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批評家的敏感和敏銳

　　饒翔的評論集《重回文學本身》讓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覺，他對正在行進中的當代文學創作與理論問題有著極敏銳的捕捉力和感受力，但又不止于此。在敏銳的后面有比較深厚的基礎理論、哲學內涵和寬廣厚實的現當代文學史知識作支撐，于是他的敏銳就顯得不薄、不隔、不飄。他的文章，哪怕只是對一些新作的及時性點評，其后面也有個廣闊背景，在感性與學理性、具象與宏觀性上，有可能帶給我們見微知著般的啟示與思考。

　　這種敏銳往往體現為一種善于提出問題的能力。比如，近幾年中國文學對現實的關注度、對現實發言的欲求明顯上升了，但同時，文學在今天的“發言”又十分困難。文學與資訊、與大量社會新聞之間忽然發生了極為密切的文本糾纏，逐漸成為一個突顯的、需要認真辨析的問題。對此，饒翔的反映是敏感的，思考也是深入的，他的《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如何開始》一文提出，在這個“現實比小說還要精彩的時代，小說靠什么吸引讀者呢？”他舉了方方的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為例，像涂自強這樣一個“沒背景、沒外形、沒名牌也沒高學歷”的“普通青年”，僅靠個人努力，在大城市中安身已如此艱難，更何談立命。小說沒有渲染人世險惡，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善中，以一出“從未松懈，卻也從未得到”的個人悲劇叩問現實法則。饒翔的文章似乎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感到這個作品在盡力貼近現實的同時，過分粘滯于現實，寫得太實，缺乏超拔，有點像問題小說，它的共鳴更多來自“問題”，而非“文學”。他又舉出余華的《第七天》，認為余華在虛構上討巧，大量拼貼社會新聞、網絡段子。饒翔認為，這種“奇觀化”的中國現實或許迎合了西方人的“偏狹趣味”，滿足了他們對于一個“魔幻中國”的想象認知，但作為中國的讀者，我們卻不免疑惑：中國的現實難道就是如此嗎？且不論余華所“引用”的“中國故事”的真實度、可信度，我們所不滿的是一名優秀作家對于中國現實只作出如此皮相的認識。

　　據此饒翔提出了一個概念——“虛構的危機”。在他看來，在喧囂的傳媒話語場中，信息爆炸、觀點紛爭既彰顯著價值觀的多元，也常常讓人憂慮于價值觀的混亂。優秀的小說家總是能提供對于時代癥結做出完整而富于形象血肉的敘事與深刻思考，作家的“誠與真”、充滿勇氣的現實批判、毫不含糊的價值判斷，會讓我們從其作品豐富的形象背后發現那個強大的作家主體。相對于新聞報道所要求的“客觀真實”，文學創作要求的是“主觀真實”，要看作家主體精神的滲透程度。社會新聞與小說敘事元素過于快速、直接的黏合，既是作家缺乏直接連接地氣的、可持續資源的一種表現，又是作家不得不將敘事焦點對準普通讀者所關注的熱點話題的一種敘事動機。因為作家也很清楚，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相比較于生態惡化、資源短缺、就業困境等社會現實問題，文學被全民關注的程度明顯在減弱，如果文學不“親近”這些問題，就不可能被普通民眾所重視。這是我們現時代的文化癥候，也是當下網絡文化對紙媒形成沖擊的一種表現。

　　對評論者來說，能夠豐博地引述權威著作中的話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一個評論者的解讀能力——解讀作品、解讀文學思潮與現象、解讀作家創作心理、解讀文學史歷程等。解讀能力是一種綜合能力，是一個評論者的學養、天賦、氣質、知識積累、語言才能等形成的“掘進能力”。解讀能力強的評論者可能比別人更早發現問題，更善于抓住問題的實質，饒翔就是一個解讀能力出眾的評論者。他對期刊最新作品的及時評論，往往能引發出具有普泛價值的話題。他從唐子硯的《躁郁癥》、弋舟的《而黑夜將至》，以及蔡東、文珍、姚鄂梅、石一楓等人的小說中發現了諸多城市化高速發展中個體生命的獨特表征。比如，抑郁癥作為都市病的新的代表進入作者筆頭，成為一種新的經驗書寫，隱喻著當下城市的病癥；情感婚戀每每總是時代變換和社會轉型的晴雨表，糾結著兩性關系的重構和社會關系的重組。張潔的《一生太長了》中有只“哲學狼”，饒翔指出，從這只狼對世界的絕決看出，曾經一度徘徊在此岸與彼岸之間的“痛苦的理想主義者”，擺脫了對“此在”的執著，也放棄了對未來的“呼喚”，而賦予死亡以一種詩意的冥想，一種視死如歸的坦蕩，將不死的自由靈魂留存在文學當中。他認為鐵凝的《海姆立克急救》是少有的嚴厲峻急之作，嚴厲是源于批判性，而峻急則因為意識到“急救”的緊迫性。

　　此外，饒翔對同代人張楚、付秀瑩、甫躍輝、蔡東、文珍等人的精致的評論，他對張潔的作家專論式的深入研究，都顯示了他“做學問”的耐性。我們從這些成果中看到的饒翔已不完全是一個評論者，而是研究家，是一個敏感的、悟性頗高的，有些陰柔氣息的、善解人意的研究者。他的評論是思潮性與學理性、現實感與審美規范、活生生的問題與創作實踐深刻交融的產物，這正是當下文壇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