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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氘:我們時代誘人的科幻命題

    http://www.jchcpp.cn 2014年11月17日09:10 來源:中國作家網 飛氘

      如果要寫一本關于未來世界的科幻小說,大約需要這樣的準備工作:從當前的形勢中發現某些情況,合理地感知到未來將會出現的種種可能性,從其中挑選出最刺激或最可能、或一旦出現而最有意味的一種,推想其在未來成為現實的話,將會發生什么情況。當然,為了讓人信服,首先要回到過去,給出數據,說明如此推測的合理性,以便讓對將來的演繹看起來合情合理。

      馬丁·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正是遵從了這樣的方式,通過各種數據、圖表、事例,來說明“中國統治世界”這一很有科幻色彩的推測性命題的由來及其發生后的可能意義。面對那些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大變革還渾然不覺或者認為中國崛起不過意味著中國變得和西方一樣的西方人,作者首先說明全球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不同面貌(歐美的、日本的、中國的),以說明“現代性”并非只有西方一種方式,東方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崛起更多歸之于東方國家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經驗,而那些常常歸之于“現代”的諸多必然因素(理性、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殖民擴張)不過是歐洲現代性的特殊成分,而非普遍性的構成,因此后者不能夠被視之為“現代”的前提條件,而不過是特色。作者反反復復地告誡西方讀者,由于現代性不只一種,“現代”在世界各地所開的分店,即便受到西方現代性的推動,但其面目必然也被各地區歷史和文化所形塑。未來的世界將不再只由西方式的現代性所主導,而將出現多種現代性的競爭。

      接著,為了說明中國崛起將與英國、美國等曾經或今日霸權的崛起有怎樣的不同,以及由此帶來哪些全新的變化,作者列舉中國的特殊性,強調中國的現實(即使經過了中國革命的改造)與歷史的繼續性。比如,中國是一個被迫穿上“民族國家”制服的文明古國,它的面積和文化多樣性使它更像一個大洲,它對主權的理解也不同,更傾心于“和而不同”,由此可以理解“一國兩制”,即“一種文明、多種體系”,而非西方的“一種體系、許多國家” (形式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由此,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形成的是朝貢體系(形式上的不平等和實質上的區域穩定)。以及,中國人趨向于大一統而非分裂;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劇烈的變革使得“過去”、“現在”與“未來”都不是互相隔絕斷裂的,而是壓縮、并置、重疊在一個廣闊的空間里;兼具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特征(GDP總量的龐大和人均量的貧弱),等等。凡此種種,都影響到中國與鄰國、與西方的關系,例如在處理南沙、西沙等問題上的決定和認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臺灣問題上的無可妥協,等等。

      通過描繪一個與西方熟知的“現代”如此迥異的中國現代性,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些面朝未來的問題:在“中國崛起將持續進行而非意外中斷”的假設下,未來世界將會怎樣?隨著實力的進一步增強,目前中國的內斂風格還能否繼續?面對霸權的跌落和中國的崛起,美國是否會做出惡劣的反應,給全球帶來災難性后果?凡此種種,皆可稱為“科幻”命題。作者試圖說明這一假設的積極面向和消極可能:中印將以其人口的巨大規模使得國家間的博弈過程變得更為民主(民主的基礎在于計算數目);中國可能以某種帶有朝貢體系色彩的現代國際關系沖擊舊的民族國家體系;經濟成長的高速既可能為第三世界的復興和更為公正的世界作出貢獻,也可能為資源和環境帶來危機;中央帝國心態可能影響到它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不平等態度或許引發別國的憤懣和反抗,等等。

      總之,一句話,在馬丁看來,這個巨人今天正在站立起來,此刻他克制自我,加入到西方制定的游戲規則中,但當他崛起之后,由于自己攜帶的獨特的歷史記憶,必然不會按照西方的方式行事,他將改變游戲規則,西方的玩家們,要為與這個巨人玩游戲做好準備才行。

      如馬丁所說,理解中國是21世紀的最大挑戰。實際上,“中國的未來”以其不確定性,成為今日知識界最誘人的科幻命題。很多知識人早已從不同層面進行過類似的“科學幻想”。這里僅舉兩個例子說明。

      其一,經濟學方面。馬丁的論述讓人想起在本書之前出版的《亞當·斯密在北京》。在那本書里,同為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阿里吉,從長時段的世界經濟史角度,考察資本主義數百年的擴張和霸權轉移,闡釋最新一輪的權力交迭:美國霸權的“晚秋”如何被東亞的“春天”所代,以及中國通過“工業革命”、“勤勞革命”以及政府利用市場作為管制工具以鼓勵競爭并保護工人福利等諸多非殖民掠奪的方式所達成的經濟起飛對于世界經濟的獨特貢獻,由此可能導致美國和北方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支柱日漸動搖,南方國家通過日益充裕的資金贖回債務,把貿易順差的再投入從北方國家逐漸轉向南方,以此作為南方解放的工具。建立在全球市場之上,而非單一的政治—意識形態,出現了新萬隆集團,對全球財富和權力等級制度構成了威脅。北方必須與南方合作。如此,中印兩大國的態度變得重要,這意味著一種可能:將中印乃至世界從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和生態毀滅中解放出來。前提是:人們必須認識到,東西兩條道路并非截然相反,而是互有交匯,東方道路也可以提供另一種現代化的可能。

      其二,國際政治層面。馬丁朝貢體系論述的用心又讓人想到哲學家趙汀陽的《天下體系》。趙汀陽認為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實踐中導致沒有人為“世界”負責,而只對自己的“民族、國家”負責,因此,在國內適用的民主、自由并沒有推廣到國家間的層面。故而,目前世界仍然是個“非世界”,或“無效世界”。這正是全球化時代諸多困境的哲學根源,它使得整個世界處在流血乃至毀滅的危險之中。由此,他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的“天下”,發現這個幾千年前提出的概念蘊藏的理論潛力:它把“天下”看作是“至大無外”的思考單位,從“天下—國(諸侯)—家”這樣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實現各個層次的和諧,它不承認存在著無法被“化解”的絕對他者,而相信每個他者都是這個至大無外的“天下”的一個組成,因此也就排除了不可通約的、絕對的“文明的沖突”,而這正是我們今日世界所渴求的。中國人的文明觀對于未來的世界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的結果?趙汀陽借傳統中國概念作發揮性的使用,多少或可作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其實,關于中國是個文明國家還是民族國家的論證,學者汪暉的一系列研究提出了一些富于啟發的簡介,他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里,暗示了一種理解的方式:中國不是一個僵化的疆域、語言、種族等等,而是從古至今的一代代士人縫合歷史的變遷與斷裂、賦予其連續性和認同感的努力,中國的歷史實踐也因此能夠成為反思西方主導的現代性過程的一個重要契機。

      盡管馬丁的著作資料豐富,但與那些在不同層面展開的專著相比,它的學術性顯得不那么強,與其說是一部學術著作,不如說是對當前時代在中國崛起背景下展開的諸多前沿性學術研究的綜合、總結和通俗化,馬丁的目的并非與知識界展開激烈的辯論,給中國崛起這一事件以學理上的說明,而是面向西方大眾,用豐富的證據、清晰的條例、淺白的語言來說明這一事件將會怎樣,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改變世界的未來走向。換言之,這更像是一本西方人在未來中國全面崛起時代的生存手冊。它一方面為民眾敲響警鐘,提醒未來的游戲規則即將改變,另一方面又安撫民心,說明中國的行事方式雖然不同于西方,但仍有很大可能使世界朝更有益的方向變化。

      如此的立論旨意,自然也就難免限制它的行文方式,討論的問題也就不免淺嘗輒止,相關論述更難逃簡單化的偏頗。比如,馬丁試圖超越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以更長久的中國歷史來解釋中國的行事風格,這使他更強調共產黨執政與歷史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這樣的論述將“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的復雜性予以遮蔽,讓人覺得甚為潦草。類似地,中國革命勝利后前30年的革命性變化與后30年經濟成就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得到關照(土地革命帶來的平等邏輯作為個人在市場上平等的起點等等),后者反而被掛鉤到革命前的歷史。這不免讓人覺得馬丁對中國革命這一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的意義有點隔膜。

      事實上,為了打破“中國將變得越來越像西方”這一幻想,馬丁過分強調了中國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然而,中國革命作為人類歷史上以慘痛代價換取獨立自主的偉大事件,其根本精神恰是一種“普遍性”的情懷,即相信普遍性的正義、平等、解放可以在半殖民地中國獲得其具體的表達形式,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正是共產主義這一普遍性信仰與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的結合。而今日中國在經濟成就下暴露的諸多社會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正是普遍性信條的失落:人們的精神信仰出現真空而導致了危機。我認為,中國崛起能否成功,除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之外,還在于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不斷回答“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這個問題,否則,我們無法在與西方進行的價值競爭中獲勝,也就不可能真正崛起。馬丁過于強調中國的特殊性,則容易使人忽略這一層面的問題。

      最后一個重要問題,是所有西方學者,不論其多么深刻,在解釋中國崛起這件事時都難以逃避的局限性:外在于中國的空間位置,決定了他們永遠也難以真正地從感性、經驗的層面獲得深入而持久的認知和全方位的把握。以阿里吉為例,他認為,中國發展帶來的經濟實力,為新一輪世界革命提供了動力,人類獲得了一個實現全球性正義的契機,但問題是,如何處理中國內部的正義問題?南方國家走出資本主義歷史困境的可能性前景被中國的嚴峻現實蒙上了一層陰影。而在馬丁那里,這卻不是重點,因為他關心的只是“當中國持續崛起時,將會發生什么?西方人怎么辦?”而對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說,盡管崛起的前景很令人向往,卻不能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中國崛起之前,我們應該怎么做?”當我們把“When”換成“Before”之后,對西方人來說的科幻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沉重的現實主義命題。這些沉重的現實,對包括科幻作家在內的所有中國寫作者都提出了挑戰,這同時也是我們身處其中的時代賜予文學的契機。最近,中國科幻界提出了所謂“科幻現實主義”的問題,對我來說,這不只是個理論思辨和文學理念的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實踐的問題。不夸張地說,當代中國最偉大的科學幻想仍然不在文學中,而在社會實踐中,是一部由十幾億人民共同創造的叫做“中國崛起”的科幻作品,這部作品尚未完成,情節的走向撲朔迷離,但有一個值得期待也不得不去期待的努力方向。故事的結局如何,只能通過勇氣和智慧,在未來的實踐中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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