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映山是“荷花淀派”作家中具有較高影響力的一位。他原名韓祖盼,曾別號杜鵑、映山紅、山紅、山梅等。他愛用這些植物的名稱作為自己的別號,他小說中的人物名也常常采用自然之物,如“水清”、“玉蓮”、“清風”、“明月”、“喜鵲”、“大!钡,或許這些有意味的細節都印證著他對鄉土書寫的熱愛。韓映山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80年代才在文壇立名,他在“荷花淀派”作家中是成名較晚的一個,但卻是最能體現“荷花淀派”風格的一個。韓映山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小說和散文兩個方面,而其中尤以小說著稱。他的小說創作師承了孫犁“詩化小說”之風,語言樸素自然,意境清新優美,較好地將鄉土生活的詩意同時代現實的氛圍結合起來,通過小說向人們展現了一個自然氣息與時代氣息相交融的“江北水鄉世界”。
韓映山最初的文學靈感來源于他對鄉土生活“詩意的發現”,“詩意”也同樣成就了韓映山小說的藝術高度。1952年,韓映山的第一部作品《鴨子》得以發表在《天津日報》副刊《文藝周刊》上,正是因為“詩意的描繪”打動了主編孫犁。小說通過“一個下午”的時間講述了一個放鴨的青年在大水來臨前,為了集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故事,情節雖簡單但是卻很好地將優美的風景與淳樸的人性結合起來;蛟S從那個時候起,韓映山就已經表現出自己小說的鮮明風格。他注重景物的描寫,同時也贊美普通民眾的美好心靈,“純美的風景”與“淳樸的人性”構成了韓映山小說中鄉土詩意的兩個方面。風景是韓映山最擅長的寫作對象,他在風景描寫上既師承了魯迅與孫犁的詩化風格,又表現出一種獨特的個性。他自小生長在白洋淀邊,對淀邊的一草一物都非常熟悉且充滿著感情,他筆下的白洋淀風景始終給人一種具象和實在之感。蘆葦蕩中的人和動物,一個個都是水靈靈、活生生的,人、景物、動物,三者之間都在進行著生生不息的對話與交流。從某種程度上說,韓映山在小說中的風景描寫超越了孫犁,抵達了一個更加純粹自然的境界,這一切不僅與他細致深入的觀察有關,更與他對白洋淀的個人情感與真實體驗有關。韓映山曾經在散文集《作畫》的后記中這樣寫道:“家鄉的一草一木都無比的親切,感到生活里有一種詩的、美的東西,時時在沖擊著我,我想盡力捕捉住它們,想描繪下鄉親們那樸實忠厚的面影;渲染上淀水和莊稼的色彩。我力求把他們寫得樸素,自然,親切,感人! 在韓映山對鄉土生活詩意的發現中,與“風景的發現”相對應的是“人性的發現”。在人性的書寫上,韓映山更貼近沈從文的“優美”一派,他始終堅持書寫優美、健康的人性,不習慣刻意夸大人性中的假丑惡,更愿意將大多數筆墨都集中在對真善美的弘揚上。他說,“我喜歡描寫日常生活,喜歡在平凡的普通的人們身上,發掘真善美! 在韓映山小說的人物世界里,善良淳樸的老人和熱情活潑的青年構成了一組組優美的人性風景畫,“勞動”和“愛情”是表現優美人性的兩種方式。例如在小說《水鄉散記》中通過對“老豪”個人勞動事跡的寫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水鄉人淳樸無私、熱愛勞動的天性。在《瓜園》中的“秋高老頭”為了保住集體的利益,舍棄了自己辛勤耕種的瓜園;《日常生活》中的樸實而善良的“母親”為了集體和家庭,任勞任怨。韓映山小說中的“勞動”不僅反映著普通勞動人民熱愛土地的天性,更表達了一種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在韓映山的小說中,“愛情”是一個常見的主題,從早期的作品《鴨子》到中后期的作品《塘水清清》《串枝紅》,青年男女的純潔愛情永遠是韓映山鄉土人性書寫中的一道美麗的風景線;蛟S從“愛情”這一角度出發,更容易反映出青年人的人格和品性,他們淳樸的愛情背后是水鄉人民不被物欲遮眼的人性堅守。
如果說韓映山在文學創作中只是耽于鄉土生活的詩意描繪,那么他尚不足以被稱為“白洋淀派”的文學主將。準確地說,韓映山不是一個在詩意中尋求個人安逸生活的“隱士派”,他的內心深處有著對新時代和新生活無限向往的熱情,這種熱情又區別于宏大敘事“高大全”,表現在創作中即是樸素的現實主義追求。韓映山的小說創作受到現代作家影響較大,尤其是魯迅等人所創立的寫實主義傳統,他不僅師承了魯迅、孫犁等人的詩化小說,也延續了二者的現實主義風格。從1952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鴨子》開始,韓映山創作經歷了幾個較為明顯的創作階段,橫跨了公社時代、“文革”時代和改革時代三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在這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中,韓映山在小說創作中對“現實主義”追求也逐漸走向成熟。
韓映山第一個創作階段是1952年至1956年這5年間,這一時期是韓映山文學創作的個性展示期,在這一時期里,他寫出了《鴨子》《灣灣的河堤》《水鄉散記》《冰上雪花飄》《瓜園》等作品,相比于他中后期的作品,這一時期的小說給人的感覺是率真自然、靈氣十足,創作個性十分明顯,盡管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詩意與時代密切結合的方面,處理的不夠成熟,但是卻奠定了他一生小說創作的風格基礎。1960年至1964年是韓映山創作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是韓映山小說風格的探索期。這個時期內孫犁對他的創作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指導,尤其是在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上,韓映山受益頗多。1961年秋天,《新港》編輯部給了他三個月創作假期,韓映山回到故鄉白洋淀在實際的生活體驗中,寫下了《作畫》《放鴨》《雪里還家》《摘菱角》等作品,這些作品都是非常簡短,帶有了散文化的特點。1962年創作的《淀邊》《一天云錦》《瓜園月夜》等小說,更具有“采風”的性質,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淀邊的生活風貌。1963年創作的《愛蘭》《麥收時節》《父子之間》這些小說帶有了強烈的形式探索意識,尤其是“寫實主義”的自覺介入。韓映山這幾年間創作的作品因為處在探索期,表現出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尚不能認為是小說風格的進一步“深化”。而關于這一時期孫犁對其創作的指導,韓映山則回憶道:“后來,孫犁同志進一步指出,美是應該追求的,但美不應該是孤立的,她是和時代環境相關聯的,否則,美是無力的!睂O犁的這觀點讓韓映山覺得有“重新回到生活中去,并面對現實”的必要,為此他開始探索小說的縱深度,尤其是開始注重創作視野的開拓。然而正當韓映山面臨創作上“新的開始”的時候,“文革”風暴席卷了天津。在文藝界面臨著復雜動向的“文革”時代,韓映山毅然選擇“輟筆”,回到了冀北的故鄉白洋淀并且一待就是10年!拔母铩苯Y束后,韓映山迎來了他創作生涯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1977年到1984年是韓映山創作的成熟期,在這一段時期內,韓映山不僅保持著較高的創作量,《綠葦叢中》《田珍小傳》和《殘陽如血》等作品,無論是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顯示出“寫實主義”應有的深度與高度。這一時期的作品還有《采菱村》《串枝紅》《清風明月》等,不僅繼承了孫犁小說的詩化與圓融的風格,在寫實上更是緊貼著時代,寫出了時代人民的心聲。1985年后韓映山的創作趨于平緩, 1993年他推出了畢生惟一一部長篇小說《明鏡塘》,這部小說雖然融匯了他前期創作的所有經驗,但是在藝術個性上,尤其是在詩意和寫實的融匯上,卻未能真正超越他前期創作的中短篇作品。
真的時代體驗、美的風景發現、善的人性追求成就了韓映山小說藝術的高度,但是他的成功不僅僅歸功于他個人的才華和努力,“荷花淀派”這一文學流派給予了他更多精神上的引導與支持。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孫犁為代表的鄉土小說流派“荷花淀派”曾經給文壇吹去了一股持久清新的“荷風”。劉紹棠、從維熙、韓映山等幾個主要的“荷派”作家,以《文藝周刊》為創作陣地,在孫犁的影響和指導下,以趨同的藝術手法和創作風格樹立起“荷派”的文學旗幟。韓映山在文學流派上歸于“荷花淀派”,他不僅堅持了孫犁詩化小說的風格,也堅守了“荷派”的“風骨”意識,尤其是對現實生活的書寫上和美學傾向上,始終堅持書寫那些充滿時代熱情、健康向上且給人以“美”的熏陶的作品。韓映山曾經多次談到孫犁的作品對他產生的重要影響:“《風云初記》,像早晨的一片云霓,淀上的片片白帆,林間黃鸝的鳴囀,平原上搖曳的紅高粱,帶著奇麗的光彩,詩一般的意境,濃郁的生活氣息,清新的溪流,出現在中國的文壇上!彼汀昂膳伞敝匾淖骷覄⒔B棠、從維熙和房樹民等人更是保持著真誠的友誼,他們互相通信,在文學創作上取長補短、相互學習、相互啟發。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真誠的創作認同,“荷派”作家不僅在藝術手法上繼承了孫犁開創的“詩化現實主義”傳統,在美學傾向上對“真與美”這一審美旨趣亦保持著高度一致。以韓映山為例,他的小說充滿著一種樂觀的精神氛圍和引人向上的勇氣,這不能僅僅歸功于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而是“荷派”作家堅持追求“真善美”、堅持“人格與文格統一”的精神外化。韓映山說:“藝術的生命在于真實。這主要看作品的生活細節真實和作家的感情的真誠。虛偽造作是欺騙不了廣大讀者的。作品能否存在,不在于幾個評論家捧場,它要經受廣大群眾的鑒別和時間的考驗。有的作品出世時,并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時間越久遠,越能發光放彩!痹趯τ诿赖膶で笊,他更是堅持了“荷派”一貫的“道德凈化論”主張,他的作品書寫美、歌頌美,追求一種美的人格和人生境界,并非來自于一種單純的理想主義創作熱情,而是有著鮮明的精神傾向。1980年,韓映山在《綠荷集》后記中這樣寫道:“文學是人學,它應該像人生那樣豐富、多彩。它應該在鞭撻假丑惡的同時,宣揚真善美,給人以道德力量,鼓舞人類前進。它的功力應該是寓于潛移默化之中,陶冶人的靈魂!倍鴮τ谛≌f創作中的“現實主義”,韓映山又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他說:“文學作品應該在反映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引導生活前進,寫出人的品德和情操。作品的思想境界應該高一些。既不自然主義地照搬生活,又不應該憑著主觀意念制造假大空!笨v觀韓映山一生的藝術實踐,他在鄉土詩意中的現實主義追求,并沒有簡單地停留在“圖解”政治的理念上,而是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生活當中,從時代的、人民的審美視角出發,復歸于理想社會人性的探求;蛟S,這不僅僅是韓映山個人藝術經驗的反映,更是“荷花淀派”文學精神的重要體現。
“荷花淀派”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極具影響力的一支鄉土文學流派,著名作家鐵凝、賈平凹等人的初期創作也多受其影響。然而,這一流派的傳承與發展卻充滿坎坷,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之間經歷了幾次政治運動的沖擊后,許多“荷派”作家在藝術風格上有了新的轉向,劉紹棠、從維熙兩人更是因為“錯劃”與“錯判”的沖擊,復出后在創作風格上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韓映山雖然幸運地躲過這場運動,但是“荷花淀派”卻如他所說的那樣已經到了“留得枯荷聽雨聲”的地步了。對于這種變化,韓映山在惋惜“荷派”變化的同時給予了文友們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在他看來“荷派雖有起有落,有興有衰,然而此流派的影響是不會終斷的,他不會是強弩之末!彼麄人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堅守“荷派”精神從事鄉土小說的創作,不去追趕那些“趕時髦”或者“嘩眾取寵”的現實主義,始終追求鄉土詩意中的現實主義書寫,捍衛著“荷花淀派”文學精神的純潔性,更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堅守。1990年,韓映山在《關于“荷花淀”文學流派》一文中,又重申了“歌頌真善美、鞭撻假丑惡”這一創作宗旨,并且認為“如果違背這一宗旨,就是對荷派藝術的褻瀆”,他在后期的創作中一直堅守著這宗旨直至生命結束,當之無愧地成為了“荷派”文學最忠誠的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