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譯者的沖動與尷尬

　　袁筱一，華東師范大學法語系教授，從事法語語言文學專業翻譯理論研究。譯作主要有：米蘭·昆德拉《生活在別處》、勒克萊齊奧《流浪的星星》、盧梭《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等。

　　起這樣一個名字，靈感來自于郭鳳嶺前段時間編的一本翻譯論集，不過“沖動”兩個字是沒有的，就只有“譯者的尷尬”這個名字，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忠貞抑或背叛，都無法回避他們在這個時代的尷尬：是堅守孤獨和清貧，還是一同媚俗和狂歡？

　　看到這樣的字句，總有一種非常悲情的感覺。倒是在20年前，將自己所做的事情盡量崇高化的時候，我描述翻譯的文字有這樣的傾向。譯者糾纏于忠貞 和背叛是由來已久的事實，但是比事實更加事實的是，忠貞和背叛一則是自己的定義，二則被背叛的一方(無論是誰)其實從來就不能夠知道。經過20年，我想明 白過來的問題是：忠貞和背叛其實是譯者的自由。我們可以用一種更加豁達、更加主動的態度去對待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譯者，我曾經無數次地回答同一個問題：為什么要翻譯，怎么走上了翻譯的道路？仔細想來，或許沖動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因為它可以一言以蔽 之�？赡茏鲞^翻譯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看到一部作品有非常心動的感覺，覺得需要把它譯成自己的語言；覺得自己的語言里，還缺少這么一部作品；覺得如果在 自己的語言里完成了這樣一部作品，就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

　　我有過寫作的經驗，在不久之前，還經常有寫作的沖動，但是，我覺得作者的沖動與譯者的沖動盡管有很多相似之處，卻也有很大不同。

　　作為作者的沖動是對自我的沖動。無論是自我的展現、暴露、傾訴，還是探索的愿望，抑或通過對自我的探索來完成對人的探索，其中心都是自我。雖然 在寫作中，始終都有描述的對象，但對象從來都不是中心，哪怕在現實主義者的筆下。作者的中心說到底，是客觀世界與“我”的連接，是“相遇”，是我“目光中 的世界”�！拔摇笔浅鲇趯ψ约旱挠�望才看見了世界。

　　但在翻譯的過程中則完全不同。欲望首先是對其翻譯對象的欲望，并且，在對翻譯對象的欲望中，我會暫時忘記“我”的存在。我甚至會覺得，盡管它那 么誘惑我，使得我禁不住想要去碰它，可是它那么美，我對它任何的碰觸都是錯的。所以作為譯者的沖動，是對他者的沖動，欲望的對象才是真正的動機。

　　我的翻譯歷程中有過不同種類的沖動。

　　我從20年前開始翻譯，第一部譯的是勒克萊齊奧的《戰爭》。在此之前我的翻譯經驗僅限于對自己法文小說的翻譯。自我翻譯與翻譯別人也是不同的， 在自我翻譯的時候，我對于原文擁有完全的權力與自由，雖則仍然不會對敘事結構做很大的改動，但基本將翻譯的實踐單位從句擴大到了句群或者段落。

　　第一次成為真正的譯者時，我20歲左右，拿到勒克萊齊奧的《戰爭》，作為讀者讀第一遍后，體會到的只有震驚，談不上喜歡�！稇馉帯肥抢湛巳R齊奧 的早期作品，還頗有新小說之風。小說中，一個叫Bea.B的姑娘和X先生在城市叢林之間游走，害怕這個世界，對自己的同類懷有無限的恐懼。這完全不是我閱 讀經驗之內的東西，更不是那個時代我喜歡和糾纏的東西。但是，不是自己閱讀經驗里的東西，也可以成為我所謂的自己的語言里缺少的一部分。其實譯者與作者的 最大區別在于，對于作者來說，語言就是他信手調用的材料，是為他的敘事服務的；而譯者惟一的、同時也是最終的工作就只在于語言。語言不是他的依靠，而是他 一心一意對付的問題，他不需要對付作者需要用很大精力來對付的敘事結構、人物安排、對時間——時間或許涉及到一點，當它和語言相關的時候——和空間的安排 等等，因為他的原作者都為他安排好了，他沒有行動的余地，也不必考慮。

　　今天重新閱讀之后，依然覺得《戰爭》里有很漂亮的句子。的確，勒克萊齊奧的作品前后也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但他的語言里始終有著某種不變的東西在。

　　這是《戰爭》里的句子：

　　城市向四方延展：東、西、北、南，熠熠生輝，天空泛白，空氣靜固，地面宛若一個圓盤。那個叫Bea.B的年輕姑娘就走在街上，向著X先生正候著 她的某地而去。太陽下她走得極快，仿佛是用足尖起舞。陽光自她周身掠過，燃亮了她每一根頭發。從一家大商店的櫥窗前過的時候，她就看見自己依依前行的修長 而柔軟的身體，白色的衣裙在風中飄蕩。走在太陽下，她知道身后的人行道上會留下長長的影子；走在陰影里，她的臉上猶罩一層輕塵，仿佛在穿過一列蛛網。

　　有比這個更美的、關于迷失在城市叢林之中的女人的描寫嗎？這樣的句子，很能夠讓我想起青春時代的自己，迷失在大街上，一臉茫然。非常有趣的是， 時隔20年，我突然間不能夠分辨，當初我并不覺得接近的勒克萊齊奧如何有這么接近我本人寫作的句子。是他對我的影響，還是我影響了他，制造出法語里的勒克 萊齊奧不曾有的文體？

　　實際上，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無論是怎樣的敘事安排、怎樣的人物、怎樣的主題、怎樣的敘事方式：例如在某種程度上回歸了傳統的人物、地點和情 節的《流浪的星星》，勒克萊齊奧挑起我作為譯者的沖動的，自始至終只是他的語言——語言的誘惑，并且這種誘惑可能對于原語的讀者而言并不存在，但是對于譯 者來說，卻是“致命”的誘惑，因為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所以才更加令譯者“沖動”：地面宛若一個圓盤——多么特別的、中文的作者或許永遠也不會使用的意 象。最后一句同樣如此，我真的覺得——蛛網很美。

　　但是也有單純的情節的誘惑。從純個人的經驗來說，傳記性作品也特別容易引起我的沖動�！抖爬�斯傳》和《多米尼克·奧利》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品。 我大約只會翻譯女性的傳記，不是因為相近，而是因為經歷相差太遠，她們的生活形式是我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然而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下，某一類的經驗卻是那么 能夠把握：沉痛、抗爭、無奈，或者還有愛，以及為此付出的代價吧。這種斑斕的、比虛構作品還具傳奇性的生活形式本身就足以挑起作為譯者的沖動了。

　　今年是杜拉斯誕辰的周年，杜拉斯又再次回到人們的視野中。杜拉斯是第一個讓我感覺到譯者沖動的人，確切地說，她的《情人》是第一部讓我感覺到譯 者沖動的作品。其中感情的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為我們講喜歡，都只是一個概念。左右譯者的，你當然可以說是喜歡，可不知道是否因為年齡的緣故，倘若我以 前更相信翻譯是天注定的相遇，是我們想象中的單相思式(或者暴力)的愛情；我現在更趨向于認為，翻譯更是一種契約。不喜歡的作者和作品，譯者同樣可以完 成，并且完成得不錯。傅雷是最經典的例子，以他精致苛責的心性，他怎么會喜歡有點粗糙的巴爾扎克呢？但是用他兒子傅敏的話來說，就是譯著譯著，他也喜歡上 了，很有點先戀愛再結婚的意思。

　　《情人》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被翻譯過來，幾個知名譯者都是男性，最著名的是王道乾先生。王小波說王道乾的譯筆很沉痛，這是非常中肯的評價，因為“沉痛”這兩個字足以評價杜拉斯，評價《情人》。

　　《情人》的敘事都是圍繞著某種作者的野心進行的。從結構到語言，從相簿的切入點到記憶碎片構成的拼貼畫，從挑戰道德邊界的主題到殖民的背景，這 都是一部在當時的中國尚未存在的作品。說到沉痛，的確沉痛：主題的沉痛、記憶的沉痛、所謂愛情的沉痛、消解愛情的沉痛以及與記憶碎片相輔相成的碎片化敘事 的沉痛。

　　就我的個人經驗來說，大家同樣還會想到昆德拉。中國的昆德拉熱當然也不是偶然，因為昆德拉本人是一個非常注重并且主張敘事策略的人。他自己有很 多關于小說的理論，例如復調敘事、敘事節奏、敘事時間與空間的構筑等等。有人認為昆德拉好的作品都是捷克文寫成的，這就構成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與勒克萊 齊奧有所不同，純粹語言層面的因素決非昆德拉作品的價值所在。我個人認為，昆德拉喚起譯者沖動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主題方面的：在中國的80年代，甚至是新世 紀之前，中國作家中能夠擅長將現實主義性質的細節構筑成一個非理性的荒誕精神世界的，少之又少；能夠靈巧地承擔起用歷史的真實來責問當下社會的寫作責任的 人，同樣也是少之又少。

　　這就連接上了翻譯研究里的一個重大命題，即所謂的可譯性問題。譯者的沖動，用比較學術化的語言來說，是作為主體的譯者，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 點，受到了原文的召喚。如果說可譯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可譯性只被包含于原文之中。好的譯文的產生，是在對的時間遇到了對的人，經過妥協和苦心經營，讓 原文出落得別有一番滋味，而這番滋味在沒有進入目的語之前，在原文中并不具備，在進入目的語之后，當然，她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她，但是閱讀的價值，或者 說作為經典的、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又再一次被開啟了。與我們想象的正相反，可譯性不是由兩種語言之間的匹配度——因為無論在任何兩種語言之間，這種匹配度都 不存在——決定的，而是由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具體語言中得到“經驗”的需求決定的。

　　沖動促成了翻譯，只是到了翻譯結果的層面，譯者往往又比較尷尬。譯者遭遇到的尷尬總體而言，是價值認定的尷尬。其實無論是忠貞與背叛的尷尬，還是孤獨與反孤獨的尷尬，都與價值的認定相關。

　　談到翻譯面臨的偏見，比較容易令人想到寂寞、“不自由”、輕蔑、低酬等問題。我不是受虐狂，當然不享受這些都是事實的事情，但這些年來，從對于翻譯的思考而言，我倒建議從另一個角度想這個問題，盡管冒著被同行罵的風險。

　　翻譯的理論研究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翻譯究竟為什么而為？作為個體的譯者，我們很少需要思考甚至回答這樣的問題。翻譯的個體實踐，有沖動 就可以了，原作的呼喚、譯者的沖動，兩方的生理特性決定了這件事一定可以成。但是，思考一下為何翻譯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好處的。

　　通常我們覺得，翻譯是為了讀者，要讓不懂外語的讀者能夠讀到外國文學作品。所以，第一個尷尬就在這里，因為讀者讀到的并不是外國文學作品，而是用目的語寫成的外國文學作品。

　　作者以自己為中心展開各種各樣的敘事，總是為了把所展現的一切呈現在讀者面前，否則作者其實也很寂寞，之后他會得到或好或壞的評價。譯者以他者 為對象、起點、參照，在原作者為他劃定的空間范圍里完成各種各樣的敘事，當然也要把他展現的一切呈現在讀者面前，得到或好或壞的評價。不同之處在于，余光 中說，好的都是人家的，壞的都是譯者的。而事實上，就像我們說可譯性被包含在原作中一般，好的的確是人家的，只是不通過譯者之手，原作的這點好永遠不可能 得到體現，永遠不會生成，因為原作之中的好，遠遠不是一成不變、一旦獲得就永遠不會失去的好。如果沒有新的理解和在新的語言中的經驗，原作的某些“好”就 不復存在。而壞也的確可能是譯者的，每一個語言工作者都可能產生這種“壞”，只是原文還沒有經歷新的語言經驗時不可能產生這“壞”。但是對于翻譯來說， “壞”有兩種情況：一是“異”于目的語現有的顯性的表達方式的“壞”；另一種是對于目的語沒有任何貢獻，同時對于原作而言也沒有任何新的價值形成的 “壞”。在兩種壞之中，我寧可選擇前者，因為我相信，如果說譯作最終是要呈現給讀者的，譯者卻不能越俎代庖地去假設讀者的選擇，他所負責的，當然首先是原 作。

　　所以，譯者的價值認定不在于要讓自己的譯作不朽。譯作不會不朽，再偉大的譯作都不會不朽，除非它本身已經在特殊的機遇里經典化，從而擺脫了譯作 的身份�！妒ソ洝返哪承┌姹�，古希臘羅馬的某些經典都是如此，但是譯作的經典化不是譯者去求來的，而是文化、語言的變革以及這種變革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帶 來的。大多數好的譯作的命運，都只是默默地為豐富文化和理解的可能性耗盡自己的生命，然后被新的譯作取而代之。如果譯者不甘心這樣的命運，那真的就不要去 翻譯。翻譯的過程中，語言在沒有被確定下來的時刻里能夠達成一種暫時的、接近“真”的狀態，這種狀態只有譯者可以體會到，但譯者一旦將它落實在自己的文字 里，這種狀態就立即消散了。

　　當然，出于研究的嚴謹性，我還要強調，偏向于第一種壞，并不代表可以壞得沒有度。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它能夠容納的空間，這個空間的大小和這種語言 的歷史、語言的特點以及開放程度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中文的譯者應該是很幸運的，因為相較于其他語言，中文為我們提供了足夠大的空間。但是反過來 說，譯者的風險也就增大了一倍：你再偉大，最大面積也始終只能占一張床的位置。所以，相信我吧，總有一天，作為一個譯者，我相信，身前或者身后，我們的作 品一定會被取代，因為在原作劃定的空間中，光照到了另外的地方。

　　但是譯者的這份命定并非沒有補償：作為一個譯者，他一生之中會遇到無數的人，他會用一種深入的方式與這些人相處，維護這些人的存在，賦予他們生 命。這是多么快樂的一種存在方式�。褐挥性诜�譯的世界里，多情絕對不是問題，我好像就是因為這點才開始翻譯的。我一點也不尷尬。

　　注：本文系作者在“梁宗岱譯壇”上的演講。

　　譯  文

　　我一直希望回到非洲，回到童年的記憶，回到 我情感和決斷的源頭。世界在變化，這是真的，而豎立在那高高的草地上的東西，在帶來草原味道的熱乎乎的氣息中，在森林尖銳的聲音中，能夠讓唇際感受到散發 著天空、云彩那種濕漉漉的味道的東西，這東西比任何故事離我都要遠，沒有一次旅行能夠允許我重新回到這一切。

　　但是，有時候，走在一座城市的街道上，很偶 然的，突然間，在經過某個正在建設之中的大樓門前時，我呼吸著才澆鑄的水泥散發出來的冰冷的味道，我就來到了阿巴卡里基的簡易房里。我走進我的臥室，一個 陰涼的立方體，我看見門后，我們的貓掐死的那只藍色大蜥蜴，它以此來表示對我們的歡迎�；蛘�，在我最未曾逆料的時刻，我會突然間被俄果雅花園里濕潤的土地 香味所包圍，季風圍繞著屋頂打轉，在干裂的土地上劃下一道道血紅色的溪流。甚至，在堵在林陰大道上的汽車發出的轟鳴聲里，我會聽見艾雅河發出的或溫柔或沖 撞的音樂聲。

　　我聽見正在叫喊的孩子的聲音，他們在喊我， 他們站在草坪前，在花園的入口處，他們帶來了卵石和羊脊椎骨，想和我一起玩，想帶我去抓水蛇。下午，跟媽媽上完算術課之后，我在遮陽游廊的水泥板上坐下 來，在天空的炙烤之下，燒制黏土做的神像，放在太陽下燒。我能夠記起每一尊神，他們的名字，他們舉起的胳膊，他們的面具。雷神阿拉西，母神恩谷、艾可－伊 菲特，調皮的阿格烏。當然他們有很多，每天我都會造一個新的名字，他們是保護我的“氣”、我的神，會為我在上帝面前說情。

　　我要看著在黃昏的天空燃燒起來的火焰，看著 閃電靜靜地在灰色的、鱗狀的、周圍勾勒著火一般輪廓的云朵間流淌。等到夜幕落下，我會聽見雷的腳步越來越近，一波波的，讓我的吊床晃個不停，油燈的火焰也 在搖曳明滅。我聽見媽媽的聲音，她在數閃電離去需要多少秒，并且按照每秒333米來計算閃電的距離。最后是雨帶來的風，很冷，威力無比地在樹梢上空掃蕩， 我聽見每一根樹枝在呻吟，發出噼啪的聲音，房間里的空氣中充斥著雨水拍在地面上揚起的灰塵。

　　這一切都是那么遠，同時又那么近。一塊纖薄的、簡單的、如同鏡子般的板壁分隔了今天的世界和昨天的世界。我說的不是鄉愁。這種類似被遺棄的痛苦從來沒有為我帶來過任何愉悅的感覺。我所說的是物質，是感覺，是生活中最邏輯的部分。

　　是某種給予我的東西，某種重新給到我的東 西。我童年中完全匱乏的東西：有一個父親，在他身邊，在家庭的溫情中長大。我知道我錯過了，沒有遺憾，也沒有特別的幻想。當一個男人日復一日地看著他所愛 的女人的臉上的光影變化，當他在孩子的眼神中守候著轉瞬即逝的光芒。這一切，任何肖像畫，任何照片都無法捕捉到。

　　——袁筱一譯勒克萊齊奧著《非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