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競：趙瑜訪談實錄——《獨立調查啟示錄》出版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6月16日10:46 來源：長治日報

　　趙瑜《獨立調查啟示錄》這部厚重的作品集面世后，我對趙瑜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訪談，話題圍繞作家的經歷和作品展開，深入探尋了這位極具個性的紀實文學作家艱辛而又詩意的成長經歷、被燦爛光環和黑暗倒影纏繞的傳奇人生，永遠充滿顛覆性和探索性的獨立調查寫作，以及他對紀實文學創作從未停止過的思考。

　　從小喜歡寫作，當運動員是為了吃飽飯

　　朱競：趙瑜先生您好！首先請您談談，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您說自己小時候曾和趙樹理這樣的大作家住在同一個院兒里，還曾受到過著名作家馬烽、孫謙先生的指教，是否受到了他們的一些影響？

　　趙瑜：我從小就喜歡寫作，經常寫點兒歪詩什么的。我小時候生活在太行山區，在上黨地區的中心城市--長治。我父親在晉東南地委宣傳部工作，我們地委大院里住著趙樹理，他有時候會去我們家做客。但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文革就開始了，趙樹理被打死了，我父母也被下放改造，沒人再琢磨寫作這個事兒了，誰還寫文章��？但是我還是特別喜愛這個東西。

　　記得是在1972、1973年前后，這時我已經十幾歲了，有一天，晉東南地委賓館住進兩個干部，一個是名作家馬烽先生，另一個是名作家、編劇孫謙先生，孫先生一生寫過26個劇目，目前我國可能還沒人能超越。他們當時也被下放到了平順縣，那次是臨時抽調上來修改一個劇本，名叫《快馬加鞭》。我碰巧去那兒找朋友玩，就看見了他們在賓館小黑板上互相寫的留言。朋友慫恿我去向他們請教，還買了包煙讓我帶上。

　　那是西樓三層頂頭的房間，鋪著紅地毯，兩位先生正當壯年，坐在地毯上下棋。我做了自我介紹，然后向他們請教應該怎么寫作。他們兩人很驚異地互相看了看，會心地說：你看看，現在還有人學習寫作！(笑)那個時期，我們那個地方剛剛結束武斗，大批的野戰部隊剛撤走，誰還搞寫作這玩意兒？在文革那樣的環境下，他們又能說什么呢？孫謙先生說得少，馬烽先生就說：嗨，怎么說呢，你就多寫日記吧(笑)。這是他告訴我的唯一的寫作方法。

　　時隔幾十年，到了1988年，我已經調入山西省作家協會，成為專業作家了，和馬老、孫老住在一個院子里。某一天我跟馬老閑聊天兒，向他提起這件事，他驚訝地說：那個小孩兒就是你��！你走之后，我們倆還激動了半天。(笑)

　　我差不多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一直在寫。再一個，我做運動員的時間比較長，練過籃球、自行車等等，運動隊要求每個運動員都要做訓練日記，有些到現在還保留著。這么多年來，我的感受就是：寫作就像一個人開工廠，廠長也是你，員工也是你，一個人弄得挺忙。每項工作都無法重復，誰也教不會，別人根本沒法幫助你。

　　朱競：您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運動員，參加過游泳、自行車、籃球等多項體育訓練，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請您講講當時的情況。

　　趙瑜：我是在“文革”時期，參加了晉東南體委的運動隊。晉東南體委是一個組織十分發達的地區級體委，擁有航模、摩托車等其他地區少見的運動項目，好多地委的孩子被優先選入體委運動隊，“文革”前夕，我開始在那里學習游泳。

　　1966年夏，我準備上小學六年級之際，“文革”爆發了。那就是一個亂局。長治地區發生了連綿很久的武斗，那是真正的戰爭狀態。紅字號和聯字號兩派，手里都有大量的槍支彈藥，發動了割據、征兵、占領據點等戰爭行為。當時長治的兵工廠很多，而且都是生產常規武器的，幾個大的兵工廠都被卷了進去。普通市民封堵了自家門戶，蜂擁外逃，長治這座空城成了真正的戰場。直到1968年，大批野戰軍開赴太行山區，才把武斗鎮壓下去。

　　我們就讀的友誼小學，是晉東南地委子弟學校，蘇聯人幫著建造的，包括晉東南地委的大樓，也是蘇式的，莫斯科結婚蛋糕式的平頂建筑�！拔母铩北�發后，所有的學生都失學了，我們這些小學的孩子，純粹成了小游民：當紅衛兵的大孩子們不帶你玩，想回家吧，也沒有家。父母都成了黑幫、走資派，整天挨斗、勞動改造，有的住牛棚，有的住五七干校、住看守所……總之，當時形成了一個非�；靵y的社會。

　　我奶奶早就被趕回了河北老家，弟弟妹妹去了親戚家，家都散了，我就跟著一伙無家可歸的地委子弟開始鬼混，過著一種小型的原始共產主義生活；有時住在小伙伴家，他們全家被趕進自行車棚改造的一排小屋，好歹可以遮風避雨。我們逮著什么吃什么，也小偷小摸，茍延殘喘地維持生活。記得有兩個小伙伴，直接進了武斗的據點，幫著大師傅做飯，后來人家還給他倆分配任務，讓他們挎著籃子，去炸掉對方的據點，我們很是羨慕，揭開籃子蓋看，里放著四顆手榴彈，而且都是拉好弦兒的(笑)。武斗結束后，我上了長治一中，但很快，父母又被下放到了鄉鎮。

　　這個時期，我就一直在運動隊里混，因為這里可以吃飽飯，還有發的運動服可以穿。冬天來了，游泳訓練結束了，又不舍得離開，就去找別的項目，所以我在運動隊輾轉從事了游泳、自行車、藍球等訓練。時間最長的是打籃球，從少年隊到職工隊，再到當教練，我成了一個跟體育分不開的人。直到后來我考入了晉東南師專，才告別了體育。

　　太行山區的小作家拿出了《強國夢》，一點兒也不奇怪

　　朱競：正如您所說，長期的體育生涯和對體育界的近距離了解，催生了《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籃球的秘密》等一系列體育題材作品。那么在長治這樣偏遠的太行山腹地，您是如何考慮到中國體育的全局和深層問題的？

　　趙瑜：因為長期從事體育運動，雖然身處長治這樣偏遠的山區，我關注中國體育問題卻是很自然的事情，一點兒不感到隔膜。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蘇曉康來到長治，曾驚訝地問我：你的《強國夢》就是在這兒寫的？我說，這一點兒也不奇怪(笑)。

　　一個作家的寫作是無法離開他生活的土地的，他最好的作品，一定是和這片土地息息相關的。從晉冀魯豫解放區時代直到文革前后，長治的體育運動氛圍非常濃厚，組織十分發達。我國的體育體制早期是半軍事化的，長治所在的晉東南地區(即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主體)城鎮化程度高，小工業比較發達，因而體育的重鎮便被放在這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文革”前。

　　“文革”期間，正規的體育部門、體校、運動隊都被摧毀了，可是非正規的運動隊還有，省市乃至全國的體育賽事反而更多了。人們幾乎沒有其他娛樂活動，體育比賽成為民間極其重要的文化項目，自行車、游泳、摔跤、田徑和幾大球類，這些教學成本相對較低的運動項目都得到火熱的開展。每天，大小運動場都很熱鬧，人們沒事兒干，都來這兒參加運動，或者湊熱鬧。全國各地，公有制下的群眾性體育運動異常發達，長治尤其如此。

　　我從小就處在這樣一個體育運動的發達地區。而且，國家體委的五七干校就在長治，干部下放全都在這兒，有一個由跳傘訓練基地改建的很大的干校農場。像何振梁、李夢華、莊則棟等體育名人，甚至各種體育專家、帶頭人，一度曾經云集此地。我的不少隊友、朋友后來都在國家、地區級體育部門工作，有的現在還是國家隊教練。因此，我的《強國夢》等體育作品，是基于多年來對中國體育的近距離了解、觀察和思考。

　　這些報告文學問世后，許多專家感到不可思議：一個長治的小伙兒，怎么會想到體育的本質、金牌的利弊、體育體制和政策這些鮮為人知的問題？(笑)其實對我來說，體育已經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不需要刻意去追索。

　　朱競：《馬家軍調查》是您的體育三部曲中最具影響的一部，寫了幾十萬字，是什么促成您寫了這部長篇作品？

　　趙瑜：在寫完《強國夢》和《兵敗漢城》之后，我覺得這兩部作品比較單薄，故事性和文學性不強，沒寫出體制和人性中更深刻的東西，只是在理念或視角方面較有突破性，自己總覺得不滿意，一直在尋找更合適的體育題材。

　　1994年深冬，馬家軍忽然發生了兵變。亞洲人在田徑項目上取得成績是很難的，馬家軍居然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績，更加戲劇性的是，這支隊伍居然從萬眾矚目的高臺上瞬間跌落，崩潰了。我感到這里面有很多東西可以挖掘。春節剛過，我就一個人坐火車去了遼寧。經過調查我發現，這么小小的一支省級女子中長跑運動隊，竟然這么復雜。

　　經過50多天的采訪，兩個多月的寫作，《馬家軍調查》完成了，基本彌補了我在體育題材寫作上的缺憾。但今天看來，40萬字太長了，應該精簡筆墨；太多的信息也容易被人斷章取義。從那以后，我的單部作品再也沒有那么長了，都盡量少用閑筆。

　　朱競：《馬家軍調查》1998年5月被《中國作家》雜志�？�發表，在其辦刊史上可謂絕無僅有；這部作品被譽為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最具代表性、爭議性和影響力的著作之一，引發了轉載、討論甚至盜版的風潮。其這次出版的《馬家軍調查》與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趙瑜：《馬家軍調查》1995年底開始采訪到1996年夏天就寫完了，當時給很多出版社都投過稿，但沒有一家敢拍板。直到1998年，稿件交給《中國作家》雜志社也有兩年了，一直得不到回復，有一天我就去這家雜志社準備拿回原稿。走出社編委領導的辦公室碰上了蕭立軍，當時我并不認識他，但他知道我，因為《強國夢》《兵敗漢城》。他問我干什么，我說了這部書稿的大致情況，他說能否留下來給我看看，我說可以啊，不過這次不能再拖那么長時間了。他說給我兩個星期。就這樣，很快蕭立軍就跟我聯系，說他準備說服其他領導，發表這部作品，我很驚訝。又過了一陣子，他叫我去北京一趟，具體談一下稿件。這次見面，他鄭重跟我說，整部稿件很好，是優秀的作品，但里面關于興奮劑的一章發表時需要刪掉。我不同意。他說，你要知道，這是編委們爭議最大的地方，前面拖那么長時間，這是核心問題所在。我說不能刪除，因為這是事實。經過幾個來回，老蕭最終把我說服了，他的原話是，趙瑜你寫《馬家軍調查》難道就是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馬家軍失敗就因為興奮劑？我說不是啊，我是要寫出來我們體育本質的問題，金牌、體制和具體的隊員、具體的人性這些東西。他說，但是有這章，在社會關注度這么大的時候，你想過沒有，可能沒有人再思考你要揭示的問題，而會把焦點都放在這里，那你的目的會完全被曲解。這番話我到現在記的很清楚，我感到他說的有道理。就這樣，這部書稿在刪掉了這一章之后發表了。

　　發表之后，轟動隨之而來，一時間全國的多半媒體都把這當成了焦點，連載的、討論的、評述的，連渡輪的碼頭和長途汽車站都是關于這個話題的各種印刷品。老馬喊冤，沸沸揚揚，他一時請了名律師谷開來準備跟我打官司，但最后不了了之。這些事情后來在很多出版物里都有專門的介紹，包括谷開來自己也寫了一本書記錄這個過程。

　　后來國家體委和新聞出版部門組織人員都對這部作品的真實性進行了調研，確定沒有杜撰符合事實。但即使如此，出版單行本還是拖到了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才第一次出版了圖書單行本。后來還有長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都陸續再版過。但都沒有被刪掉的那一章。但這一章這次出版作為附錄補上了，是一個全本了。

　　從巔峰跌入谷底，是一個人走向堅定的過程

　　朱競：從山西省作協最年輕的會員，到全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您似乎僅僅用短短五、六年時間，就實現了別人半生的夢想�，F在，再次回顧這段爆發期的情況，您是否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趙瑜：是的，很多想法都變了，我自己也有了很多的變化。

　　1983年，我考入晉東南師專政治系。此前，我已經工作好多年了，先是在晉城市巴東化肥廠當工人，后又調入長治汽車修配廠和交通局機關，做過體育宣傳干事，寫過材料，當然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打球上。高考的時候，我也考慮過學體育，還參加了一些測試，這時，已經恢復工作的父親說話了：你怎么還沒玩兒夠��？我最終放棄了體育。

　　上學期間，我依然熱愛寫作，成為一名作家的想法非常強烈(笑)。后來有一篇紀實性散文發表在北京的大型文學刊物上，又獲得了山西省“趙樹理文學獎”，我因此成了省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我還寫了一個上下集的劇本，給了山西電視臺，忽然有一天，電視臺導演、制片等一干人馬來到學校找我，他們準備投拍這部電視劇，我內心狂喜，表面卻裝得很淡定(大笑)。這部《山里人》成為山西第一部現實題材的電視劇，那時我才二十多歲。

　　那個時候，我還是有成名成家的壞思想，寫作也跟著宣傳風向走，總在琢磨：什么東西能讓人家重視��？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會有一定的動力作用，但是，當你到達一定程度后，會發現這種思想是很淺薄的，就算靠著它成功一兩次，如果沒有真正對文學的熱愛，和對人世一整套成熟的看法，你也不會走多遠。到了后來，我就覺得管他什么成名成家啊，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不去隨波逐流；現在，就已經變成了不希望被他們重視了。

　　我在上學期間的另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是《中國的要害》，主要是在寫法上有一定開拓性，被評論家稱為中國問題報告文學中較早的作品，即全景式報告文學。作品主要揭示了中國的交通問題，其后出現了一批揭示中國郵電、糧食、獨生子女、出國潮等各種問題的報告文學作品。它最初發表在地區文聯的刊物《熱流》上，后來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得到山西省著名評論家的很大肯定。另外那時還有一個小長篇，《但悲不見九州同》，是關于文革問題的。

　　畢業后，我從交通局調到晉東南地區文聯，擔任秘書長。1988年，《強國夢》和《兵敗漢城》先后發表，產生了較大影響，我被正式調往山西省作家協會，成為專業作家。從1986到1989這幾年，我常常住在北京，和劉賓雁、蘇曉康等作家交往比較多。那時，我和蘇曉康住在軍博附近的小平房里寫稿子，他已加盟了《河殤》劇組，正在寫本子，我在修改《強國夢》，我們可以說是最早的北漂一族，都顧不上回家(笑)。

　　全國各地文學活動盛行，那是變革的時期，國人在思考，有表達思想的訴求；很多年富力強的作家活躍在報告文學領域，推出了不少報告文學名篇，我的作品在全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但當時也出現了作品質量良莠不齊的情況，我在1988年寫過一篇文章《清醒才有前途》，指出理性至上、思想大于形象，不符合報告文學的創作規律；其重心是要寫人，表現人心和人性，要在紀實的同時努力保持文學性。

　　朱競：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中，你有很深的介入，其后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看守所里被收容審查半年之久。雖然如今已成為往事，但這段經歷無疑對您的創作和人生發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您能否談談這段經歷？

　　趙瑜：1989年春夏我在北京，那個事件對我的影響的確至關重大。人生際遇的轉折跌宕，必然會迫使人做深入的思考，對自己以前那種憤世情結、有失輕率的處事方式、不計后果的寫作態度，以至對人生命運的看法，進行反思和修正。一個年輕人在短暫的幾年時間里爆紅，集中發表了多部作品，正擁有著順利的人生和愉快的創作，陡然間進了大牢，從生活的高點跌入谷底，落差的確很大。

　　陜西這個地方跟我有很深的淵源，我逃離北京之后，決定先去西安避避風頭，當時，西影廠電視劇部正在籌拍“強國夢”，曾多次邀我加盟。一到西安，劇組副導演悲痛地告訴我：劇組已經解散了，早上剛剛開會宣布。只見導演組正在收攤兒，原本墻上貼的各種分鏡頭表都被扔進了垃圾桶(笑)。正在彷徨無計的時候，我遇見了作家白描。白描找了一輛吉普車，夜色茫茫中，我們向興平縣的馬嵬坡駛去。(大笑)

　　我先在朋友的養雞場當了半天技術員，一看不行，只好又去果園當技術員了(笑)；本想著果園里一定是綠樹蔽日，結果發現，全是矮化蘋果，才一米來高(大笑)。我一個人窩在小破房里，八百里秦川時�；厥幹�秦腔的鏗鏘曲調，某天晚上，我趁著夜色去村里看戲，聽著激越又悲傷的唱腔，竟然淚如雨下。很快，我的行蹤就被派出所注意了，我決定離開，包里只揣了一本朋友的《哥德隨想錄》(笑)。輾轉去了青島、石家莊等地，我決定回到長治，太行山里有得是朋友和偏僻村莊，何必連累別人呢？

　　可能是在劫難逃吧，我最后還是不得不回到山西省作家協會。作協大院里全是警察，沒兩天我便被警車帶走，關進了太原市上馬街看守所，開始了囚徒生活。不過我發現，一個人小時候皮實點兒沒什么壞處，落入那種處境，有的人就崩潰了，但當時我就想：咱小時候不是經常這樣嗎？只當一切從零開始，又不是不會寫東西了！

　　看守所里，政治犯、刑事犯混雜，其中有位大學老師正被黑老大欺壓。黑老大知道我是寫《強國夢》的趙瑜之后，反而把我奉為上賓(笑)。在我的威懾下，他不敢再隨便欺侮那位老師，此后，我和他一直暗中較勁兒，有天半夜躺在鋪上打了一架，最終將其制服(大笑)。這個黑老大出獄后還很關心我，他開辦了幾家歌廳，很快發了財，最后由于發生黑道上的沖突，身中3槍而亡。監獄生活復雜極了，我在里面經常會幫人寫訴狀，也救過一兩條性命，這段經歷也許以后會寫進書里。

　　人在看守所里，不能有筆和紙，無法書寫，卻反而會進行沉重的反思，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文學活動，反思國家的一些事情。對一個作家來說，挫折和磨難都是財富，需要有這么一個過程。如果一個人始終那么順遂，他也不會變得那么堅定。人的堅強和最終目標的確定，都是在反復動搖中逐漸形成的，因為身陷牢獄，我在反復的思想較量中反而明確了許多東西，比如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寫什么樣的作品，在反復的動搖中，一個人最終才能走向堅定。

　　獲釋后不想寫作，轉而拍攝紀錄片

　　朱競：1990年代初期，您拍過幾部紀錄片，請談一談當時拍片的情況。此外，您的影像創作為您的文字創作帶來了哪些變化？它們有何共通之處？

　　趙瑜：1989之后的兩三年，很多作家都沉寂了，新聞出版界的控制很嚴，人們的思想也很迷茫。我也無心寫作，后來應山西省委宣傳部的邀請，寫了一部文獻藝術片《趙樹理》。一共寫了6集，但因為某些原因，講述趙樹理慘死于“文革”中的最后兩集竟然沒有拍。那時我年輕氣盛，也有一些怨氣，在看片會上得知這個情況后，當場離席，起身就走了，后來也一直不愿提起這個作品。

　　這件事后，山西省委表示支持我搞創作，給山西電視臺撥款500萬元，拍攝大型紀錄片《內陸九三》，由我擔任策劃人和總導演。我們組織了山西省十幾位主力作家擔任撰稿人，連續拍攝24部，從1992年到1994年，做了3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這部片子兼顧紀實性和文學性，描述了山西及周邊省份人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廣泛好評，獲得了中國首屆紀錄片特等獎。但是有些內容因為敏感，無法在電視臺播出，讓我很苦惱。就在這時，出現了馬家軍兵變，于是我重新開始了更具自主性的報告文學寫作。

　　紀錄片是視覺性的東西，時間限制比較嚴格，一般也就30至50分鐘一集，非虛構文學則不同，可以寫得很長。兩者也有相同之處，比如說都需要精心裁剪，哪些東西是值得看的，哪些東西不值得，兩者的要求是一樣的，要選擇那些重要的、精彩的、能表達人物內心的東西，去掉一些蕪雜的東西。此外，紀錄片和報告文學的語言表達都一定不能啰嗦，要直奔重點。它們核心的東西也都是追求真實，體現生活本質的真實，以及心態的真實。如果兩者都兼顧好，那所表現的人物就是有價值的。

　　做了這么多紀錄片，如《內陸九三》、《大三峽》等，對我后來的文字創作很有幫助，《馬家軍調查》就是在拍攝紀錄片之后緊接著寫成的。拍攝紀錄片的經驗告訴我，好的作品一定是能直抵人心的，所以我對馬家軍做了大量調查和詳實的筆記，忠實記錄了每個人的狀態，還借鑒了紀錄片中常用的剪輯方法，去掉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留下了最真實、精彩、核心的東西。

　　《尋找巴金的黛莉》，寫出了近代歷史中大家族的破滅

　　朱競：《馬家軍調查》之后，您又推出《革命百里洲》、《尋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嶺的訴說》、《火車頭震蕩》等多部作品，多次引起轟動。這些作品為您帶來了眾多獎項，包括三次徐遲報告文學獎、三次中國作家獎、三次魯迅文學獎等等，您簡直成了獲獎專業戶。在這些作品中，您自己最滿意的是哪一部？

　　趙瑜：一個回答是：下一部(笑)；另一個回答是我比較欣賞的一位外國導演說過的一句話：我的作品就像一面打碎的鏡子，它們在太陽底下每一片都閃閃發光(大笑)。

　　我自己最看重、份量也最重的，應該說是至今無法發表的《犧牲者》；而《尋找巴金的黛莉》，評論界認為它兼具了紀實性和文學性，說實話，我自己覺得份量一般，但勝在精簡，技巧上比較講究；《革命百里洲》在反映現實的深度上，得到了魯獎評委們的一致肯定；《籃球的秘密》在寫法上有一些探索，是分成40個問題來寫的，讀者可以有選擇地閱讀。

　　在《尋找巴金的黛莉》一書中，我并沒有展開鋪陳，只是集中地敘述，讓人讀起來很過癮。這本書表達的東西很多，就看讀者側重于哪個方面。北大教授陳曉明寫了一篇書評，比較中肯，指出這本書有兩個亮點：其一是自發天成的新歷史主義筆法，其二是寫出那些大家族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的破滅。黛莉生長的趙家是一個大家族，但歷經日本占領、解放戰爭，不斷走向衰敗，在共產革命勝利后，全家分散到了11個省，這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情況吧。不過這本書也引發了讀者們對歷史、婚姻、現實和愛情的思考，這就是智者見智的事情了。

　　《犧牲者》，一部浸血的晉東南“文革”武斗史

　　朱競：《犧牲者》是您在《尋找巴金的黛莉》里反復提到的一部作品。古董商人老趙被害的那個晚上，他的血濺在了這本打開的書上，作為“文革”武斗的親歷者，他被這本書深深吸引。請您對這本書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趙瑜：《犧牲者》這部書，主要是寫晉東南地區的“文革”武斗史實。2004年至2006年，我用3年時間完成了這個長篇，之前20年，我曾不斷地跟蹤、追尋有關史料。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采訪了很多人，調查了很多事兒，也掌握了很多資料；那些“文革”史實極其血腥殘酷，使人非常悲苦，我就在這種心境下艱辛地完成了全書寫作，分上中下三卷，共100萬字。

　　寫作《犧牲者》，可以說是讓我刻骨銘心的、這輩子非做不可的事。我在上黨地區長大，成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這個地區發生了那么大一個歷史事件，卻不為外人所知，很快將被時間淹沒，你這個作家沒有責任去寫它？不完成這部書，我覺得對不起這片土地，對不住自己搞文學這件事。這部作品也許不是我寫得最好的，但可能是我最重視的。

　　《犧牲者》至今沒有正式出版，對我是非常痛苦的事。我對獲獎之類的事情沒有多少想法，只希望這部作品能順利發表，被更廣泛地傳播，期待更多的讀者能夠看到它。

　　要想懲罰一個女人，最好讓她嫁給一個作家

　　朱競：您認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養？他的生存狀態又是怎樣的？

　　趙瑜：鑒于報告文學的現實性和批判性，報告文學作家在人格建造上也會有所不同。首先，他一定要能承受孤獨，能夠忍受苦悶、壓抑、甚至灰暗絕望。其次，他還需要有獨立精神，懂得獨立思考，具有大膽質疑的精神，能夠鍥而不舍尋求事件的真相。誠然，面對復雜的社會局面，作家要有應對的靈活性和豐富性，但他絕不能棄守內心簡約、獨立、單純的一面，要敢于講真話，敢于揭示真相。

　　說到孤獨，你去調查事件是孤獨的，例如我寫《馬家軍調查》，一個人在遼寧呆了五十多天，我不是遼寧體委、宣傳部或作協的人，我只是一個獨立作家，一個人在那里和馬俊仁、王軍霞等隊員接觸，最后才掌握了一些內情。寫作時你也是孤獨的，把大量資料濃縮為一本書，需要一個過程，在其中你是沒辦法和別人分擔的，只能悶頭苦寫，我的《革命百里洲》就是在一個山區小縣、歷經兩個月時間完成的。作品完成后，卻因為某些原因無法被人讀到，你也只能孤獨地等待，《犧牲者》就是如此，這個過程更加熬人了。

　　紀實文學有著無盡的創作源泉，但紀實文學作家也會遇到無盡的難點和痛苦，包括調查中遇到的種種困難，有時甚至白費心血。王朔說過一句話：要想懲罰一個女人，最好讓她嫁給一個作家吧(大笑)。對于報告文學作家，情況很可能更是這樣，因為你把大量時間、精力投入到了工作里，太奔波，太匆忙、太粗線條了，對創作之外的東西可能非常茫然，可能就會顧不上經營婚姻和家庭，甚至不懂得珍惜情感。但是生活需要相互理解，報告文學作家有時也沒那么可怕(笑)。

　　朱競：對于初學紀實文學寫作者，您有什么建議嗎？

　　趙瑜：我平時寫東西，往往是幾個作品交叉進行，對于職業作家，這是無奈之舉，卻也是好事情，有時可以做到互為啟發，有時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嘗試紀實文學創作，一定要從自己熟悉的題材開始，這樣才能盡快入門，寫出比較客觀的作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寫作風格，這需要不斷練習摸索；一定要兼顧真實性和文學性，既要盡可能在紙上還原事件的本來面目，又要把故事性講好，讀者才有興趣讀完它，否則，不管你要表達什么驚人思想，曾做過多么艱苦的調查，都白白浪費了。此外，一定要多讀書，報告文學寫作可能會涉及各個領域，沒有足夠的知識，你肯定無從下筆，也無法把事情看得通透。

　　當年馬烽先生指點我要多寫日記，直到現在我還保持著這個習慣，基本上每天都記，如果哪天太忙的話，隨后也會補上，這對寫作很有好處。另外，出去采訪的時候，重要內容最好記在心里，如果實在記不住，可以事先征求訪談者的同意，用筆記下來。最好別用錄音筆，采訪對象看到這種東西，心里可能會有抵觸，很多話就不愿意說了。

　　報告文學的創作是客觀寫作，一定要反對以文藝為宣傳、文藝為誰服務的理念和做法，客觀寫作就是知識分子獨立的挖掘和敘述，其中又一定有理性的篩選和梳理，深沉的反思，使讀者在閱讀之后產生思考，留下些什么，而空洞的說理，缺乏人物命運的寫作，是無法打動人心的。

　　報告文學作家，不學司馬遷又學誰呀？

　　朱競：您認為，報告文學形式雖是舶來品，但在中國有著豐厚的寫作土壤，其發展應該根植于傳統文化中，請您具體講一講這個觀點。

　　趙瑜：雖然報告文學體裁是外來的，但中國其實有著悠久的紀實文學傳統。報告文學作家應該特別重視中國文化的傳承。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報告文學的概念已經正式提出，甚至有了文集，出現了《包身工》等名作，但這個文學形式究竟應該吸收什么，重心應該偏向哪里，少有人認真琢磨。它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具有很強的革命性和功能性，這使很多人忘記了它與傳統文化的結合，導致報告文學在中國的發展總是高低起伏，有時高潮，有時低谷。

　　我們今天必須思考，這個文學形式靠什么立足，能否持續發展？很多實例證明，只有當外來的東西與中國傳統文化很好地結合，它才能發育、發展，并被中國人完全當做自己的東西加以接受；當它與傳統文化相抵觸，人們會自然地排斥它。反觀報告文學作家，不學習司馬遷又學習誰��？來自西方的東西可能提供了一個外殼，但當你要發展它、發揮它、融匯它的時候，就要到中國的脈根上尋找支持。

　　紀實文學，正是有著中國正統文化的根基。中國歷代都有紀實文學的典范之作，甚至唐詩宋詞中，也有許多紀實性的內容，比如小序、比如敘事詩等，還有三言二拍、許多民間文學等等；而純粹浪漫的、想象性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中反而是少數。中國文化的現實性，造就了中國文學歷來偏重的紀實性。我們只要仔細琢磨報告文學的寫作，就會發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厚的土壤，就會發現養育我們的最主要的根基。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報告文學這種外來形式，放在中國深厚的文化土壤中養育。

　　朱競：您從很早就開始了報告文學創作，可以說見證了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請您談談中國報告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吧。

　　趙瑜：報告文學在中國真正興盛起來，是在上世紀70至80年代。那時候，“文革”結束，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社會面臨著重大的轉型，政治思想也在逐步開放，社會政治環境寬松，知識分子思想非�；钴S，他們也有很多的東西需要表達出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賓雁的《人妖之間》等作品，都是那個時候出現的，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吸引了很多有志于寫作的年輕人投入報告文學創作，大量作品涌現了出來。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報告文學進入一個調整期，經濟大潮澎湃而起，很多作家陷入沉寂，他們在思想上感到迷茫，如果一名作家的思想不成熟、不堅定，他是無法寫出好作品的。但是，仍有一部分作家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用文字記錄下了部分歷史，如反映教育問題的《神圣憂思錄》等，都是十分優秀的作品。

　　21世紀這十幾年，報告文學又逐步復蘇起來，很多作家開始積極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等，都是紀實性和文學性結合的很好的作品。

　　中國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非虛構類文學等等，才剛剛起步，人們才剛開始關注作品的可讀性、故事性和語言技巧。許多社會問卷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讀者喜歡非虛構類文學作品，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連。只要扎根于傳統文化的土壤，報告文學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讀者基礎；只要作家們能扎扎實實地走下去，學習、吸收、創新，就一定能找到創作之路。 

　　(發表在《長治日報》2014年6月7日文化版