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躍進：開掘古代文學資源 服務當代文化建設

　　劉躍進 男，1958年11月生�，F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業務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評論》雜志社社長、《文學遺產》雜志主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等職。

　　文化的取舍決定著國家的根本命運

　　熊元義：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應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強調必須 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科學對待世界各國文化，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裝自己的可能性。作為《文學遺產》的主編，你認為如何開掘中國古代文學 的資源，更好地服務于當代文化建設？

　　劉躍進：回歸經典是第一步。是否只有市民性、休閑性、消費性的文學才有出路？文學的經典是否還有意義？這些都成為新世紀的重要論題。當然，學界 的主流意見還是承認經典的存在，認為經典具有超時空性、永恒性和普遍性。經典的意義就在于它寫出了人類共通的“人性心理結構”和“共同美”的問題。就是 說，某些作品被建構為文學經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體驗描繪出人類最深邃的情感世界，這些情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關鍵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鳴。因此， 文學研究工作者在主張回歸傳統的同時，也應當回歸經典，在歷史還原、文化還原與多元解讀、尤其是審美分析方面，經典重讀具有廣袤的可能性空間。當然，我們 也要看到確立經典的復雜性和文化差異性，并解釋隱含在經典認可過程中的復雜權力關系，但是不能由此簡單地顛覆經典、褻瀆經典。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電子圖書異軍突起，迅速占領市場。而今，讀書已非難事。但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的大腦事實上已經成為各類知識競相涌入的跑 馬場，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機會。在古代文學硏究界，論文呈幾何態勢增長，目不暇接，但是總是感覺到非常浮泛。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常常想到經典重讀的問題。當 然，如何選擇經典，又如何閱讀經典，確實見仁見智，沒有一定之規。問題是，如何研究經典？

　　第一，回歸經典，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回歸傳統，體味經典的含義，理解文化的精髓。第二，回歸經典，與拓展知識領域并行不悖自是不言而喻的。沒有 豐富的知識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經典。第三，重讀經典，并不意味著排斥新材料。前輩國學大師王國維、陳寅恪都很重視對新材料的運用，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 序》中甚至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 謂之未入流�！钡�這些話是建立在熟諳經典的預設下的，如果沒有經典作為學者知識結構的基本支撐，新材料極易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難以深入運用。這也是 許多學者為什么面對的新材料越多，越容易寫得表面化的原因之一。第四，通過這種排比硏讀，我們有機會走近經典，體味經典，或許從中可以探尋一些帶有規律性 的東西，為今天的文學經典的創造，提供若干有意義的借鑒。倘如此，這種硏讀，就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也有著現實意義。

　　熊元義：您說得對，回歸經典，目的是探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其實也就是在探索我們的民族精神，從根本上解決作家、學者的歷史使命感和 社會責任感問題。中國當代真正優秀的作家即使身處社會邊緣，也不能放棄作家在社會分工中所承擔的社會職責。這是中華民族文藝的優秀傳統。在中國文藝發展史 上，不少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即使在國破山河碎的歷史時期，也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心系天下興亡并在文藝創作中延續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因此，中國當代真正杰 出的作家絕不會做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旁觀人，像鳥兒似的為自己唱歌，而是在堅決抵制那種移民傾向和棄船心態時延續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并在盡責中積極推動 中國當代社會的有序發展，從而推動中國當代民族文藝乃至世界當代文藝的有序發展。你如何認識文化這種軟實力？

　　劉躍進：從功利的角度看，乍看起來，文化也許沒有什么實際用處，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穿。但是沒有文化又會怎樣？秦帝國當時是何等的強大�？杀� 的是，秦始皇在皇位上不過10年就“駕崩”歸天，而他的兒子即位才3年，就為群雄推翻。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秦帝國僅僅存在了13年的時間。即 便是從秦王贏政即位開始算起，秦代統一中國的進程也不過半個世紀。與之相對照的是漢帝國的歷史，如果從元年前206年漢高祖劉邦自稱為漢王算起，到漢獻帝 遜位于曹丕的公元220年，兩漢歷史前后長達400余年。秦朝為什么會如此短命？漢朝又如何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統一的王朝？其中的經驗教訓，當時的文 人學者就曾做過深刻的反思，后來的歷史學家更是從多方面作了深刻的闡釋。在我看來，秦朝敗亡的最深刻教訓就是過于強化硬實力，而忽略了文化建設。西漢初年 的思想家，在回顧總結秦朝迅速滅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時，深刻地認識到，僅僅憑借強大的硬實力，席卷天下，并吞八荒，是可以“馬上得天下”的，但是這種實力終 究是外強中干，缺少凝聚力，更沒有長久的競爭力。他們從秦漢交替的歷史巨變中深刻地認識到了文化的意義。不同的文化選擇，可以有著不同的歷史命運。從秦、 漢興衰的歷史嬗變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軍事競爭與經濟建設的同時，文化建設必須擺在突出的位置。孤立地看，文化也許并不能解決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的溫 飽問題。但是，文化的取舍，卻決定著一個民族、一個王朝、一個國家的根本命運。我們常說，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它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于世界的認知和對于 生命的感受，是這個民族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秦、漢的興衰更替，具體而微地說明了這個淺顯而又深刻的道理。

　　古典文學研究新的時代特點

　　熊元義：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積累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應在把握廣大文學批評家的切實努力和點滴進步的同時，鍥而不舍地推進這些切實努力和點滴進步形成滾滾向前的文學理論潮流。你能否詳細地談談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新的時代特點？

　　劉躍進：近30年來，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已經走出了進化論的思維定勢，也不再拘泥于政治化的束縛，注重文學研究的整體性與歷史性，突顯中國文學 的特色。我在《新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趨向》一文中認為，當前的中國文學研究，在文學的時間空間研究，在作家的物質環境研究，在時代的不同階層研究等方 面，融會貫通，體現出新的時代特點。

　　學術研究在向社會回歸，文學創作更應如此。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座高峰，建安文學、盛唐文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一言以蔽之，文學接了地氣。最杰出的 作家作品，得到了全社會的認可。這就給我們以啟示，如果文學遠離了社會，遠離了大眾，文學的源泉就會枯竭，文學研究的源泉同樣也會枯竭。

　　出色的文學史家必是出色的文學理論家

　　熊元義：文學批評家如果要推動文學的有序發展，就要勇于理論創新。在人類文學批評史上，那些出色的文學批評家往往又是出色的文學理論家。這種現 象并不是個別的。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上，這種一身而兼二任的現象并非稀見。中國古代許多文學批評家同時兼任文學理論家。但是，不少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卻沉溺 在歷史碎片中，喪失了理論感，不是完全被文學現象牽著鼻子走，就是在文學作品中進行自我靈魂冒險。你提倡一個文學史家同時又是出色的理論家，能否進一步地 談談？

　　劉躍進：我個人的專業興趣主要集中在秦漢六朝文學研究。進入這個領域，面臨的最大困惑還不是史料的匱乏，而是如何確定研究對象的問題。秦漢文學 史料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內容應該進入文學史？哪些歷史人物可以視為文學家？哪些作品屬于文學創作？運用什么樣的標準來評價這些作家和作品？諸如此類 的問題，似乎約定俗成，不言而喻。但是，如果仔細追究起來，古往今來，其實又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分歧無處不在，迄無定論。這就涉及到用什么樣的文學觀念來 研究我們的傳統文學，我們研究文學史的目的，顯然不僅僅是為廣大讀者提供某種系統的文學發展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是應當從豐富多彩的文學史探索中逐漸建立 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框架或理論主張。在經歷了100多年的中西方全面交融的歷史實踐之后，新世紀的中國學者有條件創建中國的文藝理論學派。這是時代 賦予我們的使命。還是那句話，文學觀念的更新是學術研究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宋代以后的文學史研究，我未曾涉獵，更不敢發表議論；但是先唐文學研究， 如果還是恪守過去的文學觀念，就很難有更大的進步。當然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整個學術界都面臨著轉型。前面我們提到的對于文學空間、時間、物質、精神以及文 體研究的關注，其實都在試圖尋找中國文學研究的突破口。

　　突破口在哪里？我認為在理論探索方面。中國文學史家和西方文學史家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不同：中國的文學史家更重視的是“史”的線索，當然，這是中 國傳統學問的精華所在。近現代以來，隨著學術觀念的變化，理念先行的編寫模式往往左右我們的文學史編寫工作。似乎文學史家的任務主要就是依據某種或某些理 論主張去梳理文學史的發展線索。很被動地期待著國內外的理論家提供有效的理論武器，就成為中國文學史工作者的常態。而西方出色的文學史家在注重梳理文學史 發展過程的同時，努力從文學史的研究實踐中歸納出若干理論。因此，很多理論家往往就是文學史家�；蛘叻催^來說，文學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論家。這樣說，可 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這種現象似乎并不是個別的。在現代中國，很難找到一個文學史家同時又是出色的理論家的例子，而在西方，一身而兼二任的似乎并非稀 見。譬如意象統計法的創立人，英國學者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就是在《莎士比亞的意象》一書中提出這種研究方法的。英國唯美主義重要理論家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的名著《文藝復興：藝術和詩的研究》《文藝復興歷史探索》等通過對文藝復興運動的研究系統地提出了追求唯美的理論主張。美國新人文主義主要代 表之一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研究19世紀文學，主張用“人的法則”反對“物的法則”，強調理性、道德意志和道德想象力，創立了新人文主義學說。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 多。其實，中國古代許多文學史家同時兼任文學理論家，或者說他們的理論主張首先來源于文學史研究的實踐，譬如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鐘嶸和他的《詩 品》，就是典型的代表。

　　中國學術史的實踐告訴我們，凡是在文學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貢獻的人，無不在文學觀念上有所突破，但是，所有的觀念必須建立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之上、 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學傳統基礎之上。如果說文獻基礎是骨肉的話，那么文學觀念就是血液。一個有骨有肉的研究才是最高的境界。近現代以來，隨著學術觀念的變 化，以論帶史等理念先行觀念似乎成為了文學研究的主流意識。事實上，一個有出息的文學史家在細心梳理文學史發展過程的同時，也會努力從中歸納出若干理論。 因此，很多理論家往往就是文學史家�；蛘叻催^來說，文學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論家。世紀之交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正從歷史上的正反兩個方面總結經驗教 訓，不再固守著純而又純的所謂“文學”觀念，也不再簡單地用舶來的觀念指導中國文學研究實際，而是從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出發，梳理中國古代發展文學演進的 線索。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正悄然經歷著深刻的變化。我們已經走出了過去那種單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經擺脫了過去那種界域分明的狹隘心態，以務實求真的 態度拓展研究領域。最大的變化還是學者的研究意識的強化，文學本位意識、文獻基礎意識和理論創新意識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關注。所謂文學本位意識，核心 問題是回歸文學，回歸中國文學傳統。在此基礎上，傳統的文獻基礎意識得以凸現。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币约皻v代職官、歷史地理等傳統文獻學自 不必說，就是新興的文獻研究領域，如電子文獻、出土文獻、國外文獻等也成為學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追求文學研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必須明確一個基本問題，即研究文學，研究文學史，最終目的不僅僅是提供某種系統的文學發展的知識，更重 要的，還應當從豐富多彩的文學史探索中逐漸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框架或理論主張，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提供豐厚的歷史資源。新的時代呼喚新的學問， 我們沒有資格妄自尊大，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我們面臨著挑戰，也充滿了機遇。

　　文學史研究的目的

　　熊元義：當代學術研究越來越匠氣化，不少學子不是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而是急功近利，乃至趨炎附勢。在文學研究中主要看作家在權力場中的位置，而不是著眼于這個作家在文學發展進程中的地位。我們如何認識文學史研究的目的？

　　劉躍進：據說，古典文學研究從業者已多達上萬人�，F在流行的學術著作，多是學位體、項目體的產物，越來越匠氣化。有的學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 越表面化。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讀書越來越方便，而耐心讀書的人卻越來越少。大家都渴望對前人有所超越，擁有優異的研究成果，有些學者卻為此標新立異，貪 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同時，文學研究強調國際化，本意是增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現實生活中，有的研究者對西學不辨優劣，對本土文化缺乏自信，惟洋人 馬首是瞻，不僅對其作廉價的吹捧，甚至挾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擬洋腔洋調，自以為高明。還有兩種極端傾向，或自命為文化精英，躲進書齋，沉湎于個人的研究想 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謂純粹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或有意無意地誤讀經典，追求商業炒作，扭曲文學價值，將嚴肅的學術研究變成娛賓媚俗的工具，迎合當前社會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風氣。這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如果僅從學術方法上尋求原因，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究其根本，還是我們的思想境界出現了問題。部分學者過 于看重自我，過于關注自己的學術小圈子，而忘卻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從事研究學術？

　　這就要求我們要反思文學史研究的目的問題。薩特就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對于饑餓的人們來說，文學能頂什么用呢？”其實，還可以擴大一點說， 整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于饑餓的人們來說，能有什么現實的用處呢？如果是現實的理解，確實沒有任何用處。但是人文科學的研究，最終體現在對于人的終極 關懷和探索�；仡檶W術史，我們還發現，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的實現，最終取決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學術研究僅僅視為滿足好奇心，或者是為了稻粱謀， 追求在小圈子內分享的文學研究，那是沒有生命力的。其結果必然會使理想缺位，自我邊緣，與現實社會、與人民大眾越來越遠，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優秀的 研究工作者，要站在歷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眾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關注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人民大眾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命運 聯系在一起，才能獲得發展的生機，才能提升學術的品位。這又回到我們開始談到的話題，前面集中討論是回歸經典問題。這里，我們還應繼續追問：回到經典的目 的又是什么？顧炎武在《日知錄》19卷中大聲呼吁文章必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今天，我們確實應當認真地想一想當代學者的使命是什么，這個時代的 主題是什么，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么。做學問，題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須要有寬廣通透的學術視野和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則，我們的學術只能越 做越技術化，而缺少人文情懷；越來越脫離社會，而引起人們對于文學研究的誤解乃至排斥。由此看來，解決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應當認識 到，文學研究在傳承文明，服務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潛在作用，是提高全社會文學藝術欣賞品位、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環節。從 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研究又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為此，文學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擔使命，不斷探索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 讓人民滿意的學術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文學研究的本質意義和長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