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勝：《文藝報》往事點滴

　　時下有所謂的“信息爆炸、全媒體、自媒體時代”一說，是的，人們接受和傳播信息如此快捷，如此多元，如此混沌，又如此的簡單，超乎尋常想象。君不見，如同股市的行情盤面隨時都在翻轉騰挪，信息的更換也以分秒計，信息的覆蓋無所不在，由此，對于新聞報紙如何適應、如何生存，提出了挑戰。當然，作為一份文藝類的專業報紙，《文藝報》如何吸引讀者，如何在艱難的閱讀環境中，求生存得發展，多有難度。

　　都說，人間要好詩，生活不能沒有文學；有文學，也就少不了這份報紙。

　　我記憶中與《文藝報》的交集，是在上世紀的事。時間真快，5年前，在北京紀念《文藝報》創刊60周年的事，嘉賓如云，討論文學批評的諸多問題作為紀念主題，建言獻策，熱熱鬧鬧，恍如昨昔。

　　記憶中，我對《文藝報》最早的印象是那份半月刊雜志，騎馬釘的裝幀，白色素雅的封面，阿拉伯數字的期數標識，給人以醒目而不失親切、輕松而不失厚實的感覺，集魯迅字體的刊名更顯得書卷味很濃。她以理論和評論文字闡釋文藝重要現象與走勢趨向，也有一些文藝熱點問題的評述與介紹。具體的欄目設置，因時間久遠已然模糊，但突出印象是文學類多，藝術類少些，理性分析的文字多，新聞性的報道偏少。僅就這些，我當時覺得叫“報”，不太名實相符。但是我習慣于從那些眾多欄目中，讀到對于我所喜歡的作家與作品的評介，也喜歡那些即時的文藝現象與文藝情況的披露和報道的文字。其時，《文藝報》在粉碎“四人幫”后思想解放的年月，在文藝形勢剛剛解凍，揭批“文革”的思想禁錮逐步展開的新時期之初，堅持直面當下重大文藝論題和思想，獨步于文藝刊物之林。上世紀50年代初，關于《紅樓夢》的討論，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最高領導人的介入，成為一時談資，也成為一段顯赫的歷史，凡幾十年，雖“文革”期間停辦，在她復刊之后，仍然給人們一種權威而神圣的印象。不客氣地說，《文藝報》在新時期之初，是眾多青年作者的文學高地，我開始學寫作，就把雜志中的諸多文章當范文，雖然我到北京后最早投稿，記得是《光明日報》“東風”副刊，因為有一個劉姓學長在那里做編輯。而《文藝報》是我們文學青年必讀的。那時，在圖書館，在書店、書攤，這份雜志很醒目地擺在前排。每每在這樣的場合，我首先拿起的是她，也因為仰慕，想象著有一天能在上面發表文字。這個愿望雖然好久沒能實現，卻一直是我心中不大不小的目標，而在后來，更讓我有幸成為她的編輯同仁們的朋友。

　　當年文藝報社在沙灘大院，我沒有特別地去拜訪，那時候我剛步入新聞工作，編副刊跑文藝口，同文藝界聯系多了，同文藝報社的同行接觸也多了，80年代中，就與《文藝報》的陳丹晨、吳泰昌、孫武臣、何孔周、朱暉、賀紹俊、張陵、潘凱雄等前輩或同道們，以及曉蓉、臧小平、陳明燕、沙林諸位跑新聞口或副刊的同行熟悉。記得幾年后，忽然看到《文藝報》改半月刊為周刊，改雜志開本為對開的報紙，讀到她時心中不免戚戚，一時還不習慣，覺得少了那份莊重和厚實。私心想，同是辦報人，我更希望這份專業文藝報紙雅致、機敏、厚實、耐讀，可收藏留存，是文藝報刊中的重武器、全盛宴。一段時間后，她辦得風生水起，人氣很旺，讀者不乏好評。報紙欄目多樣，說文談藝，即時的重點作品述評，個案的人物采訪，可謂“文武昆亂不擋”，文事新聞、文學評論、美術影視、書畫副刊等等，各呈異彩，相得益彰，輕盈又厚實，動靜相宜，有了評述與報道兼具、點與面結合的面貌。由于出版周期短，新聞性紀實類的增強，更有一種報告當下、及時再現的快捷，一些縱覽文壇風云的特別策劃，出于本報編輯記者的手筆，既有新聞時效的敏銳，又有專業性的沉實豐厚。漸漸地，她“報味”突出，形成自己的路數和面貌，也為我們眾多新聞和文學同行們所羨慕。

　　約在30年前吧，我那時住在建國門橋附近，一日晚間，步行到附近的小羊宜賓作協宿舍孫武臣先生的家串門。老孫當時是評論部的頭兒，朱暉是他的搭擋，老孫健談且噪門大，說到興奮處，以笑聲代替表達，激起你的聊天興致。他知道的文壇掌故也多，再加上說話時一口一個你的名字，讓你感到親切自然。那天，我說起一篇文章選題，他說，講講提綱，我記得好像是關于改革小說的內容，在他的客廳里，竟讓我從頭說說我文章內容，當時，搞得我有點緊張和不快，心想，我來拜訪聊天，你是不放心我文章水平，還是因職業習慣不忘工作？文章在《文藝報》發表后，他說，你寫得比說的好啊。殊不知，那么晚了，在那里同你說文章，情緒和心情會好嗎？記不起最先向《文藝報》投稿的是哪篇文字，經朱暉兄和老孫還是誰了，但在80年代內，我只寫過三五篇小文章，最早的是關于張煒的長篇小說《古船》，后來是周大新的中篇小說述評等。但是，泰昌、武臣、朱暉專事評論的諸君，或約我寫或催我動筆，才讓我的文字成為鉛字，也遂了當年學寫作時的夙愿。

　　如同人一樣，報紙也是有個性的�！段乃噲蟆返膫�性，是沉穩中見輕松，這取決于她的辦報思路。報紙的出版周期短，開本設計大眾化，內容講求時效性，在及時捕捉現象的同時深入研究理論問題。說是“報”，因為報道現實，快速追蹤文壇事件，也無不可，而她常有深度的探索和理論的解讀，又有刊物雜志的理性化色彩。她是報也非報，亦新聞報道亦理論評論，理論批評宏大敘事，報道特寫輕松活潑，成就了這份報紙的可讀性與專業性的結合。新聞是易碎品，但也是未來的歷史。在當時的文壇這類報紙不多，《文藝報》是龍頭，順應那一時期熱鬧的文壇，改版后有聲有色，為人關注。這個特點一直延續下來，只是，改版以來也近30年了，現在的文藝形勢和文化生態，特別是讀者閱讀的趨向興趣發生了極大變化，文學不像那時期風光無限，集萬千寵愛，如此一來報刊要隨時代變化調整是不可回避的，堅守和保持習慣的思路，怕是難以讓更多讀者關注。在全媒體時代，報紙要有時效，但與網絡無時不新、無遠弗屆的功能相較，也是滯后的。專業性的學理性的文字是提升品位的一個重點，可是，報紙版面篇幅受限制，同雜志相比，專門化的深入和理論性的闡述，在有限的版面上是捉襟見肘的。報紙的大眾化和新聞性，與雜志刊物的沉穩與厚重，可以互補，但也可能是雙刃劍。

　　20年前，文藝報社剛搬到了現在的辦公地點，每有機會，去那個有點擁擠的辦公室里轉轉，在文學部或者理論部，總有老孫兄、朱暉兄、凱雄、張陵，還能看到總在忙碌的紹俊等人，或者，到向陽一面的泰昌先生辦公室坐坐，找他的人或電話多，抽根煙就抽身。而老孫和朱暉總是以一種玩笑的方式接待熟悉的朋友，總見他們有笑料產生，對口相聲或插科打諢，朱暉說再由老孫捧，常留住我及眾多的來訪者，開懷大笑，或引火燒身似的被調侃之后，沒來得說正事或者看一下諸位博學者們案頭上的圖書文稿什么的，就到了中午時分。這沒有目的的造訪，感受到的是文學的隨意、親和，或者一份報紙同仁們的隨和、親近。而今，這幾位都離開了報社，而那份友情，文學熱鬧時代的編輯們輕松活躍的相處，深深地印在我心中。每在讀到這張報紙時候，就想到他們，想起那不再有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