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寫作“服務讀者”是一種誤解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張煒，近日推出新作《也說李白與杜甫》，該書是張煒在萬松浦書院的講稿基礎上整理而成，是一本關于李白和杜甫的文學沉思錄，對李白和杜甫在求仕、婚姻、創作和晚境等話題逐一做了闡述�！”景孀�稿 記者張曉媛

　　張煒談寫作：　“服務讀者”是一種誤解

　　在我因寫作過度勞累兩次住院之前，我的寫作一般都寫到凌晨兩點半左右。因為體力精力的原因，50歲以后寫的比較少了�，F在的生活比較規律，每天晚上十點半休息，早上七點起床。我現在每天主要的工作是閱讀，是沉到生活中去。這些年搞了大量的鄉村調查，鄉村調查時間占了我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積累了大量的圖片、錄音和文字資料，論字數得一兩千萬字。再就是辦教育，一方面與有關大學和文化機構合作，辦好萬松浦書院的講學活動；另一方面在海內外眾多大學和文化機構講學，收獲很大。

　　下一部作品打算寫一個小長篇，已經準備、構思了十幾年了，已經在我的心中滾瓜爛熟。因為忙，因為鄉村調查、講學等各方面的任務繁重，一直還沒正式動筆。下一步準備把它寫出來。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專業小說家，而只是一個經常寫作的人而已。只要有表達的欲望，我就會以合適的形式寫出來。小說，書評，詩，報告，論文，計劃書，教材，散文，戲劇，都嘗試過。其實只要一個人認真生活，有所謂的責任感，就一定有很多話要說，如果是一個寫作者，就會以各種形式發言。做一個專門的寫作匠人如“小說家”，只不過講講通俗故事，比較起來就廉價一些了。所以我只想做一個業余作家，生活中該做什么就做什么，寫作沖動來臨了，又有時間，就坐下來寫作。我沒有采過風，也沒有尋找過素材，因為沒有這些需要。實際上一個人只要堅持了寫作的業余性，并堅持原則，那么可以寫的東西、寫作所需要的“激情”，就一定會源源不斷。

　　現在的網絡沒有門檻，網上的東西十分混雜。但我不相信網絡會對文學造成真正的沖擊。文學表達只不過是一種生命現象而已，我以前說過，不必擔心“文學死亡”的問題，人類如果像科學家說的那樣，能夠在太陽終結之前移民其他星球，那就一定會繼續自己的文學表達�，F在發表文學作品的載體多了，幾乎可以隨時寫作隨時發表——也正因為如此，寫作者才要苛刻地對待自己的每一個字，要嚴格推敲，學習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泥沙俱下的傾瀉只會制造垃圾。所謂的作家，首先是能夠與文字垃圾保持極大距離的那部分人。

　　寫作者常常有個誤解，就是要“服務讀者”。寫作是一種心靈之業，要始終聽從心靈的指引，更是追求真理的一種方式。利用公眾趣味投機取巧，這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是可恥的。不倦地追求真理和藝術，才會是有意義的人生，才會對人類有所貢獻。

　　簡介

　　張煒，1956年11月出生于山東省龍口市，原籍棲霞縣。1973年開始小說和詩歌創作。

　　作品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遠河遠山》《柏慧》《能不憶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你在高原》等19部；散文《張煒散文年編》20部；文論《精神的背景》《當代文學的精神走向》《午夜來獾》；　詩《松林》《歸旅記》等。2014年出版《張煒文集48卷》�，F已出版各種版本500余部(含海外版本四十余部)。

　　1999年《古船》分別被兩岸三地評為“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和“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九月寓言》與作者分別被評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家十作品”�！堵曇簟贰兑惶肚逅�》《九月寓言》《外省書》《能不憶蜀葵》《魚的故事》《丑行或浪漫》《少年與�！贰洞题�歌》 等作品分別獲得海內外七十多種獎項，如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全國五個一精品工程獎、臺灣金石堂選票最受讀者歡迎獎、臺灣好書獎、莊重文文學獎、中國最美的書獎、全國暢銷書獎等。新作《你在高原》獲鄂爾多斯文學大獎、華語傳媒杰出作家大獎、中國出版集團特別獎、茅盾文學獎、《亞洲周刊》年度華文小說之首等十余項。

　　一李白與杜甫

　　“李白是一個自天而降的人物，杜甫從地面往上攀登。但是杜甫的樸實與誠懇，又有人性的大魅力和溫暖吸引著我們�！�

　　山東商報：從什么時候打算寫《也說李白與杜甫》這樣一部書，為此做了哪些準備？

　　張煒：這是一部“萬松浦書院2013年春季講壇”的錄音整理稿，由聽課者整理、編訂，作者再進行補充和修訂完成。這算不得一部古典文學研究專著，而僅僅是一部閱讀者的“感言”。但其中的許多問題，尤其是對李白、杜甫的認識，是我長期學習、思考的結果。這種積累和準備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

　　山東商報：成書花了多久，寫作中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張煒：成書的時間并不太長，但其中花費的功夫是相當大的。因為這次講壇主要采取的是對話交流的方式，大家都以平等求真的態度相互交流，有時甚至沖撞起來，討論的問題既有一個主線，又非常寬泛；同時原來的每一講也沒有這樣清晰的次序，兩位整理、編訂者陳沛、張洪浩先生付出了很多勞動。應該感謝他們。

　　山東商報：書名《也說李白與杜甫》，大概是承續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而來的吧？您認為兩者有什么關系？

　　張煒：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出版了一本《李白與杜甫》，影響很大。那時候公開出版的書很少，再加上郭先生這本書提出了許多新異的見解，所以引起了讀書界一片議論。這種討論直到今天還在進行，它在學界的影響還很大。我的這本書前邊加了“也說”二字，當然是對應郭先生那本書的，熟悉這段歷史的人一看就會明白，這是由那本書談起和生發的一些文字。要理解這本書，最好先看一下郭沫若先生的那本書。任何書都要求簡潔，力爭用最少的文字說個明白。這本書要告訴讀者的，也就是書中這20多萬字所表達的內容。山東商報：您怎么來看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張煒：當時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影響極大，一方面這是他這樣一個人寫出來的，他算是1949年之后中國的“桂冠詩人”；另一方面那時候基本上沒有什么書，讀者實在饑渴。當時他的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礙于他的身份，反面意見并不尖銳。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了，隨便一些了，可以說話了，各種批評之聲才潑辣而出。我對這本書的看法很多，一直悶在心里。但我真正冷靜下來，今天再讀，卻讀出了不少隱秘。這屬于人性的隱秘，每個人都有。以前我一直納悶的是，這位寫過《女神》的天才詩人，有豪情有洞見有大經歷的人物，怎么后來會寫出那么多自殘式的、極幼稚極肉麻極可笑的所謂“詩”？也正是從《李白與杜甫》這本書里，我讀懂了一點點“為什么”。許多許多人性的秘密，就藏在這本書里。他借兩位古代詩人，竟然說出了許多真話，當然那是曲折地說、隱晦地說。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很重要。我的“也說”，當然是從他的書緣起的意思。郭沫若先生書中當然也有一些不可救藥的“時代偏見”，這也是人們說了多次的。山東商報：您個人更喜歡李白還是杜甫，為什么？

　　張煒：個人更喜歡李白還是更喜歡杜甫？這不好說。有時更喜歡李白，這和郭沫若是一樣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李白是一個自天而降的人物，杜甫從地面往上攀登。但是杜甫的樸實與誠懇，又有人性的大魅力和溫暖吸引著我們。

　　二“只有浪漫主義”

　　“杜甫通常是‘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我看來他最好的詩卻是十分浪漫的。詩人們的性格不同，文字的風格色彩自然也不同，但他們只要是優秀的，就必然是浪漫的�！�

　　山東商報：人們習慣于說“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并將李白稱為“浪漫主義詩人”，將杜甫稱為“現實主義詩人”，您為什么覺得“只有浪漫主義”？

　　張煒：在我看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沒有那么對立，它們甚至是一回事。從文學創作者的體驗來看，好像沒有什么“現實主義”。因為凡寫作必要個人化，必要想象，必要變形和夸張，必要讓思緒激越和飛翔。再現“客觀現實”的文字不是文學。杜甫通常是“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我看來他最好的詩卻是十分浪漫的。詩人們的性格不同，文字的風格色彩自然也不同，但他們只要是優秀的，就必然是浪漫的。

　　李白和杜甫作為兩個隱性的榜樣，無論是寫作還是現實生活，對知識人特別是文學人的影響是很大的，漸漸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概念，比如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比如腳踏實地的樸實還是比較夸張的言行舉止。這些都是后人給他們貼上的標簽，被概念化簡單化了。他們兩個作為真實的人，并不是這樣簡單的。就文學創作而言，文學不同于紀事、記錄，文學需要想象，需要精神飛升。沒有一個好的作家是純客觀地記錄現實的。不管別人怎么看，我認為杜甫最好的詩篇可能不是《三吏》《三別》，可能是別的更具浪漫色彩的詩篇。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浪漫主義”的。山東商報：您對今天的讀者閱讀李杜有什么期待？張煒：李白杜甫的詩，唐詩宋詞，是中國人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因為從小就聽到一些句子，上學也要學習。不知道李杜的人很少，但知道得很深入的人也不多，有個人見解的人更少了。人云亦云的多，概念化理解的多。這對于學習李杜了解李杜，反而造成了俗見的屏障，俗見越多屏障越厚。少年讀李杜，中年讀李杜，五十好幾了再讀李杜，每個年齡段的感受都大大不同。仿佛是最熟悉的東西，也會突然發現：過去原來真的不懂。

　　我以后還會再讀李杜，那時候新發現和新感受一定還會有。多么復雜的人和事，還有那個朝代的一切，都需要仔細辨析。研究李杜的書籍太多了，可以用一個詞“汗牛充棟”來說。這么多書，都可以看，不過讓我們信誰的？最后還得信自己的，自己的真實感受，自己的判斷，這最重要。好在有李杜的作品在那里，這是最好的依據，離開了這些依據，書再多也沒有用，那樣的書并不重要。一些不重要的書只會干擾我們的閱讀。緊緊抓住原典即李杜的作品來讀，這是我這些年側重做的事情。李杜這兩個人太有魅力了，所以他們的詩才有魅力。別人是怎么說李杜的？這對于研究者是重要的，但對一個讀者不一定特別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自己從李杜的作品中獲得實在的感受。最真最深的觸動是什么？能直接說出來嗎？這才是關鍵之所在。評說李杜，品讀李杜，少看別人的臉色，這是關鍵之所在。山東商報：您希望通過此書表達怎樣的理念？

　　張煒：對古人的任何閱讀脫離了當代思悟，就少了許多意義。不能滿足于學究式的考據，雖然這也十分重要。我們要能從當代的網絡喧囂中聽到李白和杜甫的腳步聲。這聲音一開始會是弱小的，但仔細傾聽，它就會離我們越來越近，最后這腳步聲變得震人耳膜。李杜離我們并沒有想象得那么遙遠，時間也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緩慢。時間很快，唐朝不遠。許多問題并沒有完全離開我們，比如底層與廟堂、浪漫主義、干謁、腐敗與清流、攀附與寂寞，這些大問題其實自唐朝甚至戰國時期到現在就沒有多少改變。由此可見，讀李杜也是一件切實就近的事，因為這兩個標本不僅是文學的、詩的，還是人的、社會的，他們身上放射著強烈的現代和時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