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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特利:數字時代的文化先知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8月18日09:12 來源:光明日報 黃燦
    亞馬遜公司創始人杰夫·貝索斯展示Kindle電子書閱讀器
    《數字時代的文化》[澳]約翰·哈特利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4年,《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刊發一篇題為《青少年的秘密生活》的專題文章,評論當時迷戀數字化生活的年輕人:“澳大利亞今天的青少年 是對電子產品最嫻熟、教育程度最高也是最有全球意識的一代。他們有錢,對努力學習找工作抱實用主義態度,而且很樂觀。他們是‘點擊進入’的一代,生活在民 主化的家庭里,妥協談判,覺得自己有權享受私人空間!蹦贻p人的數字化轉變引起了澳大利亞社會的驚奇,但更多的是理解和希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 家長和教育者對數字時代的態度比較復雜。北、上、廣等地,微信購物已經開始滲透生活小區,足不出戶,蔬菜水果可送貨上門。家長也更樂于自己的孩子較早接觸 和掌握網絡這一強有力的工具。而在其他很多地方,青少年接觸網絡還被社長視為洪水猛獸,避之猶恐不及。

      不管是擁抱、猶豫還是抗拒,數字時代已經確鑿無疑地到來了。曾經只是社交娛樂工具的互聯網絡,正在更大意義上地改變我們的生活狀態。當很多 人還徘徊在這扇緩緩開啟的數字大門外時,《數字時代的文化》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門內”的視野。作為一名享有國際盛譽的文化研究學者,約翰·哈特利推陳 出新,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種領域中的數字媒體的使用,包括創意產業、數字化敘事、新聞、媒體化時尚等,探討了商業和文化的動力機制與大眾文化的潛能。哈特利 對中國和中國文化也表現出了很大的關注。他不止一次地在本書中提到“中國世紀”,并辟專章研究中國的新興風險文化和社會網絡市場,研究世界頂級時裝雜志落 地中國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的文化意義。也許他對中國的看法有很多個人化的特色,但這種關注是善意而理性的。與當下一些零星的數字網絡文化傳播研究相 比,《數字時代的文化》一書更具有一種振聾發聵的力量。它提醒每一個已經站在Web 2.0時代大門前的讀者,如何調整姿態,以一種新的目光關注新的時 代,關注新的文化,是我們面臨的迫切的事情。

      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約翰·哈特利早年求學于英國,活躍在英國文化研究的舞臺!稊底謺r代的文化》即是向伯明翰學派創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名 著《讀寫能力的用途》一書致敬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數字時代的文化”的英文是“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直譯是 “數字讀寫能力的用途”,兩書之間一脈相承,可謂一目了然。與其前輩一樣,哈特利關注大眾讀寫能力,而不同的是他關注的是在數字時代大眾讀寫能力的提高。 霍加特認為,大眾讀寫能力的提升,源于系統的工具性教育,也源于大眾媒介的熏陶。他對流行文化熏陶下年輕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是一種漫無目 的的、濫用的學習。與前輩相比,哈特利顯然對數字媒體引導的知識生產更加樂觀,其分析也更專業。在哈特利看來,我們時代的數字用戶,再也不是英國50年代 在美國流行風尚影響下渾渾噩噩的年輕人,而是更理智、更有目的性,學習能力和創造力也更強的一代人。這是與我們時代的知識文化生產結構密切相關的。隨著 Youtube、Facebook、推特、微博、微信等數字平臺的接連登場,過去那種拿著報紙或端坐在廣播電視前,等待著文化精英和專業機構單向傳播的被 動接受模式被顛覆了。消費大眾不僅掌握了主動搜索信息的能力,而且掌握了自主敘事的手段。簡言之,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要我看”進化成了“我要看”,又 進一步變成了“我要寫”。作者用《數字敘事》一整章探討了普通人如何通過電子平臺,在專業人士的指導下,完成個人的敘事。也探討了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 應當承擔的身份——獨裁者、輔助者或是平等的對話者。這是一種切實的,希望打通精英和大眾壁壘的知識生產的努力。

      這樣的數字知識文化生產在中國也屢見不鮮。2005年創立的豆瓣網本來只是一個討論書籍、電影、音樂的小眾網站。到今天,“豆瓣讀書”和 “豆瓣電影”已經成了圖書電影市場上權威性的評價之一。2010年創立的果殼網則以一種如哈特利所說的技術專家俯身下去清晰地宣講的方式,向大眾傳播科技 內容、倡導科技理念。如今,它已經成功引領了城市年輕人“科技關注力”的新時尚。2011年創立的知乎網,其口號是“與世界分享你的知識、經驗和見解! 它以一種交互式問答(邀請某人回答)的方式,解答用戶的問題。一個好的問題,可能會引來很多人的回應與探討。這里面既有專業知識的呈現,也有個人經驗的分 享。趣味性、原創性、專業性熔于一爐,使知乎網很快崛起,并開始挑戰“百度知道”“新浪愛問”等傳統的知識問答網站。如果說豆瓣網主打讀者牌,果殼網走的 是專家親民路線,知乎網則開始試圖將二者結合起來。三個迅速崛起的文化知識網站,清晰地體現了中國數字文化生產的進階模式。

      哈特利對我們時代真正的不滿,在于他認為我們直到現在都沒有找到系統性教授數字化學習的方法。對于許多志在提升自己眼界的年輕人來說,微 博、微信等電子平臺,正由娛樂社交工具,轉變成知識儲備、傳播的工具。與之相對應的,是有大量的大學和出版社開始建立自己的微博、微信平臺。相信在短時間 內,這些傳統的知識機構便會完成自身的“微平臺”升級。如何處理這些紛繁復雜的“信息暴漲”,如何平衡數字媒體的娛樂與學習功能,如何變被動為主動,利用 數字平臺極大拓展知識積累,這些都沒有納入傳統的學校教育范圍。這不是一些人,而是整整一代的教育者面臨著升級換代的急迫要求。在這背后,更是開放教育理 念,跟進世界潮流的改革勇氣。在數字時代的大門緩緩開啟的今天,這種改革也許是痛苦而漫長的,但回報我們的也許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知識,以及我們年輕人更 開闊和光明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哈特利是一個時代的先驅者,《數字時代的文化》也是一本扎根過去、展望未來的預言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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