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捷生：在仰望中緩慢靠近

　　說句心里話，對《人民文學》，我是在仰望中緩慢靠近的。仰望了多長時間呢？仰望了半個多世紀！但靠近它，我是說用自己的作品靠近它，只是近兩年的事。不過，此時我已經是個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不可救藥地喜歡上了文學，算得上是個狂熱的文學青年。那時，我已走出深宅大院，和許多調干生一樣住在學校，頓覺天高地闊，課外生活幾乎都交給了文學閱讀和去文學講習所蹭課。記得當年由丁玲主持的文學講習所設在地安門，我每次去蹭課都騎車來回，不知疲倦。而且，光蹭課還不解渴，又通過丁玲是湖南老鄉這層關系，把文學講習所的講義全部找齊了，不惜整本整本地抄錄下來。常去文學講習所講課的有茅盾、巴金、冰心、周立波等大作家，他們的名字，從此就像刀刻一樣記在了我心里。當時的文學刊物僅有廖廖數家，作為國內最高文學期刊的《人民文學》，是每期必讀的，可說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對感動自己的作品，讀一遍不夠讀兩遍，讀兩遍還放不下又讀第三遍，直到許多段落能熟練地背下來。王蒙1956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就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還記得組織部新來的那個敢對官僚主義說不的年輕人叫林震。當時雖然也有寫作的沖動，但卻從未想過給《人民文學》投稿，因為我感到它高不可攀，就像在浩瀚的天空中閃爍的星辰。實際上，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的作家，個個如雷貫耳，在我的心目中，也確實都是天上的星辰。哪怕是我認識的長輩，如丁玲、賀敬之，當我站在他們面前抬頭看他們，真有仰望星空的感覺。

　　許多年后，在程樹榛先生當主編時期，我的名字作為《人民文學》的“名譽理事”被一期期地印在刊物的扉頁上，而且和主編程樹榛、副主編周明他們成了常常把酒言歡的好朋友，但物理空間雖然縮小到觸手可及，心理空間卻依然無限遙遠。不怕人們笑話，在文學上我是個自卑的人，讀大家名家的作品越多、越深入，與文學界的朋友走得越近，反倒覺得自己與他們隔得越遠，越不敢出手。有一次，程樹榛主編親自向我約稿，要我寫一篇在襁褓里跟隨父母長征的文章，我戰戰兢兢寫了幾千字，名為《長征：我的生命之歌》。但稿子剛寄出，心里卻先打起鼓來：《人民文學》，可是給眾多讀者閱讀的刊物��！我有力量得到他們的承認嗎？這樣一想，心就涼了。

　　我真正走近《人民文學》，是2012年和2013年。這時，人生苦短，我已經是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太太了，心想再不動手，說不定哪一天老糊涂了、呆癡了，堆積在記憶中的往事也便要被歷史淹沒了，于是不管不顧地寫了起來。本想在出版社出本小冊子，悄悄地為自己的一生做個小結，未想責任編輯看過稿子后大加贊賞，主動把其中的三篇合成一組推薦給《人民文學》的周曉楓編輯。我聽說后還埋怨他說，真不知深淺，那三篇東西長達5萬多字，比一部中篇小說還長呢，這不是給人家添亂嗎？但沒過多少日子，李平女士給我打來電話，說編輯部讀過那三篇作品的人都說好，準備一期集中發出來，還要撤下已經編好的稿子提前發。后來我才知道，正要離開《人民文學》的周曉楓編輯看完我這組作品后，愛不釋手，鄭重交給了負責散文的李平副主編，李平副主編讀完后也喜歡，決定在退休前自己來當責任編輯。

　　這就是我在2013年《人民文學》第5期發表的那組據說還有些影響的集束散文《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其中包括《外公在母親心中》《庭院深深深幾許》和《逃離雅麗山》。

　　讓我受寵若驚的是，我這組長篇散文在《人民文學》發表后，不僅獲得了《人民文學》當年的優秀作品獎、作家出版集團當年的優秀作家獎，還獲得了第三屆朱自清散文獎、第六屆冰心散文獎；然后，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散文集，又獲得了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讓我沒齒難忘的是，在《人民文學》召開的年度優秀作品獎頒獎會上，聽說我的那組散文得獎了，我的老朋友《人民文學》老主編程樹榛先生，不顧年高體衰、重病纏身，堅持要趕來給我頒獎。那天，在離當年的文學講習所演變而來的魯迅文學院只有一步之遙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多功能廳，看見程先生顫顫巍巍地走過來，我不禁熱淚盈眶。

　　一個曾經像仰望星空般仰望《人民文學》的小姑娘，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緩慢靠近它——想起這段經歷，我是該哭，還是該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