在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中國書法文化精神》(韓國版)、《發現東方》《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文化戰略》《文化輸出》《書法文化身份》《美麗書 法》等。

　　20世紀中國文化面臨總體危機。這一總體危機不僅意味著終極關懷的失落，同時也隱含著價值符號的錯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思想話語，在不斷西 化的當代人那里出現了與其生存狀態和精神寄托中斷的裂縫，因而導致新轉型學說——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等的出現；而西方基督神學的思想話語資源，與中國 人的信仰核心尚存諸多話語沖突之處，難以急切整合。因此，當代中國文化大抵只能從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融合及當代轉型中，重建新的思想話語資源，才有 可能使社會轉型所導致的文化危機得以緩解。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遠比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多得多，而中國作為后發國家，西方中心主義者沒有那種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文化沖動和價值 訴求。一個能夠廣泛地影響世界的大國，一定是一個思想家輩出，在參與世界知識體系建構的知識生產中，不斷推出新的整體性思想體系的國度。更直接地說，就是 不再拼湊他國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國經驗中國元素建構的社會生活理念和生命價值觀，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體高度和闊度——必須在人類文化價值觀 上，擁有影響和引導這個世界前進的文化力量。

　　今天要做的“發現東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國文化哪些部分已經死亡了或永遠的死亡了？哪些部分變成了博物館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學的意義？哪些部 分變成了文明的斷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還有哪些文化可以發掘出來，變成對西方一言獨霸的一種補充，一種對西方的質疑和對話？當代中國人是 否能創生帶有中國新世紀文明特色的新東方文化，對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做出自己怎樣的解答？在新世紀，中國學界對這個問題當有更開放的心態和新的看法：弄清 “發現中國”的意義。對待中學西學不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學不分古今中西；面對西方的器物類、制度類的先進體系能夠“拿來主義”式地接受，而針對思想和宗 教信仰問題也能夠展開多元文化對話。所以，我提出要重新思考我們的身份，這個身份不是保守地拿來就用，而是要重新設立自己的文化立場并進而思考四個問題： 第一，中國文化當中那些已然死去了的文化，應讓它永遠死去，比如“黑幕政治”、“家天下”、“束胸纏腳”。第二，某些文化片段可以整合起來的，就應該重新 整合起來成為新文化。第三，重視那些中國人獨創的差異性的、可持續發展文化，讓它在世界文化大潮中構成差異性的一維。第四，中國新世紀的原創性問題。中國 是否滿足于做“肢體國家”而不是“頭腦國家”？有沒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創新？我認為創新是可能的，創新就在于中國人獨特的生態文化意識和精神生態意識。

　　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的內容不僅是傳統文化，還有現當代中國文化，因為，中國現代化對西方現代性而言也是一種東方經驗的獨特補充。發現東方和文化 輸出工作的主體仍然應該是中國學者。我們必須對西方神話般的“普世價值”增補差異性思維角度，打破文化單邊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全面總結中國現代化經驗中 的“中國模式”，使知識界切實在文化創新和中國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所以我現在做一個工作，想把20世紀經過歐風美雨的中國著名學者關于中國現代性思 考集中翻譯出版，讓西方人了解一下中國人經過了這么艱難的現代化經驗，經過了一個世紀艱苦卓絕向西方求火，然后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品格。

　　“文化輸出”工程應從以下方面入手：向世界整體性推出古代和現代中國思想家群體思想，不僅注重中國古代經典向西方主動翻譯輸出，而且注重將經歷 過歐風美雨的20世紀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統地海外推出；還應在“讀圖時代”充分利用現代電子技術和衛視手段，傳播具有深厚中國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統地“發 現東方”探索“文化中國”的精神價值；同時，從“漢語文化圈”振興和和諧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對外漢語”的教學和辦學，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國學 習中國語言和文化藝術，成為中國文化的理解者和愛好者，以加強中國同世界的對話和互動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礎。全球化中信息和經濟的一體化，在某種程度上會形 成文化互補化，起碼在全球化過程中形成中心與邊緣、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使得任何國家不可能完全脫離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閉發展。在 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斷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關系，使自身既具有開放胸襟和氣象，又堅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內在精神的發揚光大， 使不斷創新的中國文化精神成為人類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西化了兩個世紀的世界，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進一步加大“中國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讓中西在 “建設性伙伴關系”的互動中，真正“發現”東方優美的文化精神，體味中國創建人類“和諧社會”的誠意。

　　中國文化輸出意味著大國文化真正崛起，意味著中國文化在整體性地守正創新，意味著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并由東方向西方傳播 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審美感受方式，東方文化形態成為東西方互動的人類文化形態，將使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達到和諧協調而成為人類的福音。

　　未來30年中國學界的主要工作將是從美國的“去中國化”，到我們的“再中國化”。將那些失落的中國美麗精神重新展現光彩，為人類帶來更多精神價 值財富，從本民族文化精神高度向人類共同精神高度出發，堅持文化拿來輸出中的自主創新，使中國思想在21世紀能夠成為人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