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我在尋求治療 因為我是一個病人

　　在余華的記憶里，從寫作到出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那時，余華還在海鹽，一邊做牙醫，一邊寫作，投出去的稿件幾乎都被退了回來。寄信用的是大牛皮信封，余華就把牛皮紙翻過來，再粘上寄出去。郵遞員懶得敲門，往往是把大信封從院子外邊扔進來，父親只要聽到很響的聲音，就知道退稿來了，于是老笑他。直到大概1988年，余華突然收到三四封約稿信，拿給父親看，父親問什么意思？余華說出名了，以后你再也聽不到很響亮的聲音了。這就是余華當年出名時的感覺，以后對出名就再也沒有感覺了。

　　還是在老被退稿的時候，余華在魯迅文學院上課，畢業前一天，有一位西北的同學找到他，專門要他的短篇小說集《十八歲出門遠行》 ，說你能不能給我簽個字，從此以后再也見不到你這樣的作家了，我得留一本。余華說，同學是好意，他覺得像我這樣的作家可能在中國的出版業中就要消失了。

　　余華當然沒有消失，也沒有再收到過退稿信。2015年伊始，余華又出書了， 《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一本雜文集。2013年《第七天》的問世，還曾引起一番巨大爭議：作家究竟應如何處理身邊的社會現實？余華為此備受詬病。其實，余華從來沒有遠離過現實，作為作家的他始終處于與現實的緊張關系之中，如《活著》 《兄弟》 《許三觀賣血記》等等，哪一部不是血淋淋的現實？正如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所說，對中國現實的關注始終是余華的落腳點。老一輩作家黃秋耘曾說過一句話：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面對中國幽暗復雜的現實，余華沒有選擇背過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時代。

　　用平衡的方式表達不平衡

　　余華一直關注著社會現實，《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跨越了2003年至2014年這十來年，余華對中國的過去和當下的看法也在不斷發生著改變。余華說，中國社會一直在變化。上世紀90年代，大家都鶯歌燕舞，歡天喜地，社會發展勢頭良好，環境污染等其他很多社會問題還沒有暴露出來。但到處都在蓋房子，到處都是塵土飛揚。到了21世紀以后，很多問題被揭露出來，或者自動引發出來。社會中存在很多不平衡，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生活的不平衡，甚至理想也失去了平衡。在余華看來，往往是社會的種種不平衡刺激了作家的寫作，在作品中達到敘述的平衡，沒有平衡，書就亂了�！坝闷胶獾姆绞奖磉_不平衡，這是一種寫作的方式。 ”他以為，作家與病人無異，“我們都是病人，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兩種極端里，與其說我是在講故事，不如說我在尋求治療，因為我是一個病人” 。其實寫作不是為了尋找出路，而是因為找不到出路才寫作。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出路，而每個人的出路又是不一樣的。

　　以望遠鏡處理寫作的距離

　　當作家面對當代現實寫作時，會遇到很多問題。余華說，每一個作者都有自己的經驗，閱讀作品時他會把自己的經驗放進去，來衡量這個寫得對還是不對，而寫過去的生活，相對來說就安全得多。別說寫唐朝，就是寫清朝，也不會存在這樣的問題。

　　那么，作家如何處理他所處的時代？在余華看來，重要的是要有“適度的距離” 。作家的表達是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環境的反映，這是本能反應，很難做到無動于衷。當你用小說或者其他文學方式將它表達出來時，距離就很重要。就像我們手里拿著一個望遠鏡，通過不同的倍數把遠處的東西拉近，但望遠鏡還有一個功能，可以把近處的東西推遠了看，這就相當于兩種寫作方式，一般當一個作家寫久遠年代的故事時，要像望遠鏡一樣拉近了寫，因為任何一個作家不論寫什么時代的故事，都會把對自身所處時代的感受帶到寫作中去，這個帶進去的過程就是拉近的過程。而寫當代社會，比如余華寫《第七天》 ，就要轉一個方向，把近處的東西推遠，“說起來好像在題材上我和現實最近，但在敘述角度上又是最遠的一次” 。 《第七天》是從死無葬身之地的角度寫的，從死者的角度看活著的世界。

　　你的財富就在那棵樹下

　　童年對余華的創作有著深遠影響。余華說，童年的記憶太重要了，童年對一個人來說是決定性的，一個人的世界觀最早就是在那時候形成的，后來只不過是做一些修改而已。人的內心是相通的，可以進入到別人的生活狀態中去，“你要想成為一個藝術家，只要擁有一個童年就足夠了” 。

　　余華也寫到過旅行，代表作之一就是《十八歲出門遠行》 ，可是他并不是很喜歡旅行。他說，你在家里待著會夢想旅行，但要是老在旅行當中你就會感到厭倦，兩者之間可以偶爾換一換，“老是不斷在走來走去的話，其實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旅行也會有好處。比如余華開始寫《兄弟》 ，后來沒寫下去，因為他感到中國社會的變化還不夠大。有一年他到國外，向外國記者說起他的童年及當今的中國，其間的變化卻讓外國記者很驚訝�；貋硪院�，余華就把擱下的《兄弟》繼續拿起來寫了，因為他意識到那時候中國的變化已經足夠大了。

　　這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個故事，住在巴格達的一個富家子弟，夢見有人告訴他你的財富在開羅，于是就歷經波折到了開羅。到了開羅他不小心被當搶劫犯抓起來，后跟警察解釋原因，警察嘲笑他說：我也做過這樣的夢，夢里告訴我，我的財富在巴格達，那是一個什么樣的院子、什么樣的樹，挖下去有多少寶藏。這個富家子弟回到自己家，發現警察描述的就是自己的家，挖開后果然有大量的寶藏。余華說，這個故事就跟創作《兄弟》的過程一樣，“當你永遠在這兒生活，或者局限在這個地方思考時，你的思路就會死掉和封閉；當你走出去以后，面對完全不同的環境，完全不同的語言，那兒的人可能就會提醒你，你的財富就在那棵樹下，就像《兄弟》一樣” 。

　　何瑞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