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歷史敘事的清晰性與多樣性

　　坊間能見到討論現代詩歌理論的書已經不少，現在曹萬生教授又寫出一種，書名為《中國現代詩學流變史》。這部著作有何新意？我看有如下幾點。

　　一是系統清理中國現代新詩理論發生發展的歷史。以往也有一些論著試圖擔負這個任務，但更多的是對不同階段各種詩歌理論的歸納和描述，或者只是在批評史的流脈中給詩論一席之地，而曹著是專門對這方面歷史經緯的梳理，整個新詩理論形成的輪廓得以清楚呈現了。

　　二是曹著格外看重“詩學”這個概念，希望從范疇論、形式論及流變論三個方面去處理新詩理論的歷史資源，他堅信存在有一個新詩的“詩學”的體系，并努力去還原和展示這個體系，力圖為詩論的闡說涂上較多的理論色彩。全書以范疇論和形式論為切入點，前者包括意象論、象征論、知性論、寫實論、情感論，后者包括形式論、純詩論、音樂論、格律論。分類很細，彼此交錯扭結，似乎有點繁瑣，但也可見著者在理論建構方面的用心。

　　三是在闡釋新詩理論流脈，注意到各種詩歌理論觀點之間的互相揚棄、遞進、交錯與組合，而論涉各家各派的言說和觀點時，常有某些獨到的見解閃現。

　　比如，書中為20世紀20年代“詩學”畫了一個“正反合”的曲線。認為胡適是“正”，郭沫若是“反”，聞一多與象征派則是“合”。繼胡適的“白話詩論”以后，出來郭沫若的“自由情感詩學”，把中國現代詩學放逐到“無詩形有詩情的時代”，這對于中國現代詩學的發展是一個徹底解放的時代。而聞一多的對中西理性主義的強調，對“三美”的強調，終結了新詩的自由主義時代，象征派對情感詩學濫情的定型，都讓情感與詩形得到一個“中和”，讓西方詩學與“中國現代漢語詩形”得到一個“綜合”。以往學界雖然亦有類似的描述，但經過本書對“正反合”的分析，“初期新詩觀念的形成與演變”的足跡更顯清晰了。

　　郭沫若的詩論歷來都是討論很多的，曹著也很重視，其精彩處在于清理郭沫若一套獨立的概念。書中論及郭沫若所說的 “節奏”，認為只指詩的內旋律即情感的韻律，也就是情感的起伏與強弱的變化，也稱“情緒的呂律(律呂)”。郭沫若所說的“情調”即這種情緒(感)(含情緒的節奏、內在的韻律、情緒的呂律)的體現，他的“音調”(“聲調”)，即詩的韻語、音頓、平仄乃至行、節等音頓的安排等。這些論述都比以往同類研究要深入。

　　還有，書中對新詩音樂性問題的討論，也是一個重點。作者認為這是新詩誕生后新舊兩派，以及新派內部爭論最激烈的焦點問題，其實很多“詩學”問題最后都在音樂性問題上交鋒并尋得共識。有關這方面的論述是有創見的。此外，該書探討西方詩歌理論的譯介對于新詩理論的影響，發掘了許多材料，梳理了源流和變異情況。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法國象征主義的純詩理論的譯介，以及后來對包括艾略特等在內的“知性理論”的引入，先后對中國詩壇及理論界如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都有非常細致的厘析和清理。

　　值得注意的還有書中對梁啟超詩論的青睞。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的講演《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對過去一般詩論研究關注不夠，曹著卻專辟一節給予論說，認為梁啟超論詩中所提到的“新鮮的愉快”和“神秘的美”，要言不煩，切中肯綮，所引發的觀點比后來許多詩論家都高明得多。

　　閱讀本書時，我不時受到某些理論刺激，引發一些想法，也體會到曹著這種研究的難處。

　　新詩在整個現代文學的變革中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聲勢大，影響大，但整體藝術成就不大。而現代詩論隨著新詩倉促發聲，大都是經驗性的，或者只是借用外鑠，缺乏哲理支持，深思熟慮的東西并不多見(像朱光潛的詩論那樣融匯中外的精品是很少的)。整理臚列各家各派觀點是必要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如何篩選、評判和定位，去粗存精，化繁為簡，綱舉目張，就是更高的要求。

　　另外，文學史上有些詩歌理論觀點的提出，往往出于特別的歷史境遇，只有結合歷史狀態以及相關的創作去分析，才看得清楚，如硬是抽離出來，評價就難免偏頗和隔膜。

　　所謂“詩學”，是關于詩歌創作、鑒賞與理解的學問，自然有其學理價值。但大凡成了系統的“學問”，雖條分縷析，頭頭是道，卻也可能淹沒和抹煞對詩歌的獨特感受和靈性。詩歌創作、欣賞和評論都格外依仗個性、靈感等因素，線性描述和規律抽取的研究容易犧牲“文學的豐富性”。在追求歷史敘述清晰性的同時，如何照顧到文學現象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這實在是兩難的事情。不過，曹萬生這部“詩學”史在這方面是做了努力的，它畢竟增添了人們對新詩知識的了解，讓人注意到新詩觀念的形成及其困擾，了解新詩的站穩腳跟，除了創作上的不斷創新，還有賴于理論上的支持，以及在社會接受與評價中不斷塑造自己。這是一種貢獻。

　　在學風浮泛的當今，曹萬生花費多年心血，苦苦經營，寫成這本書，令人感佩。關心新詩理論及其命運的讀者，會看重這部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