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平：公共文化服務重在“群體心理”引導

　　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文化建設目標之一。按照全會《決定》的要求，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有三個要點：一是要建立“體系構建”的協調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眾評價和反饋機制，推動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的有效對接；三是要整合相關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綜合型文化服務中心。與之相關，還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培育文化非營利性組織。簡言之，這三個要點一是�；�本，二是重實效，三是講整合。而所謂的“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其實是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

　　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本、重實效、講整合的“三個要點”中，“重實效”才是重中之重。所謂“公共文化”，在既往文化管理或文化服務的視野中，稱之為“群眾文化”或“社會文化”。它有既相對區分又密切關聯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群眾的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一方面是文化工作者對群眾的“文化普及”——也就是全會《決定》中提及的“文化惠民項目”的供給。從供給的視角來看，公共文化服務的工作導向是“以人民為中心”，其中心環節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換言之，公共文化服務的“�；�本”是對廣大群眾文化權益的底線保障和常態保障，它的“講整合”是要拓展“大文化”的視野以對接“綜合性”的要求，而它的“重實效”就重在“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

　　既然公共文化服務的中心環節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那我們公共文化服務就不能不在項目供給上精心考量；所謂“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的有效對接”就在于準確把脈“群體心理”并對其實現積極、充分、有效的引導。在“五位一體”的“社會建設”中，未加引導、不加約束的“群體心理”往往會釀成“群體性事件”。每當出現醫患之爭、城管小販之爭、強拆拒遷之爭……都會引起“群體心理”的極大關注。相比較而言，文化建設中的“群體心理”雖不那么激烈和尖銳，但也并非不值得關注：如果說，青少年網吧“通關”、街頭跑酷的“挑戰自我”和中老年牌室“搓麻”、廣場“跳操”的“養生自我”屬于“準文化”；那么追逐“小時代”、笑場《雷雨》則體現出“知識青年”的某種“群體文化心理”。

　　體現“群體心理”的“公共文化”，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或許不是它的“文化”含量而是它的“公共”體量，特別是社會大眾那類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文化”或“準文化”活動——前述青少年的網吧“通關”街頭“跑酷”、中老年的牌室“搓麻”廣場“跳操”就是如此。公共文化服務的項目供給的確要對接“群眾文化需求”，但也需要在“對接”之時加以“引導”——對網吧少年的“網癮”和廣場大媽的“舞癮”這類“成癮”的需求尤其如此。目前，我們對“網癮少年”是以文化市場監管方式來對“未成年人”說“不”，而“舞癮”大媽則在其“放縱”中被不堪噪音騷擾者說“不”。不管由誰來說“不”，只是反映出這類過度的“文化”或“準文化”需求難以被更大層面上的社會群體認同，也反映出我們的“文化惠民項目”在豐富性和吸引力上都有所不足。

　　公共文化服務要以群眾文化需求為前提，這是毋庸置疑的。但群眾的自我參與是“人以群分”的，其文化需求也是“文以類別”的。需要指出的是，群眾的文化需求首先是為著消遣“閑暇”，健康體魄、愉悅心情、交往社會、融入群體是“閑暇”帶來的“績優股”和“正能量”。這就是說，我們公共文化服務的文化惠民項目，應當以“績優股”和“正能量”來對接群眾文化需求。就當下的“文化惠民項目”供給而言，我認為一要關注“城鎮化進程”加速中的“人口流動性”，二要關注“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的“社會公平正義”，三要關注“獨生子女家庭”分居化的“退休老人自理”，四要關注“歪功邪教”之類社會精神病毒對大眾的侵襲……我們的文化惠民項目一定要有引導這些“群體心理”的針對性。

　　早在19世紀末期，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就注意到現代生活中的“群體聚合”特征。勒龐把那些“感情和思想全都專注于同一事物”的群體視為“心理群體”，指出組成這一群體的個人大多是“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互相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出版)。我曾在許多城鎮感受過“廣場大媽舞”的氛圍，有些場合的舞者甚至有數百人之眾。這種“大媽舞”其實是在極其強烈的節奏和音響中去做極其單純并重復的動作，舞者是在自我操練中“無意識”運動身體，又是在運動身體中“無意識”認同群體……這種健身目的引導的“群體心理”，當然對于每一個體而言是積極的“文化活動”；但它所呈現的癡迷狀態，會讓我們聯想到曾經風行的“甩手療法”以及飲紅茶菌、打雞血針，甚至會聯想到某些“歪功邪教”也打著“養生”之名對人的“洗腦”。

　　文化惠民項目要有效對接群眾文化需求，首先要明確“下基層、接地氣”的路徑。這里所說的“基層”在城鎮應深入到社區，在鄉村則應深入到“村”——至少是包含了若干“自然村”的“行政村”。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鄉村的“空巢化”或是“386199部隊”現象日益凸顯，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加劇了有關人員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無論是留守者還是出走者都是如此，并且這種“焦慮”還有可能會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以致還有人考量既往“鄉紳文化”治理的合理性。與之相關，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鎮，雖然是以社區為“基層”，但出現了流動性強的、非常住人口的特殊性“社區”，這里的“群體心理”往往具有更為強烈的情緒化特征，尤為需要“績優股”和“正能量”的引導。

　　與“下基層、接地氣”的路徑相配合，是對文化惠民項目手段的關注。送戲下鄉、送書入村雖然必不可少，但最應強化的還是“通網絡、享信息”。曾幾何時，某些網絡大V為吸引眼球、盤踞“粉絲”，有意弄虛作假、惹是生非，傳播流言蜚語，誤導“群體心理”。作為手段，“通網絡、享信息”近年來發展迅速，但網絡“聯通”之際也是信息“爆炸”之時，對這一手段的關注不僅意味著對“負效應”的管控而且意味著對“正能量”的傳導。有學者認為，傳統鄉村文明的“潰敗”是由電視這一大眾傳媒入村入戶開始的，而網絡的枝延蔓伸使這一“淪陷”得以加速。事實上，我們的家國情懷已不可避免地置身全球視野之中，傳統鄉村文明正逐漸成為只能“想象”而無法“體驗”的觀念形態，對既往“群體心理”的引導手段需要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

　　我們說公共文化服務重在“群體心理”引導，關鍵還在于服務“內容”的供給。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有時是供給方的單向傳導，有時則可能是接受方通過某種“惠民項目”來自主選擇并進而自主創新。我曾在一些偏遠的鄉村，見到村民被組織起來進行木雕、石刻、刺繡等工藝生產，他們在獲取相應經濟效益的同時，也逐步提升著自己的審美品位，呈現出自己的創造活力。如果僅從“網癮少年”和“舞癮大媽”來理解某些群體的“文化需求”，我們就可能在一味地“迎合”中失去有益地“引導”，這不是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真正的“有效對接”。不錯，群眾的“文化”或“準文化”需求從直觀上體現為閑暇消遣的“找樂”或者說是“尋開心”，但真正的“開心”卻不是個體的放縱而是群體的認同。我們先哲十分明白人心的趨“樂”遠“悲”，也明白放縱地“傻樂”就不免“樂極生悲”，因此留下了“樂而不淫”(“不淫”者，“適度”之謂也)、“寓教于樂”等賢言睿語。公共文化服務要引導“群體心理”，在“內容”供給上就需“寓教于樂”，而當下最基本的“教”應該是“講和諧、促凝聚”。

　　勒龐在分析“群體心理”時說過：“在群體心理中，個人的才智被削弱，從而其個性也被削弱了……群體在智力上總是低于孤立的個人，但是從感情引起的行為這個角度看，群體可以比個人表現的更好或更差。這全看環境如何，一切取決于群體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質�！痹谖铱磥�，公共文化服務不僅是重要的、基本的文化建設，也是與健康、教育、安居、社保等同等重要的社會建設，特別是重要的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社會是由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人組成的社會，社會的底層群眾和弱勢群體是我們最應溫暖、幫扶的“群體心理”，是我們公共文化服務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群體共識、培育良好風尚、抵御“歪功邪教”的主陣地。我們在談到“和諧社會”建設時，都知道自古便有“和而不同”、“禮為序、樂主和”等等觀念。也就是說，文化“化人”的功能，很重要的方面是引導“群眾心理”，是促進“社會和諧”�！昂投�不同”就“群體心理”而言是一個事實的陳述，但作為一種理想境界的倡導，公共文化服務也應引導“群體心理”由“小康”而走向“大同”——這個“大同”就是內化為大眾精神操守、外化為大眾行為遵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