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蓓雯:與思想的美做伴

　　嚴蓓雯，女，1971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外國文學評論》編輯部編輯，譯作有《中國人的幸福觀》《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虛擬的寓言》《后殖民理性批判》等。

　　無知無畏的開端

　　談起我的翻譯經歷，開端非常偶然。21世紀初，有一本在學術及藝術圈非常有名的雜志《今日先鋒》，要刊登一篇理論大師齊澤克談電影《黑客帝國》 的文章。編委汪民安老師知道我曾在電影學院學習，比較了解電影；又在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讀研，可能對當代理論有一點把握，就讓我來翻譯。我 當時完全不知道齊澤克是誰，對當代理論也是剛剛入門，在絲毫不了解文章難度的情況下，就居然動手翻譯起來，只能說是“無知者無畏”了。好在這篇文章屬于齊 澤克比較好讀的文字，身邊有幾位朋友幫我把關，再加上我自己也非常喜歡其中飛揚的思緒、睿智的火花和思考的深度，所以譯起來非常帶勁著迷。文章譯好后，反 響還行，刊登后，在網上也有不少轉載，稍稍給了我一點點翻譯的信心。

　　然后，我又翻譯了一些探討消費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學術文章、列奧·斯特勞斯分析柏拉圖作品的論述以及德國著名漢學家鮑吾剛的著作《中國人的幸福 觀》其中幾章。碩士畢業后，汪民安老師又找到我，讓我翻譯美國社會思想家丹尼爾·貝爾的經典著作《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我從來沒有獨立譯過整本專著，萬分 畏難，幸虧之前已有趙一凡翻譯的優秀譯本，讓我可以在前輩的基礎上稍稍加以補充和完善，另外自己也積累了一點點翻譯的經驗，才一心一意翻譯起來。就這樣， 從初始無知無畏的魯莽，慢慢開始了小心翼翼的腳步。

　　越做越喜歡的翻譯

　　10多年過去了，翻譯的書籍、文章累計已有百萬余字，回頭看來，自己也很吃驚。翻譯這份工作，起初并非自己的專業計劃，但慢慢做下來，居然對它 越來越喜歡，越來越難以割舍。一本翻譯完，沒有新工作的間歇，隱隱還有些惆悵。對它的依賴，最初可以說出于十分私人的原因。剛開始翻譯《資本主義文化矛 盾》時，因為經歷一些變故，心情十分低落，一方面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情，一方面又很懊惱地看著時間白白流逝，正好這本需要翻譯的書送到我手上，而且又有合 同的最后完成期限，那就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對付、去拖延，于是強迫自己坐在電腦前，每天都有幾個小時，忘卻現世的苦痛，進入別人的精神境界。

　　漸漸地，我卻喜歡起這種有規律的生活來；而且，原著作者的思想廣度、看待問題的視野以及運用材料的有趣細致，在我面前打開了一個新的未知世界。 翻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時，貝爾對美國后現代消費文化的畸形發展、所謂相對主義對文化傳統的戕害等描繪，令我時時聯想到當下的中國；在后現代全球化經濟 的裹挾下，如何為個人和社會謀求更美好的未來，我覺得貝爾的著作給中國提出了警醒，也提供了前車之鑒。同樣，印度后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 判》里對世界南北格局的反思與批判——西方如何借幫助之名對第三世界國家實施新的壓迫、經濟全球化如何借女性情誼對南方貧窮婦女進行壓榨，這些睿智的思想 火花令我在翻譯中一次次擲筆贊嘆。而鮑吾剛的《中國人的幸福觀》在探討中華民族對幸福的追求時，征引文獻不僅遍及中國經典典籍、佛藏道藏、近現代學者論 著，還涉及許多對中國學者來說都相對偏門冷僻的材料。在尋找這些材料的原文時，我借此也對中國的思想積累進行了一番探寶之旅。猶記得在文津街綠蔭掩映的古 籍館里查抄原文的寧靜與欣喜，這一切，是翻譯帶給我的。

　　慢慢的，我做翻譯不再是為了排遣憂傷、打發時光，相反，我快樂地沉浸在那個世界里，隨著一本本書籍的譯成，我不僅將作者的思想變成了中國的漢字，感謝作者，他/她的文字也帶我進入了一個更廣闊、更美麗、更豐富的世界。

　　學術翻譯與文學翻譯

　　說實在的，我來談翻譯，很多是外行之語，在前輩及專業譯者面前，我幾乎沒什么資格開口。我是中文系畢業，翻譯英文著作，相比英語系畢業的人，先 天就有很大缺陷；而就學術素養和對理論的把握，也跟前輩有著很大的差距。能稍微說一說的，可能是有幸跨越了文學翻譯和學術翻譯兩個領域，其中的差別之大， 只有實踐后才能體會。

　　跟一開始無知無畏地闖進了學術翻譯領域一樣，最開始，我也沒想過我能譯小說。這里要感謝我的同事蕭萍女士。前兩年她受譯林出版社之托，組織翻譯 《2011年歐洲最佳小說》，找到我說，你也來譯幾篇吧，我看過你的微博，很喜歡你的文字感覺。感謝她的信任，我也躍躍欲試。自以為對英文的理解經過了幾 年的訓練，應該有不少提高，又自恃自己文字語感尚可，平時也愛看小說，譯個短篇應該不在話下。誰知道，多年學術翻譯雖然讓我力圖表達通暢準確，但某種程度 上卻過于依賴原作者，失去了靈性，放不開手腳，平時拿手的文學語言像被遺忘一樣。當我打開蕭萍修改過的譯文，深深感覺到文學翻譯與學術翻譯是如此不同！學 術翻譯某種程度上就像做題一樣，每一句話都有一個終解。有時未必是第一次翻譯就能找到，或許在某一段、某一章都譯完后，或許是整本書完成回過頭來校對，才 突然明白，啊，原來這句話是這意思！這時候就像數學解題做出了答案一樣，快樂無法形容。理解正確后的句子，獲得了它惟一準確的表達，再看整段文字，就像拼 圖找到了它的位置，如此妥帖，如此順暢。這也是為什么通常一旦看到譯文疙疙瘩瘩，里面必然有表達錯誤或理解偏差一樣。對于準確表達的追求，使得學術譯文不 事花哨，盡量不調整語序，對于表達上下文邏輯關系的連詞也盡量保留。但文學翻譯就不一樣了，蕭萍跟我說，“你可以拋開英文，像個小說家那樣使用語言�！北� 如有句話，我譯成：“但你們的孩子在哪里呢？這樣一直下去，沒個結果可不行�！彼�改成：“但你們的孩子在哪里呢？總是這樣放空炮可不好�！庇直热缥易g： “我們用腳趾和指尖觸碰對方——這是個無害的親密接觸：我們可不敢擁抱，還不夠熱的！”她改成：“我們用腳指頭和指尖觸碰對方——再親密一點的接觸就會有 害健康了：我們可不敢擁抱，還不夠熱的！”將“腳趾”變成“腳指頭”，原文直譯的“無害的親密接觸”巧妙變成“再親密一點的接觸就會有害健康了”，僅僅一 點改動，文學的生動性使得對話和那一場景活靈活現。所以，學術翻譯求的是意思的準確傳達，文學翻譯則要求用靈動的文學語言再現小說的意境。多年的學術翻 譯，使我碰到英文后自動轉換成中規中矩的中文表達，力求邏輯的明確，但慢慢的我開始明白，小說翻譯，不僅可以長句拆短句，還可以調整語序，有時可以稍微意 譯，表達邏輯關系的連詞，如果中文描繪能傳達出來，就可以省略，等等�？傊�，要讓它讀著是小說，而不是譯文。

　　就這樣，在專業人士的點撥幫助下，我參與了2011年和2012年歐洲最佳小說的翻譯。就在這時，湖南文藝出版社找到我，請我翻譯曾獲普利策獎 的美國作家伊麗莎白·斯特爾特的兩部極其優秀的長篇小說，一部是她的處女作《艾米與伊莎貝拉》，另一部是她2013年的近作《伯吉斯家的男孩們》。如果 說，學術翻譯讓我沉浸到智慧的閃光中，那么文學翻譯就讓我進入了一個情感的世界。因為譯的基本都是女作家的作品，細膩的感情描繪、微妙的細節流露，“一切 景語皆情語”的風景展現，都讓我深深陶醉。翻譯學術書時我會擊節嘆賞，而翻譯小說時，我會隨著小說里描寫的動作，自己也動作起來。小說里的有些對話，我時 時會帶著語氣脫口而出。翻到悵惘之處，淚真的會涌上眼睛。翻譯《伯吉斯家的男孩們》和《艾米與伊莎貝拉》時，感慨于主人公的卑微、善良，有時譯得停不下 筆，因為就是想知道他/她后來怎么了。我不喜歡譯小說先看一遍，這樣，譯的時候，作為讀者的初始情感反應，就會自然融入到筆下的譯文中。

　　最近，由于青年譯者孫仲旭的去世，翻譯話題又一次成為熱點。我跟孫先生年紀仿佛，雖然沒有他投入那么多，但對翻譯、對文學、對藝術和美的熱愛是 一樣的。如今有些讀者對譯者懷抱某種敵意，其他語種可能好些，但英語因為已經成了中國年輕人的必備技能，似乎人人能讀(讀得懂讀不懂是另一回事)，所以翻 譯英語寫成的作品，更容易被挑剔，動輒就說“錯誤百出”。我不否認，翻譯界有些粗糙的譯作，但我相信，從事翻譯這一行的，大多認真踏實。我覺得，這樣一份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相對來說報酬又非常非常低廉的工作，從事它的人都非�？删�，尤其是年輕人，生活、工作壓力都非常大，如果還擠出時間來做這份“吃力不 討好”的事情，那真的非常不容易。不過話說回來，人生短暫，迅如流星，做一份自己喜歡、又讓別人有所啟發有所感悟的事情，是非常幸福的。能跟文學的美、思 想的美、藝術的美打交道，在我看來，很有價值，很滿意，很滿足。

　　譯文

　　在全球包圍那必須卻又不可能的任務中，其中 一項是所謂“抵制發展”，這是另一種發展的策略：組織家庭工作者——“血汗”條件下在家工作的女性。這類女性勞動可以追溯至資本主義之前，因此在線性軌跡 上，它處于居先位置。在全球性中，它是一早就伴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殘留現象的繼續惡化。在國際轉包合同和如今后福特資本主義的狀況下，它從阿蘭群島的血汗 工廠，一直到在家工作的高科技計算機終端。如今全世界的女性，都身處這一抽象的、用詞不當的整體(“共同命運”)中，通過在家工作，消化了行政管理、健康 醫療、工作場地安全及其等等的花費。我們必須因此學會不要將在家工作視為外圍現象，就好像它不過是無償家務勞動的延續。我們必須一直努力去解構家庭和工作 的斷裂(我們的全球斗爭的意識形態認為這是斷裂)，從而能抵達這一女性基本層面(同時也是最高層面——性別化通過展示階級聯盟而運用它)，它支撐了當代全 球資本。 我們必須面對這一艱難真相：女性自身內在化了的性別區分，被認為是“文化”書寫內的倫理選擇，當它以一種心甘情愿的信念接受了性別歧視的同時，也接受了剝 削，這一信念認為，一個好女人應該這么做，它甚至是女人應有的倫理。我們必須非常努力去通過一些法律，而且也要非常警惕它們是否被貫徹實行。但是，斗爭的 真正力量來自于實際運作者，她們思考以下可能性：組織起來反對家庭勞動，并不等于就不再是一個好女人、一個負責任的女人、一個真正的女人(因此是有丈夫有 家庭的女人)、一個女人；也只有在那時，在一個雙向回應的結構中，我們一起走向一種預設的可能性，而這一做法不僅僅是雙向思考：做一個好女人，方式有很 多。

　　——嚴蓓雯譯佳亞特里·C。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