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正耕：第四種批評：傾家蕩產的中國當代藝術

——《中國當代藝術2013》序

　　第四種批評，從社會學的形態定義而言，在這里相當于清前專設于中央政權中“言官”的角色所發出來的純屬個人對社會看法的聲音之一。

　　但此處所言的定義，又有別于清前中央政權中言官們的職責的看法的放言形式。

　　在這里，是專指，它是一種泛美學與藝術學本體有直接關聯的、只對藝術品及藝術家品行進行直抒胸臆的，純藝術學范疇的評判與觀點方法。筆者在中國為中國藝術良性發展中行走中國大地30多年，尤其是2000年以來每年為中國在世界最大最完整呈顯中國藝術家年度創作的平臺《中國當代藝術》出版進行的全國每年一次選稿工作時，順便在中國各高校講座時所積累起來的、對中國文化發展的看法——也就是說，它是純屬個人對中國文化的看法的觀點的總體集和，與其藝術創作中總體集和的內在邏輯分析并能形成規律的一種文學藝術批評思路樣式。

　　當然，一是，它有別于屬于國家政權中政體鞏固所需的文化藝術觀；二是，也有別于高等院校中為教育體制延續而形成的、以學院專事該項工作的教學成果觀下的學術樣式的文藝思想觀；三是，還有別于藝術體制外的以民間力量形成的，近十年來主要為從藝者追逐名利而自發組織形成的對藝術品、藝術家自身發展滿足再顯必須的，專事該項工作人員所形成的已制定出默許游戲規則的含一定類學術觀持有者所形成的江湖團體，如“中國美術理論家同盟”旗下的總體藝術家們的寫作潛規則與觀點。

　　筆者在前面的十三年間反復著文、著書言說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通過對中國當代藝術良性發展的呼吁，藝術家、藝術市場規律的建構背后所隱藏的已被丟失的民眾的教化與文化的教化，怎樣才能在重新召回中，形成一個諳合大道的規則。筆者曾經試制過幾種模式，即：一、社會文化基金用于民眾中有才情的藝術家進行自由創作而減少國家財政與管制的負擔，減削西方對中國的文化經濟強勢植入，從而提高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文化安全防范的力度而必須形成的藝術基金會制；二、重新認識并復學在人類歷史上五分之四時間都是世界大國的治國之道中所留下的文獻與選擇使用這些文獻，使一個民族回到具有真正民族文化精神特征并具神性而為其終一的社會良好環境；三、廣開社會聚賢納才之舉，寬容環境，使一個民族回到勵才宗學、積極向上的社會總體進取精神，成為全民族才俊效仿的標桿；四、文化樂業、各顯其術而納于道統。

　　然而，這十多年的努力，顯然是勞大于功。究其原因有：一、集權者放棄了對民眾的教化，混淆了藝術與教育都應納于教化的概念；二、放任過度，忽略了自由民主與文化藝術創作的真正含義，與其所存在的環境土壤關系。

　　一、    

　　文化的教化還是教化的文化

　　教化這個詞，本源于儒家的觀點。

　　意指國家用禮樂教化的方式防止人心邪惡，使社會更為良善。

　　漢代初年，陸賈在《新語·無為》中曾說：“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倍�在《對賢良策》中，董仲舒又說：“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逼鋵�，他們的觀點為集權制中的國體奠定了文化政策與固化民眾的理論基礎。而二千多年來，中國的皇權們都一直在沿用此觀來達到治理國家并使國強民富安祥呈世的目的，且還并都一一實現了他們及各層的宏愿，以民為上，造福了黎民。

　　顯然，這些觀點都是主張并促成了政權者們實施了：德行教化使民從根本上免除了犯罪動機，而刑罰僅僅只能防止人民犯罪。這種為治民的方法后來一直與刑并用，相濟相成并在后世中得到了豐富與發展，并對社會良善、宏懲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幾十年來，我們似乎都忽略并放棄了教化。因而，我們的今天人與人的精神、社會功德品行與溫、良、恭、儉、讓、禮、孝、忠，才散潰并顯存于中國大地。本土的、西方的神們才各自競爭著自己的神位，使整個民族顯得熱鬧而危機四伏。

　　我們想想，一個缺失信仰的民族的可怕性，就是在于江河日落中毫不謙讓地爭相盡享著最紅的一縷殘陽。

　　自私而沒有社會大同賢德之心是目前整個中國的國情總顯。筆者在《第四次浪潮》中含蓄呈露的文化藝術領域蔓延開的動蕩，實指在最后一縷陽光享盡后可能導致的國情的波動的觀點，似乎對于已經麻木的民族或者是只顧自己撈好處的人們而言，并沒有引起相關人士深層的重視。

　　其實，目前我們有著文化的教化，而缺失了教化的文化。在前朝，教化原本是國民國體的固育化淤的良劑，是良善社會各種形態的文化樣式呈顯。也就是說，作為國家的文化是必須與政統對國家的目的保持一致的。而今天，我們似乎混亂了文化的教化與純個體性藝術創作的文化的面貌與目的。似乎人們在所謂的一切經濟化中，完全沖淡了文化應是教化的一部分的實質。把文化納于教化是中國儒學及儒學以前有智慧的中國先賢們的創舉。如《詩經》、《楚辭》、《禮》、《尚》等文獻中都可以看到對德行的贊譽與推崇。但今天，所樹立的社會公眾德行楷模，似乎給我們呈現的人物形象都是撿垃圾、去邊少貧困地區支援等令人憂傷的陽光，怎么就忽略了一個社會是需要對才俊與智慧的出類拔萃者們激勵的正面形象與社會進取為榮的風氣。如果說，一個社會都以才華實干能力為社會奮斗的目的的話，那么，這個社會向上之氣才能浮現。相反，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誰的發明創造，誰的藝術創造為社會為人類增加了力量的人與事的卻是弘揚太少。是我們中國青年人們不上進了嗎？不是，是掌控宣介媒介的人們混淆了對社會推動的能力是正能量而非令人憂傷的陽光的核心問題。因而，在媒介中，我們才看到了不少的都給人以傻呆弱智者的行為的形象，看上去是一項扶貧與扶弱的以鼓勵社會行善舉行為，但實質卻是不正面積極推崇社會真正的賢德之人或陽光向上的精英成為德行楷模的行為。這種導向上的偏誤，實質是歧引了國人的正氣觀與正道觀，而失去了鼓勵國人以精英顯民的積極品質思想。像宋元后的穆桂英這個形象的塑造，就是一個以美麗、智慧、能征善戰、足智多謀、鄉野村姑無拘無束自學而成為民族傳說的精英的典范。這種具有良好品德與超人膽謀的經典形象推介，可以使一個正智的群體去效仿與效學，并使之成為一種社會風氣而使一個民族昂昂向上，戰無不勝。

　　看看今天媒介中我們所看到的一切“精英”，在其背后滲雜了多少偽善的行為與具有私欲的目的。如央視一些強檔欄目，通過選拔上春晚，但背后卻有相關公司以海選推薦層層選拔，直至進入每年一次的十億人以上觀看的節目。據傳，最終進入這個絕級欄目的往往需要投入幾十萬元，這種極大的商業目的行為，自然使現在的春晚變得不具美學價值觀前提下的高級享受型文化精品欄目呈顯，因而在帶給人們取樂的同時，完全混淆了國人對精英精神需求渴望的理解并使國人們日惑失望。像現在的每年中國最大收視的春晚，已經完全不能為民提供真正的精神食糧，讓人們在勞累一年后使人民享受的最美而最有精神力量的文化大餐，變成了低俗而無文化精品含金量的大雜燴。玩弄者們在舞臺上亂舞亂跳，而那些專業水平很高，一生都追求純潔藝術，苦苦追求藝術而在業內國內外取得巨大成就的藝術家創作的精品、能給人民帶來美學價值享受的藝術家們卻被永遠排斥在可以完全進入“教化”的宣介平臺場所中，使原本可以倡導精英的教化而卻不能在這個行業中造德于民，使文化成為教化的部分，為民族提供尚美的力量。相反，精英們所長期拒之門外與已經形成的自救上場的在野行動，一面占割了我國的文化舞臺，而另一面卻使這個舞臺因商業的操縱與藝術家更大化的獨立呈現更加使文化從國體的教化意義中相悖出來。使人們在眼花繚亂中不明了東西，直接的后果是天天叫宣揚正能量，而正能量卻愈顯愈少。

　　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只有尚美了，正氣才能上浮，邪氣才會讓道。

　　二、    

　　無法召回的覺醒

　　由于我們數十年來，尤其是這三十多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相對忽略或放棄了教化的原故。我們民族所面臨的危機其實并不是來自西方的力量，而是自毀城墻、自敗家門的行舉。

　　我身邊有個現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的很親近的人，前不久給筆者突然發了一封關于傳統與當代藝術的信：“傳統藝術偏于求美，當代藝術重視求真。從事當代藝術，勢必需要透過一種智慧文化的學習，幫助我們獲得人生正見，才能重新審視傳統，正確認識當下的一切。既能看到現實人生虛幻、荒謬的一面，也能看到生命潛在真理和智慧的價值。否則我們顛覆傳統，看破一切，人生將何以依托？所謂當代藝術反映的也不過是被自己的觀點加工過后的真罷了�！笨紤]到這封信的由來，可能是她身邊的高僧或北京某名高校專家對文化的看法，并代表著我國目前相當一部分對中國文化與宗教文化感興趣者，甚至是著名高校的專業研究人員也持有此觀點。故而，我仔細、反復讀完這封信后，回復說：“對所謂的傳統與當代藝術的求美求真之界定說，實是意味著對藝術、藝術家、藝術創作、藝術規律和文化藝術發展歷史與美學原理的一知半解故。這種說法，首先是在對藝術本體必具唯美和求真兩大基本元素進行了分割。何況所說的求美的傳統在當時也是很當代的。你看明元宋時期的一些畫家如米芾、梅清、馬遠、王蒙等畫中的一些語言技術，放在現在來看，都仍是前衛的……只要是真正的藝術品，從美學原則來說，都須具備真與美的基本特征。從手段來說，可以與時代發生各種直接的關系，比如使用適合創作需要而又適合創作者本人的各種科技手段、材料等。因而，對藝術的當代與傳統性的界定，應該在時代、所選擇的題材、創作者本身的生理年代、手段、作品中的精神特征是否與當代發生關系等方面來考慮，也許才符合藝術的本源性。像你信中所述之觀點是混淆了藝術、藝術的功用、藝術的美學原則、藝術的語言技術等的結果。不過，目前從事高等藝術教育的最高學位教授者們也都大有混淆概念不清地在教學生的人存在。因此，像你等非專業而愛好藝術的人士持這種說法應該是很正常的，倘若持這種觀點者，是國家決策者位置那就可怕了。當然也體現了這種人了不起的地方：至少在思考問題�！痹诖伺e列，目的僅是為闡明一種觀點，企以喚醒大家對學問的真正尊重，客觀分析學術問題并引導此方面的興趣者，以減少更多的誤區。

　　目前，我國社會形態中，公選賢才的缺失，是因為不注重德賢埋下的禍端。這個實質，尤如自己在自己的城門口，埋下了一堆定時炸彈。

　　舊制中，選德賢之才，實質上是一條鼓勵年青人以積極向上、勤奮好學、為民任官、造福一方百姓為基本原則的形成全社會正氣能力盡呈的、讓年青人通過奮斗可以為民獻命的忘我的奉獻精神的道路。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自己在生命生理年限企盼的社會功德與責任。并因而使整個社會至少可以在一個很大的層面上形成一種階層，即真正的精英階層。而這個階層的人才走向，幾乎分布于各地基本行政權力以上的各種職能部門。于是，這種激勵機制，就自然形成了一個牢固而堅實的通過奮斗可達人生目標的招納賢才場所。故，這個權制的中心，就能形成以德服人、以才納賢，知能善任，使整個社會相對形成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良好社會環境。

　　這種良性風氣的形成，最終才能形成社會的效風和孝學，并對國家與民族報以忠誠與忠愛。

　　但今天，人民存危，無為治民的社會風氣日益盛行。當然，其結果就是在各種向心力的分崩離析中，民望丟失干凈。

　　三、    

　　傾家蕩產的中國當代藝術

　　看似繁榮的中國文化，這三十多年來，似乎是顯得萬紫千紅。但這背惻的隱痛，是所有有識之士心知肚明與憂慮萬分的。

　　盡管從這世紀初以來，國家開始以經濟的方式投入，企從西方陣營里搶回我們的精英。但由于從事這個事業的職能部門負責人大多不學無術或學而不精，只是照搬上級意圖，甚至以位謀利，缺乏公心與才德。故而，使國家這一明智而實用的納賢舉措之舉就落入了小人與奸邪之人的私欲行為中了，喪失了國家舉才納賢的功用，也離間了開明的黨與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視精英才俊的企以凝聚向心力與親和力的明智之舉。

　　“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睗h昭帝劉弗陵召天下懷六藝之賢才縱論國家《鹽鐵論·論賢第二十二》中的二句話，似乎正是目前中國作為文化的教化的現狀的真實寫照。

　　無人注視都要自我表現，無人購買都要自抬身價。這恰恰是中國十多年來，文化資本國際化下中國文化現象的真實寫照，也是與中國人心浮動、狂躁飄虛、只顧自己唯私觀下的人情現狀。

　　十年間，西方世界使用了在中國找中國人開畫廊，造高價上蘇富比、佳士德拍賣，并以國外基金會提供資金到國外展覽等手段，輕松地搞亂了我們本身就教化不能但又不愿放任而實則是完全放縱與失控的文化營壘。是我們自己為自己的未來與社會型態結構被迫轉型埋下了許多會定時引爆的地雷。也達到了西方世界自一百年前船堅炮利都沒達到的目的。

　　記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我國高層最為害怕的就是我黨最終因喪失民族優秀精神力量與凝聚力而大權旁落，對西方大國領袖所說“對中國進行改造不出三代就能完成”的說法的因高度警惕并采取了得當措施而未能如西方世界的愿。但現在，似乎都已經成為現實。而西方，列強們自己企想達到世界目的的目的，在今天都一一成為事實了。而我們似乎還是仍然丟了自己在他們后面緊趕。丟失了自己的特點與僅有的一點可比性。如是，那我們還有何牌可打？我們是在用我們自己制造的炸藥炸開了自己的城防。潮水的洶涌，流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也流失了國體。而西方的賊們，卻在暗中，笑看中國人是怎樣一步步地成為他們民族英魂中的附屬。

　　在文化領域，中國青年藝術家這么多年來都毫無例外地因西方的光環而使他們在國內走紅與嘗鮮般地突然成為了精英。姑且不談他們當年大多是帶著對自己祖國的憤怒與不滿逃離這片土地，而去到西方尋求自由世界的。然而，有意思的是，等他們再回到中國后，都以人才給予顯位了。另一面，就目前的中國文化藝術品市場而言，西方的資金使中國藝術家們發家致富并以價位的高低來談成就的高低，完全顛倒了藝術品是要以美學與學術價值高低而衡量優劣的標準。就市場而言，一旦西方資金抽底，那我們這個巨大的藝術市場群體怎么辦？而現在僅存于中國還想通過奮斗實現自身理想價值的年青人心中的“金錢價值觀”，一旦西方放棄此舉并拋棄我們，那這種僅存的支撐國人的精神自足觀就會坍塌，徹底的失望是否是會使一個民族在怨聲載道中生出義憤與爆舉。

　　事實上，西方人采取了《鹽鐵論》中“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的觀點，將中國人引入了中國歷代都在提防并限制與教化不能落入歧途之中的誤區，而使自己在文化中日顯失控。

　　最后，這些僅在這條以錢多少為能力大小的道路上奮爭的藝人們，我們都沒看到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梁、民族的精英，相反仿佛都成為了日夜奔流的江水一樣，隨江而流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多么可怕的現狀。

　　然而，我們今天所謂的精英層人士，不都正在以錢的多少而論英雄嗎？大量的國家媒體中，不都是在以錢的多少而論成就高低嗎？而那些以自覺自律的施德賢之舉的人卻完全消失在了人們的公眾視線之中。怪怪乎，國人也麻木……

　　那么，既然如此，那這個社會還能彰顯什么正人之道，防小人之舉呢？

　　藝術的良性發展、藝術家的本源性創作、國家文化安全防范的自然建構等諸問題，都會顯得令國人越來越失望，越來越覺得公示的許多藝術沒品味，讓人難以細嚼，索之無味。

　　三十多年來，我們中國人自身的努力，完全因為國家對教化的放棄，并因國家職能部門中的小人之舉，使中國藝術家們不懈奮斗，才建構起來的相對的準藝術創作生態環境，被另一種搶救文化之舉的沖擊，揉得支離破碎，似乎最終都成為了東去的江流。

　　是為《中國當代藝術2013》序。

　　2014.2.3日13時15分至15時38分寫于京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