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登：詩歌傳情

W.H。奧登

　　奧登精于描繪20世紀的歷史和他個人的情感史，兩者常常出現在同一首詩歌中�！秺W登詩選：1927-1947》遴選了他創作生涯前半期的詩作， 大致寫于他20歲至40歲期間。奧登最早期的作品多是表現因家庭、過往經歷或愛的可能性而產生的自我疏離感，同時也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中個體彼此隔絕的困 境，不管如何，凝聚人類群體的那些傳統紐帶已然斷裂了。

　　在20世紀30年代，奧登變得更為自信與成熟，與此同時，歐洲正經歷著一場經濟大蕭條；他的詩作對個人情愛更確定了些，也開始探索社會變化的可能性，要么經由某種變革，要么通過內在的“心靈轉變”。

　　在1939年至1945年間，奧登的詩歌變得趨于悲觀，即便抒寫相愛的忠誠，也暗含了個體和國家的負罪感，意在揭示同時摧毀了私人生活和國際環 境的毀滅性錯誤。這部選集的后半部，在1945年之后的作品中，奧登逐漸看到了某種重生的希望：身心的分裂仍可彌合，國家與人民之間仍有可能連結為一體。

　　奧登1907年出生于英國的約克郡，父親是一位頗有名望的醫生、公共健康領域的教授，母親則是一位專職護士，他是家中的第三子。奧登的語言和視 野總帶有某種“科學”色彩，更多基于顯在的事實而非一廂情愿的想象，但他首先還是一個有“愛”的詩人，總在關注對愛的圓滿實現產生阻礙的因素，無論它是來 自外部社會，還是出于內在的焦慮。

　　在過去3個世紀的英語詩人中，奧登對情感和道德的經驗作出了最為廣闊的回應，在修辭和風格方面也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當他自我期許“若有可能， 愿成為大西洋的小歌德”時，他提到了歌德，在莎士比亞之后的歐洲詩人中，惟有他才在廣度和深度上超越了一己自我。奧登擅寫動人的謠曲、諷刺性的雙韻體、格 言體謎語詩，也能處理滑稽歌曲、圣誕歌曲；有對風景和歷史的沉思，也有表現主義的文字游戲；戰時他會在酒吧里寫巴洛克風格的田園詩，也會寫諷刺性的祈禱文 和政治短文。此外，他也能嫻熟駕馭五行打油詩、和歌、散文詩和十四行詩等各種詩體，而且，總會在語調和文體上創新出奇；而他的愛情詩包含了渴望、失意、狂 喜、厭倦、親密、疏離與挫敗等諸般復雜的感受。在寄給朋友的一封信里，他曾這么寫道：“對我這樣的詩人來說，自傳是多余的，因為不管如何隱晦，發生在你身 上的任何重要事情都會含攝在一首詩作里�！�

　　奧登在信里提及的“隱晦”并非意指“表達之隱晦”，相反，他將此種做法視為文學與道德上的缺陷。他在詩作中加以掩飾的東西，有時恰是激發他投入 寫作的某個實在經驗，時隔多年之后，他常會不辭煩勞地以散文形式再作確認。譬如《夏夜》一詩，寫成30年后他曾特意撰文，婉轉而明確地闡明這首詩的創作觸 因是“大愛的想象”：某天晚上奧登曾和三個朋友一起閑坐(他們都是一所英國學校的教師)，有生以來他第一次“確切無疑地認識到……所謂‘愛鄰人如己’的真 實含義”。這篇文章也間接透露了另外的訊息，奧登寫于1939年的幻想性情詩《先知們》《有如天命》《預言者》《重要約會》都曾受到他所稱的“厄洛斯幻 念”的激發，某種突如其來的“啟示”，“照亮了個體的人”。

　　在其他詩作中，奧登回應了外部世界的一些公共事件，其個人觀感多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經驗，而非訴諸于籠統的半官方聲明。1939年奧登在戰時中國 的旅行催生了一組十四行組詩，他的如椽巨筆同時描繪了宏觀的歷史變遷和短瞬的地方性事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收入這本詩選的下半部)，《城市的悼念》寫于 1945年在戰后廢墟般的德國旅行期間，它喚起了奧登對歷史和宗教的省思；而冷戰期間國際間的緊張局勢、語言和思想的扭曲，則催生了《禱告時刻》《阿基里 斯之盾》《基希施泰滕的圣臨節》。

　　奧登私下里很清楚自己的名望地位，但他很謹慎，一直避免公開發表那種泛泛而談的個人主張(某些聽信表面言辭的批評家就此將他貶為次要的詩人，卻 讓那些善于自我鼓吹者暴得大名)。他將W.B。葉芝和T.S。艾略特這些現代主義文學前輩奉為開創新范式的勇敢拓荒者，而將自己和同時代人描述為繼承其歷 史遺產的守成者。他并沒有明確地予以說明——但在詩作中曾一再暗示：相比開拓者，守成者的工作在道德上更為復雜，而在美學上更為深刻。他有時會自稱為喜劇 詩人，這再次誤導了讀者，讓他們天真地以為他只期望在文學史上占得一個次要地位；但他的詩文也強調了如下事實：在古典時代，喜劇性作品似乎不及悲劇性作品 來得深刻，而對現代作家來說，因為普遍輕視猶太教和基督教中關于平等和愛的想象，喜劇要比悲劇來得更偉大。奧登的早期作品呼應了但丁《神曲》中普遍存在的 喜劇想象，中年期的作品暗合了莎士比亞傳奇作品中的神秘喜劇想象，而他的后期作品則讓人聯想到歌德恢弘而連貫的想象。

　　奧登的詩作經由喜劇化方式揭示了深刻的真理，因為任何東西都有可能毀于浮夸。一首詩，倘若以“讓時鐘全都停擺/把電話線拔掉”起句，是以喜劇性 的夸張方式來表達深沉的情感，因為深沉的情感總是夸張而極端的，而就效果而言，一首喜劇性的詩要比一首故作正經的詩更具感染力。

　　奧登對英語語言的熱愛始終不渝。他有意識地使用了幾乎不可轉譯的詞匯和修辭效果。此外，終其一生，他對整個的英語詩歌史都興趣盎然，囊括了主流 與非主流的作品：從《貝奧武夫》的匿名詩人，朗蘭德、米爾頓、德萊頓、蒲柏、拜倫、溫斯羅普·麥克沃思·普雷德、狄金森、丁尼生、霍普金斯和格拉夫斯，直 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有這些詩人——包括除此以外的很多詩人——他都曾在自己的詩作中予以呼應和模仿。他曾這么寫過：人類這個物種之所以最為聰慧， 全因他最溫情仁愛能表達感情。而他的詩歌，已為智慧與愛之間的緊密聯系提供了完美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